父亲年青时从农村走到省城广州工作，五几年的时候已经在广州拥有一份稳定工作，收入也不错，可以接济下面的弟弟妹妹。但是他一生信仰主席，听他老人家一声令下，上山下乡去边疆支援祖国建设，于是放下广州的工作，跑到刚解放不久的海南岛。那时海南岛条件非常艰苦，但经过不少南下干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建设者的一番努力，七十年代的时候，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因为海南平原地方土地平坦，不少县市还设立农机站，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作业。这在当时的大陆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加上海南岛地处热带，不仅水果品种众多，还有橡胶等热带作物，水稻更是可以做到一年三造。
我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那时父亲已经在海南站稳脚跟，期间他当然经历过文革的大风大浪，作为单位的领导，他也被手下的人戴高帽当众批斗过，但好在平安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将我接到海南，跟姐姐哥哥父亲团聚，共同生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海南度过的。
我父亲是修路造桥的，古语有云：杀人放火金腰带，筑路修桥无尸骸，父亲作为一名初心不改和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一生坚持不贪污不腐败，所以一生清寒，但他一直无怨无悔。他所在单位，那时叫做公路工区，在离海口不远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说整个单位他最大，而我，名正言顺，是单位的小霸王。那时的单位，没有高墙大院，也没有围栏或者铁丝网，因为七十年代的民风还是非常淳朴，甚至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一样，都拥有中国人的传统特质--贫穷！家家户户，有钱一点的，可能会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多数都是家徒四壁，就算敞开了大门给你，除了人，你啥都偷不了。
我们单位隔壁，就是县城唯一的客运站，因为没有围栏，所以两个不同的单位之间是相通的。我们一群小淘气，每天就跑到客运站去玩。南来北往的客人在那里流动，地上不时可以捡到客人不小心落下的小额现金或者硬币，还有就是客人随手丢弃的香烟盒子。那个年代的人，根本就没有养成不随地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的意识和习惯。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张5元纸币，被风吹着一路滚动，于是赶紧冲过去捡起来，可是兴奋劲还没过，拿到手的纸币还没捂热，它的主人就冲了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了回去，还骂骂咧咧对着我一通输出。那个年代的5元，其购买力可以等于现在的50元，所以若是丢失一张5元纸币，够他揪心一段时间的，而我当时还想着今晚可以拿回家给母亲邀功来着。
那时小伙伴们喜欢收集各种不同香烟的盒子，制作烟标。我也受他们影响，将捡到的香烟盒子/软包装拆开，摊平，用一本书把它们夹起来，一页夹一张。还记得那时的香烟，都是国产品牌居多，比如红梅，大前门，三重九，丰收，双喜，人参等等。因为穷，大家都买不起也抽不起进口香烟，什么万宝路，总督，555，摩尔等等，在那时是看不到的。各种国产烟标之中，我最喜欢，也最欣赏的是人参牌香烟，那设计跟印刷都非常精美，很自然就把自己的档次跟其他平价香烟比了下去。那时候大人们都不管，所以小伙伴们偷偷学会了抽烟，我也跟着他们学抽烟，但总学不会。他们都能很顺利地将烟雾抽进肺中，然后通过两个鼻孔排出。而我学了几次，对于这样的操作，我始终做不到，也没有耐心学习，然后就放弃了。一直到现在，除了在大学毕业出来工作的头几年，在广州的那家外贸公司里，几个男烟铲（广州人称抽烟的男子)在门窗紧闭同时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当着我和三个女同事的面大抽特抽，我吸了不少二手香烟之外，我可以说自己这辈子没抽过一支烟。
在客运站，有一个中年大叔，每天挑着新鲜摘下来的杨桃来卖。他的挑担里，除了杨桃之外，还配有一个装满盐的小碗，盐中混有我们那里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的（当然是人人都可以随便摘的）指天椒碎，那玩意小小的，但是非常辣。不知为何，海南人吃杨桃喜欢将切片的杨桃沾一下辣椒盐来吃。我们一群小伙伴们，当然是没有钱跟大叔买杨桃吃的，于是在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将小手从围着大叔的旅客小腿缝隙中伸进去，将整个杨桃偷出来。人多的时候，大叔忙不过来，自然是看不到我们的小动作的，但是等他清闲下来，或者他眼光注意到我们的时候，就立刻一把抓住我们作案的小手。不过他永远不会给我们来上一通打骂，而是要求被抓到的我们去附近山上替他摘一些指天椒，或者是捡回一些木棍（那时多数人家都是烧柴火煮食）来作为交换。我们也很乐意那样做，于是皆大欢喜，他拿到了指天椒或者木棍，而我们吃到了他的杨桃。如此循环往复，旦复旦兮，神功乃成！作为一个纯粹的很少吃辣的广东人，我竟然能够比很多广东人都能吃辣，而且在广州那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时候，还跟一个后进的河南开封小伙子比谁更能吃辣。我们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四路上的一家重庆火锅店吃完鸳鸯火锅，两人拿起红油锅底，咕咚咕咚全部喝完，不分胜负！呜呼爽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