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政治哲学中有关“自由（自由度）”的问题为例。
在交集的语义里，自由与权利是相悖的两个概念，或者说两者是负相关关系。
社会上对自由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不自觉地就运用了交集（状态）的命题方式，由于交集语义上强调的是所有权，从而造成个别与全体之间的矛盾永远都不能化解。
在交集的语义里，自我认同这个论域里的自由，是由种种自定义需求所构成。需求分为需要和想要两大类。需要是不由自主地不得不要，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体，不得不附属于空气、水、食物等等诸多“集合”所共同控制而“看上去”失去了“自由”，因此人体只具备有（稳定封闭性的）自由度。想要似乎具有自主性，但实际上每一样想要都是我们自己主动加诸自身的被控制权。想要（权利）越多，我们的分数自由度反而就越小。
在交集的语义里，自他认同这个论域里的自由，是作为一个交集性质的价值性共有的他者而存在。指者为了维护这个自由的纯正唯一性，必须依据后因果关系逻辑排斥这个交集的所有补集。当这个“自由”成为所谓的普世（人权）价值，意味着这个地球上目前的七十多亿人都“有资格”对这个“自由”行使所有权，可以说，这样的“自由”的自由度基本为零。当我们高呼要为这个自由度基本为零的“普世价值”的建立而斗争，当我们为了维护这个自由度基本为零的自由的纯正唯一性，而不惜排斥七十多亿个自由的“集合的补集”，当七十多亿人都“觉醒”起来，为了自己的“想要”而纷纷排斥他者的“想要”甚至是“需要”，难道不是天下最荒唐滑稽的事吗？
交集语义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皆是“可以同富贵，不可共患难”的“瓜分”性质的理念：只有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才“行得通”。当“想要”越来越难以满足时，这些理念带给世界的，就是隔膜、对立、戾气与纷争。
但如果根据智能性共享的性质，把自由的命题“切换”到并集的语义，个别与全体之间的矛盾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在并集的语义里，自我认同这个论域里的自由，需要部分仍然受人体生理机能的制约（仍然是交集的语义）。但想要部分，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这种“可有可无”，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就化为一种叫做“勤俭”的美德。
“勤俭”也可以“自由”？
当然可以。
“勤俭”这个词，在“是”判断语境里并不自由。因为语境中的“勤俭”是指消费观念上（即价值意义上）的节省，这种节省方式确实“挺苦的”。但在意境里的“勤俭”不是消费观念里的节省，而是需要不需要（本文下卷会讨论语境与意境的区别）。故而，勤，就是“勤快地劳作”，即“自由自在”的“乐”。“劳作”，是为了“可以有”，即“有”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勤劳所得。俭，即“不需要”，也就是“可以无”，可以“舍去”。
中国著名的黄梅戏《天仙配》里，那首经典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歌词，就很能体现这种“意境里自由自在的乐”的勤俭：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中国的“九十后超级网红”李子柒女士的视频，同样是以平常心，通过展示“四季更替，适食而食”的劳作所带给人勃勃生机的精彩镜头，为广大观众诠释了什么叫作“不苟且、不霸道、不掠夺”的需要而不是想要。
但“可以无，可以舍去”并不意味着逆来顺受。“该争”的，还是要争。只是，所争取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观学》下部哲学卷四《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里，摈弃西方的主人观，也摈弃了东方的客人观，首次提出的“受训者”理念，其“使用权”就是含有并集意义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智能性共享”理念。
在并集的语义里，自他认同这个论域里的自由，同样是关系性质的描述。这里的关系，属于一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里所“供给”的，与“受训者”理念相同，即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人）权”：大家都无权拥有，但大家都有权使用（共享）。并且，使用权还类似于工具，用完，就应该“放下”，下次需要时再用，又或者留给需要的人用。必须强调一点：是“需要”时用，而不是“想要”时用。也就是说：对开集的智能性共享性质的理解，不是（使用权）“享”得越久越好，而是要懂得放下。因为，“享”得太久，意味着工具“迟早”会变成了锁链。
要懂得放下，对“付出”及“获取（拥有）”的内涵就有必要重新诠释——“付出”的真正内涵是：减少甚至消除自定义（撕下标签）；“获取（拥有）”的真正内涵是：增加自定义（贴上标签）。
当自我认同与自他认同都同时并行并集的语义，这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分数自由度就会大大增加；当个人与政府都同时并行并集的语义，个别与全体之间的矛盾就能够大大消除。
对自由（度）的争取，不是拥有权的争取，而是使用权的争取。
从人民的角度。政府是自定义真实（的一个“状态”），是由人民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产生的一个契约式的“价值性共有”的交集，即政府是一个被全民所拥有的“民用”政府，因此政府的自由度是受人民约束的。人民对自由使用权的需求是政府的责任，人民的需求越多，政府的自由度越小。并且，政府的自定义真实与人民的真实或自定义真实之间一定存在着滞后性，即政府的具体行为一定是被动地受民众的需求所左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无为”的表现（下卷会从“非”判断意境进一步解释“无为”的本质）。
从政府的角度。作为一个交集，因为“价值性共有”而“集大权于一身”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政府不应该是“弱”政府而应该是“强”政府，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国家。在“强”政府里，所谓“民主与专制”皆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这些工具的所有权“且属于”
政府。但“拥有”工具是为了“使用”工具：民主与专制是政府自身这个交集的不同补集的“或属于”的功能性共存的并集。政府对并集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有充分的使用权，根据需要，或者是根据不同的条件，随时可“放下”或“再用”。为什么“专制”也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当人民过多地、以交集的理念“想要”，或滥用“使用权”时，只有政府的“专制”才能够起着约束作用。
一个放任人民肆意“想要”或滥用“使用权”的政府，可称为“民恣”的政府；
仅仅为了政治正确而民主的政府，就是“有为”的民恣政府；
一个政府，如果剥夺了人民对自由的使用权，这个政府才是一个“独裁”的政府。
如果充分赋予人民对自由的使用权，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民用”的、“无为而治”的、“良政”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语）政府。人民与政府都能充分合理地行使各自使用权的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智能性共享”
的“自由民用社会”。
但绝对不存在“民主”的政府。
民主政府是一个伪命题（本文下卷将根据系统学的原理进一步论证这个论点）。
因为：
从人民的角度，政府只是一个自定义真实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对一个不是真正真实的真实宣称“作主”。
从政府的角度，假如政府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真实，那当然是可以自己作主，但这就“有为”了，也就没有人民什么份了，也就“不民主”了。
有人说，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民主自由这些基本的理念上。而笔者反而认为：民主自由，与美国的“国运”是负相关关系（其实这种负相关关系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莫不如此）——在对原住民的杀戮及贩卖大量黑奴的同时，“免费”获取大片的土地及资源这种不民主不自由的“殖民”基础上累积了雄厚资本，才有之后可以凭藉高资本投入和高能源消耗而任意挥霍的民主自由。
但西方价值观意义下的民主与自由，是天然地具有相悖属性的：民主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自由，而自由会在一定范围内削弱民主——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只能“平衡”而不能让某一方“做大”（参考本章第三节关于理性作用的讨论）。“不能做大”，则意味着两者都不可能达至“理想状态”。如果不能清晰地认知两者之间的相悖性，企图“做大”某一方或双方，【唐氏悖论】的问题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唐氏悖论”（Downs
Paradox），也称为“投票悖论”，1957年由当时年仅27岁的美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在其名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唐氏悖论揭示了：定量化的政治模式与基于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的结合体之间是冲突的。如果两者都做大，即既要完美的民主制度又要理想的自由主义经济环境，产生的必然是寡头/财阀与法西斯政客共治的现象，也就违背了民主自由的初衷，即结果必然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例如：为了美国的“再次伟大”，二次上台的特朗普就只能越来越“专制”，而把曾经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自由，及种种西方自己制定的规则都弃如敝履。这意味着：资本支撑下任意挥霍的民主自由，并不具备长久的可持续性。亦因此可以断言：美国的强大在历史长河中注定了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