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港的哥拉巴公园《蝴蝶夫人》故事背景发生地
很多人是先听到（Un bel dì vedremo《晴朗的一天》），才知道蝴蝶夫人的。
那段旋律太美了，美到你一开始不会去想，它讲的是一个注定不会实现的等待。
毫无疑问，《蝴蝶夫人》作为世界十大著名歌剧之一，在古典音乐界广为流传。《蝴蝶夫人》几乎是女高音的独角戏，这部戏的好坏，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功底与技巧。
而其中第二幕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又荣登世界十大著名咏叹调之一，成为女高音演唱家飚技巧的曲目。巧巧桑深情地盼望着丈夫归来，唱到：
当晴朗的一天，在那遥远的海面，
悠然地升起一缕青烟，
有一只军舰出现······
那只白色的军舰，
慢慢地驶进了港湾，
舰上礼炮齐鸣，看他已靠近岸边！
但我不前去迎接，
我不，
我静静地站在小山坡上面，
我耐心地等待，
等待着和他幸福地相见。
1902年，普契尼谱曲时，恰巧在朋友家听到了一段中国旋律，就是来自著名的“法西尼男爵的八音盒”，他产生了灵感，把这些中国民间音乐的五音阶，还有一些日本音乐元素加进了这段咏叹调。他不知道的是，这旋律流传于闽南还有客家地区著名的小调，它在中国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十八摸》。
还有一段更著名的乐曲《茉莉花》，普契尼把它放进了他的另外一部著名歌剧《图兰朵》里面了，几乎没做改动。
《蝴蝶夫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经典的渣男和贞女的老套故事——美国军官平克顿在长崎娶了艺伎巧巧桑。在他看来，这是一段可以随时结束的“临时婚姻”；而在巧巧桑那里，这却是她全部人生的寄托。她为此放弃信仰，与家庭决裂，将自身完全交付给一个并不打算停留的人。丈夫回美国了，她在艰苦的环境下苦苦守候；三年后丈夫带着美国的妻子归来，却只为带走他们的孩子。巧巧桑在彻底绝望中选择自尽。
如果只看到这里，这不过是一个“渣男与痴情女”的故事。
但悲剧《蝴蝶夫人》的冷酷在于：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对等可言。
平克顿的“自由”，建立在一整套现实条件之上——国家、法律、身份与流动性。他可以进入异国，建立关系，再抽身离开，一切都在规则允许之内。而巧巧桑则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她的社会身份脆弱，经济上无依，婚姻几乎是她唯一的出路。当一个人把全部命运寄托在一段关系上，而另一方却只是将其视为经历时，所谓的爱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质变。
因此，这部歌剧真正刺痛人的地方，并不在于“背叛”，而在于“背叛的合理性”。平克顿并没有打破规则，他的行为在规则以内。而规则本身，就允许这种伤害发生。
当关系建立在不对等之上，爱情是否还能成立？爱情往往就不再只是爱情，或者说，它是否已经被另一种力量所替代？
混血孩子的存在，使这种不对等更加具体。这个孩子名字叫——“Trouble”（麻烦）。这个名字带着近乎冷酷嘲讽的真实：对父亲而言，他确实是负担；对母亲而言，却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孩子是她赖以存在的最后意义。丈夫有了新欢，孩子又被新欢带走，那么她死亡的结局是注定的。
其实这种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视野上的不平等一日不消除，那怕到了2026年，这种悲剧还在不停地上演。此类文艺作品也绝不会中断。
这种结构，并不只存在于歌剧舞台。
从战后背景下的日本电影《人证》，到越南题材的《西贡小姐》，再到一系列韩国电影，比如《收件人不详》等等。这样的故事换了时间、地点与语言，一遍遍重演。它们的共同点并不在情节，而在结构：一方拥有离开的能力，另一方只能承受留下的后果。
好了，打住了，不说了。为了参加活动，写了这一篇。这一写感觉要收不住了。算了，收不住又能怎样呢？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只能把自己做好。
我听了好多版本的《蝴蝶夫人》唱片，最后收藏了三套：
一套卡拉扬指挥的米兰斯卡拉大剧院，大名鼎鼎的卡拉斯演唱的版本，卡拉斯演唱最完美，技巧最高超；
一套也是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弗雷妮联手帕瓦罗蒂演唱的版本，录音效果最好，男主史上最好；
还有一套塞拉芬指挥的罗马圣赛西莉亚乐团，由苔巴尔迪演唱。也是我最喜欢的版本，苔巴尔迪的声音和歌唱方法，是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典范，意大利歌剧教科书般存在。
最后再夸赞一下普契尼，他成功地创造了不少女性形象，比如《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托斯卡》（Tosca）和《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普契尼不是把“伟大”的作品配上音乐，而是把普通的故事变成伟大的作品。就好像这个《蝴蝶夫人》，若不是由于普契尼的音乐创作，也许原来的故事早已经被人们忘记，毕竟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观众是付钱来流泪的。”——普契尼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索《晴朗的一天》来听听。我在文章开始贴的是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那个大家比较熟悉，也符合本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