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爱故我画
《母亲》 48”X60” 布面油画 1992
– 2009
今年是母亲仙逝30周年，再次发表《母亲》一画，以兹纪念
1988年，我应友人邀请到加拿大访问，后来留了下来。90年，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蒙特利尔与我团聚，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兜里并没钱，每月的工资也就6-70元钱，娘儿仨的机票是亲戚们帮着凑起来的。
扔下国内已有的一切，到国外从“零”开始拼搏，可想而知，不是件易事。
91年我的首次画展，在Westmount Gallery成功举办，有了个好的开始。
光靠卖画为生，收入既少又不稳定，因此，娘儿仨也必须帮着打点零工，以保全家衣食无忧。
对出国创业的人来说，最不适应的还不是在物质和体力上。
当人们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说着另一种语言和几乎举目无亲的新地方，都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水土不服”— 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
那岁月，我最思念的是我的母亲。
应当如何来形容我的母亲呢？
我想起“菜根谭”里有两句话：“醲肥辛干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我母亲便是这个“常”。她是和千万个普通的母亲一样普通的母亲。
母亲出生在上海郊区一农民家，没文化。18、9岁进织布厂当档车工，婚后成了家庭妇女，生育和照料着我们五个子女。
解放后，在扫盲运动时认了几个字，勉强能看个报记个账。
性格仁厚温顺，一身奉献，为了这个家，她别无所求。
就这么个和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一样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没能避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和戴上“地主资本家及反动学术权威”高帽的父亲一起，被抄家、挨批斗、没收财产、勒令扫地，受尽了屈辱。
接着，轰出北京，到湖北农村干校监督劳动。
我弟妹们也都被分去黑龙江、内蒙、云南等边疆工作或插队。
好端端北京的一个家，就这样没了，一家人东离西散，还能有比这更伤一个母亲的心吗？
积忧成疾， 85年，母亲左目失明，又因半身麻痹，摔倒在地，脊椎压缩性骨折。病因是脑下部鸡蛋大一个肿瘤。
经天坛医院赵副院长亲自手术，救了母亲一命，术后留下失语偏瘫的后遗症。
为了减少颅压，母亲头部左侧去了一块颅骨，可看到一个明显的大鼓包。
出院后，我把母亲接来我家中休养，天好时，便把她扶起，让她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我趁她不注意时，偷偷拍下了一张右脸侧面像。
洗出照片后才发现，由于反差过大，面部亮面细节几乎全无。
92年，我50岁生日，为寄托思母之情，参考这照片画了一张肖像创作，脸上亮部的细节是凭自己的记忆加进去的。
画廊老板来家中取画，一眼瞥中了这张“母亲”。
我再三解释，这是为我自己画的，不能卖；他答应不卖，只是“挂在橱窗做做宣传”，把画硬借走了。
三天后，我正好外出购物，老板来电话，告诉我老伴，有一个Westmount（西山富人区）的顾客，坚持要买“母亲”。
那时节，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手头很是拮据，老伴犹豫再三，想反正画还可以再画，经不住老板一番好话，便同意了。
等我知晓，木已成舟，只得无奈。
93年，画廊和出版社联合举办了我第二次个展，兼我的“虎与梦”一书发行式。
等候买书签字的人中，来了个亚麻色头发的夫人。(照片左二）
她恭恭敬敬递书给我的同时，轻声的告诉我：“我买了你一张画，我每天都看着它，它使我想起我的母亲···”
事后，画廊老板告诉我：“这夫人有间大厅，朝向皇家山的一面全是玻璃，厅中没别的，只在面对皇家山的墙中间，挂着你的‘母亲’···”
听到这时，我真想掉泪。
老伴后来开玩笑说：“画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时穷，养不起，只好卖掉，看到它们被好人家领养了，心里也多少有点安慰。”
一晃十多年，为生活计，我不断的工作，举办过10次个展，出版了13种书，就是没能腾出时间来重画这张母亲像。
06年，家庭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两个儿子都有了稳定的好工作，自己也到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了，我便决心结束卖画为生的状态，从画廊和出版两条战线“全面撤军”，“回到画室”，真正为自己画一批画。
2009年，我动手重画了“母亲”一画，反复画了多遍，直到确认超越了第一张，方才住手。
照片 第一幅局部 第二幅画局部
我想：母亲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这张画，她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爱绘画，我爱母亲，我爱故我画。
2012年，《母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实况（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