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可能是中国家长给孩子规划职业时最顺理成章的答案，稳定体面名声好，还有寒暑假带编制。搁相亲市场，比学历都好使。
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份工谁做谁知道。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就已经累得够呛，当上班主任后，白天跟学生斗智斗勇，晚上在家长群里来回周旋，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投诉。
好不容易熬到月底，一看工资条，差点“圆寂”。忙是真的忙，挣得也真没想象中那么多。
即便如此，当老师仍是很多人削尖脑袋也想端上的“铁饭碗”。只是现在，想端上这碗饭，越来越难了。
幼教退潮，小学老师也顶不住了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幼儿园老师。
如今的幼师，个个能唱能跳堪比爱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白天陪孩子唱歌跳舞，做手工讲故事；放学后还要拍视频，写小朋友成长记录，回家长消息……
面对哭闹打滚的“小魔丸”，她们有时比家长更有办法。可再厉害的老师，面对人员缩减的现实也无可奈何。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数量攀升至历史高峰，随后短短两年，就从324.4万人减少到2024年的283.2万人，超40万名幼师离开岗位[1]。
这股退潮几乎席卷全国，只剩下西藏和宁夏的幼教人数仍在增长，其余地区全部在下滑。
其中，湖南、山东、江西是幼师减少比例最高的三个省，降幅均超过19%。不过论绝对人数，山东、河南、广东这几个幼教规模居前的人口大省，才是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如果说幼儿园是最先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下一步就该轮到小学了。
过去不少人说，当小学老师肯定比去幼儿园稳当，毕竟孩子再少，也总得上小学，但也很快就被现实打脸。2024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多年来首次下降，较上年减少6.6万人[1]。
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17个省级行政区的小学教师数量减少，其中以黑龙江、新疆、吉林的降幅最为明显。
如果查阅地方统计年鉴，还会发现东北的教师减员甚至已经持续了20多年，黑龙江和吉林的小学教师人数，早从1998年和2000年就已经开始减少[2][3]。
当然，仍有14个地区的小学教师人数在激流勇进。但这可能是因为教育系统的调整要比人口变化慢半拍，从编制核定到招聘入职，再到教师流动，都需要时间完成[4]。
所以，一些地方的教师规模看似还在扩张，实际上只是生源变化尚未完全传导到招聘端。
相比教师人数的变化，学校的减少其实来得更早，也更容易被普通人察觉。
很多人回老家时会发现，村里的幼儿园挂着招牌，却早已没有孩子上课。又或者曾经热闹的小学不见了，校门锁着，操场长草。
的确，全国小学数量从2021年开始持续下降，到2024年已经减少2.16万所。幼儿园则在2021年达到峰值后快速回落，消失数量更多[5]。
学校生源，正在减少
老师从学校里消失，说到底还是因为孩子少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教育系统面对的都是学生不断增加的问题。学校扩建，教师扩招，增加班级，都是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孩子。
但随着出生人口下降，这种变化正沿着年龄链条逐渐向上传导。2024年发表在《人口学刊》上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全国各教育阶段的在校生规模，都将在经历短暂上升后，迎来一个持续下降的阶段[6]。
具体来说，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预计分别在2024年、2031年、2035年和2037年前后开始出现过剩[6]。
目前最明显的变化，已经出现在幼儿园。
二孩政策带来的短暂出生高峰过去后，各地幼儿园入园人数普遍回落。2020-2024年间，山东、黑龙江、江西等地入园儿童数量减少超50%，相当于入园儿童规模缩水一半多。
小学这边也是书声渐稀人渐少。尽管2025年全国仍有超一亿在校小学生，但招生人数已经从2024年开始连续两年减少[7][8]。
细看各地小学在校生情况，拿2024年对比2022年，黑龙江、江西、新疆等地降幅最为突出，黑龙江更是两年间减少近一成，排在第一。绝对数量上，河南则减少了超71万在校小学生，全国最多。
不过，这种“跌跌不休”并没有在全国同步发生。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小学在校生规模仍保持增长。大量随迁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当地城市生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
山东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受二孩政策影响，山东的人口出生率在2016年和2017年连续位居全国第一[9][10]。
这批“二孩宝宝”进入小学后，便有了一轮明显的在校生增长。2024年，山东在校小学生达到816.78万人，比2022年增加56.16万人，位居全国前列[11][12]。
当东部地区操心如何鸡娃上好学校时，西部地区还在努力让无学可上的孩子有着落。
西藏就是个特例。当地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在2022年才首次达到97%以上，并仍在持续提升[13]。越来越多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使得当地在校生规模保持增长。
而在大多数省份，随着生源不断减少，那些招不到人的学校，只能走向撤并。
有编制的公办教师，运气好的能调去周边学校，或者转做后勤和管理。但那些没有编制的代课和临聘教师，学校关门那天，往往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站上讲台。
师范生，仍在“批量出厂”
教室少了往日嬉戏吵闹的光景，校门口和操场也变得愈发空旷，可令人惊讶的是高校师范院系却一年比一年热闹。
2019-2023年，全国本科师范生招生数从42.88万人增至59.23万人，五年涨了38.16%。同期，也可能是教师预备役的教育学本科生、研究生，招生人数也都分别增加了3.48万人和2.16万人。
尽管一些头部高校有所警觉，采取了比较审慎的对策，像华东师范大学，在2025年就停招了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的公费师范生[14]。
但更多高校仍延续着过去十多年的培养规模，师范教育扩招的惯性并未轻易停下。
于是矛盾的一幕出现了，一边是部分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撤并，另一边却是越来越多师范毕业生走出校门，发现找不到一张留给自己的讲台。
就连长期承担补充基层教师任务的“特岗计划”，招聘规模也明显缩小。从2020年的10.5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2.1万人[15][16]。
当岗位变少，竞争自然越来越激烈。曾几何时，不少地方的学校招聘，本科毕业已经足够有优势。但如今很多热门地区的教师岗位，硕士乃至博士学历都逐渐成为标配。
从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也可见一斑，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中，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占比从29.07%提高到43.02%；小学教师则从70.31%提高到81.35%，专科及以下学历的老师正在被加速替代。
对学校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教师整体学历水平不断提高。
但对许多师范毕业生来说，却意味着另一种压力。同样是一张教师资格证，同样经历实习试讲和备考，能否进入学校，愈发取决于学历、学校层次以及招聘名额。
不少人考完教资考教招，还得继续再考研，最后仍要考编，一张通往讲台的门票，被一层层筛选不断抬高门槛。
也有人把希望寄托于“小班化教学”，如果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变少，理论上就需要更多教师，部分岗位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的确，在最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里，也提到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17]。
可现实情况没有那么简单。小班化不只是把一个50人的班拆成两个25人的班。教室要增加，设备要增加，后勤和管理人员也要增加，每个学生对应的教育成本都会明显提高，可想而知绝非易事。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教师都很难再回到那个读师范就不愁工作的时代。他们学的是如何教育下一代，却不得不先面对属于自己的那堂现实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