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识字比较突然，好像是上小学前不久。那时也不讲究幼儿教育，老爸老妈把我送到幼儿园就算完事。平时他们或者幼儿园老师教了什么，自己完全没印象，没想过世上还有读书看报一说。那天我们正在街上玩，街边的院墙上粉刷了很多条大标语。我看着看着突然念出了声，连自己都有点吃惊。旁边的小伙伴还不信，问你真的每个字都认识呀？后来想想并不奇怪，那会儿天天大喇叭广播都这些词儿，只不过正巧在我脑子里卡上了号。上学后第一天拿到语文书，很快通读一遍，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每学期发新课本，语文课本必定当天读完。有些课文如果只摘录了原作的部分文字，下课后还要尽快找出全文读过才放得下。所以我的语文大的方面还行，不过很多需要细扣的地方就不咋的，比如文章分段、标点符号使用、“那”“哪”区分等等，还经常读白字，算文革的教育成果吧。
我上小学前一年是文革中最乱的一年，游行、批斗大会、大串联、武斗不亦乐乎。各家父母在单位都陷入狂热的政治运动中，除去回家吃饭睡觉，基本没有时间管教子女，小孩们基本就算放飞自我了。几十个孩子，大小不一，成群结队在院内起哄打闹。有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额头比较突出，我们每次见到都会齐声高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还有一个孩子腿有点问题，那就：“远看战马悬蹄，近看步兵稍息，走起路来鸡公啄（成都话读：抓）米，睡起觉来长短不一”。如果谁的头发剪短了点更惨：“光头和尚，癞子发痒，一根汗毛也不长。太阳照在他的头上，好像一团火，好像一团火。隔壁邻居，跑来救火，原来是个光头在发光”；“地道战，真好看，就是不让光头看，光头看了要触电，触了电片子要烧烂。”同时配上自编的曲调，半哼半唱。我自己就因头发剃得太短享受过好几次类似“待遇”，以至于上小学后竟会为此赖家里不去上学。
大院中央有座独立小楼，据说是前清提督赵尔丰的公馆，当时无人居住，于是成为孩子们的天堂。我还记在公馆屋檐下掏马蜂窝的壮观场景。一架长梯搭到屋顶，两个大男孩，头上严严实实包着衣服，只露出眼睛，各拿着长竹杆一前一后往上爬。后面跟着几十个男孩，半自觉地从大到小排成队，呐喊助威，很有点前赴后继的模样。当头的大男孩靠近了马蜂窝，只是略微迟疑，下面就嚷“虚（胆小）哥子，虚哥子”。他鼓足勇气一杆子狠捅过去，马蜂群爆裂，“呜”的一声散开，黑压压地。蜂子们挺着难看的棕黑色肚子，扑扇着翅膀漫天嗡嗡，见人就冲。两个大男孩扔掉竹杆，飞身跳下，梯倒人乱，大家伙哗啦啦，玩了命似地四散奔逃。一个路过的女孩茫然地，呆站着，不出几秒就捂住脸嘶叫起来，如同杀鸡杀猪。几个成年大人冲过去拖出女孩，女孩的脸已然肿起老半边。大人们破口大骂，男孩们却早跑没了。
公馆也是男孩们弹弓大战的战场，一方攻城一方守。弹弓很简陋，一根橡皮筋缠在掰断的木头树杈上，子弹是叠紧的纸疙瘩，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我那时有点蠢，经常冲在队伍最前面。刚冲上楼梯口，就见埋伏在围栏后面的敌人一起开火，密密麻麻的白纸疙瘩好像会空中弹跳，飞快打脸，躲都没法躲。有次子弹狠狠打在我的眼睛边，差点把眼睛打瞎，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还有一次对方在楼梯口的防守实在严密，我们冲了几次都败下阵来，便决定声东击西，绕到后楼顺木头柱子往上爬。手忙脚乱中，一个小伙伴没抓稳从半空硬摔下来，腿上打了好几个月的石膏。
斗鸡是我们常玩的另一种游戏。两手把一条腿盘在腰间，单腿跳动，用盘着腿的膝盖去撞击对方，撞狠了能把对方撞个大仰八叉。这个游戏最好在有几段楼梯，但每段楼梯数目不多的地方玩。因为在楼梯上下跳跃既方便又刺激，特别是利用上层楼梯居高临下的优势，个头小点儿的孩子也可以把位于下层楼梯的庞然大物撞翻。原来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所在的大楼门前就比较合适。大楼大门口前有段矮楼梯，三、四级吧；对面的毛主席像，四周基座也是几节楼梯状。斗鸡开始，两队男孩满脸狰狞，怪叫着，分别从两座楼梯上跳下，先在小广场中央聚头，然后天女散花到处蹦跶着独腿鬼，甚至可以斗到水泥路边的树丛中去。腾腾腾，正面对抗、侧后偷袭，不时有人惨嚎着倒下，骂骂咧咧不绝于耳。有一次我哥狠狠撞倒一个比他大得多的男孩。对方从地上爬起来，抓住我哥胳膊非说他耍赖，也不知赖在何处。我哥梗着脖子扛，在那厮咆哮后吐出一个字：“哦（音）”，有点“就这么着，你敢怎么样？”的不服相。那男孩立马就是：“哦，屙屎屙坨坨。”
大院内当然有女孩，但一般不和臭小子玩。她们喜欢在水泥地上跳橡皮筋。两个女孩站在两边，用腿拉住皮筋，其他女孩钩着皮筋跳来跳去，皮筋不住地升高，先在脚腕，再到膝盖，最后可以到达腰部。厉害的女孩居然可以弯着腰，高抬腿去勾住皮筋继续跳，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喜欢滚铁环，就爱到女孩跳皮筋的地方窜来跑去，引来几声“悦耳”的“不要脸”回应。有几次女孩忍无可忍，为了让我赶紧滚蛋，用手推我。我就顺势放倒铁环，拉住女孩的皮筋要道歉。女孩紧紧抓住皮筋不放，我就大声吓唬她们：“放不放，放不放，不放老子……”，挥舞拳头威胁。女孩如果胆小点，会放了手躲一边嘟着嘴生气。也有坚决不放的，就睁圆眼睛瞪着你，不说话。我们虽然没有好男不和女斗的观念，但懵懵懂懂还是知道女孩打不得，打了有后果。碰上这种情况只能灰溜溜地开路算了。
有段时间大院里回来几个十来岁，不到二十的大龄青年。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些炸药。我们帮着在石头上打眼，放点炸药进去做土地雷。地雷通常放在书记院内的空旷处，那儿原来大概是菜园子，不过菜早没了。当然，我们所住的机关宿舍楼边也放过几次，没有丝毫安全意识。地雷需要引线，我们没有，就用纸卷一点炸药替代，然后在上面堆些废报纸引火。我们在距离地雷十多米的地方挖好战壕，躲进去。一个大龄青年爬出战壕点燃废报纸，赶紧爬回来。报纸燃烧点着引线就能引爆地雷，但很多时候烧完了地雷却没炸。这时最恐怖了，大家都听过某某矿山炸药没响，人去检查时却突然爆炸的故事，所幸我们从来没遇到过。如果地雷爆炸，石头可以飞五层楼高，不过我感觉碎石不太往四周横蹦。饶是如此，也可以想见抗战中的地雷战对小鬼子心头会留下怎样的阴影。
往地雷里放炸药都是大龄青年们自己做，不叫小屁孩掺和。其中一个外号总俊儿（音，一直不懂是那几个字，什么意思），另一个叫尚小四。有一次两人坐在我们单元门口鼓捣炸药。炸药用纸垫着，平摊在地上。总俊儿正在卷引线，尚小四拿着一盒火柴在边上玩。就听“呼”的一声，地上那摊炸药没了，只留下纸上的一点黄斑。总俊儿愣愣地坐在那儿，一时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尚小四却傻了眼，手里举着半截火柴杆，像哭又像笑。我们却忍不住了，全都哈哈大乐，因为总俊儿的脸上厚厚地糊着一层黑得发蓝，还闪着银光的“面膜”。总俊儿跳将起来，抓住尚小四，脱口就是：“医药费、医药费。你给老子付医疗费，所有的医疗费。”尚小四磕头作揖连连道歉，被总俊儿抓着脖领子往医务室拖。据说当天晚上总俊儿脸上缠着绷带还跑到尚小四家中闹，结果就不知道了。这位总俊儿长得像张国立，后来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打过杂。张国立出名后原省委的很多老人都以为是他。
文革中成都也有武斗，大概数人民南路的教育局打得最凶。据说战斗中出了一个董存瑞似的“英雄”，顶着炸药包把教育局大楼炸了个大窟窿。后来我去现场看过，粗粗的钢筋被炸得跟拧麻花似的。我们大院的十三单元，整栋楼被机关的造反派修成了碉堡，每个窗户除了枪眼，用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离大院不远是成都一中，那儿的造反派和这边不对付，有几晚开着汽车到大院后面的长发街，和十三单元的造反派拿枪对射。我家是十二单元二楼，后阳台临街，是观战的绝佳位置。大院里几个好事的大龄青年就躲在我家阳台看稀奇。我也想跟着去，却被家里的保姆宋阿姨摁在隔壁房间，只能听到“砰砰”的枪响。
十三单元的造反派头子有个女儿和我小学同班，文革结束后见过一面，明目皓齿、演员级别，可惜连交流都没有，更别提深入了，估计会让网友失望。“新闻报，报新闻，报上登了两个人，先关灯，后关门，躲在床底下搞新闻”。那会儿常唱，我懂，也想编几段情节，但莫法子。
当时我父亲被关押在四川大学，母亲整日愁眉苦脸什么都不说，所以我和我哥眼不见心不烦，整天过得兴高采烈，而其他孩子则没这么幸运。有一天我们在省委大操场看见很多干部垂头丧气坐在操场的椅子上，任由造反派给他们剃阴阳头，就是将脑袋上的头发一半留下，一半剪成秃瓢。然后造反派给他们每人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押着来回绕操场游街。住我们楼上的原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他俩小子见状当即抱头痛哭，却不敢太出声，很惨。文革初期北京抛出了邓拓等三家村成员，四川的李井泉跟风也抛出了三个省级文艺黑线人物，李亚群是其中之一，作为省委宣传部的代表。可笑有位海外女作家居然冒名顶替李亚群，说她老爹才是那位代表宣传部，被省委冷酷抛出的黑线人物。其实她老爹在文革初期深受重用，是代表省委应对红卫兵冲击的干部。说挡箭牌或炮灰都行，属于绝对“刚需”，但说是四川省三家村就纯属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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