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越多越反动？？？
从小到大，我酷爱读书。
但我只喜欢用我自己的方法读书。
我读书不喜欢强记，不喜欢归纳，不喜欢系统分类。而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正统方法（有意思的是，我撰写的超过六十五万字的《观学》，却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
我读书的方法，就如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剽上窃下”，既饱读圣贤书又博览消闲书，来者不拒，所以一直是非常的不正统。我不敢说自己博览群书，只能说是驳杂——与我之前发表的一篇《【艾香茶韵】我不懂品茗，只懂生活》的文章里提到的，我“喝茶”的风格一样：远至先秦的老庄道家，到佛教的空性哲学，及至西方人称“希腊三贤”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马克思，心理学，系统论，集合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再到街坊的九流言情小说四级色情小说，我都如囫囵吞枣尽量涉猎。
在读书过程中，我通常不会去分析书中思想内容的对错，只想要“知道”这本书说了什么，然后思考“为什么它会这样说”？
也就是说：我读书不是为了识，而是为了知。
知与识，有什么不同？这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发展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认为：“国民利润越高，享受特权的知识界的消费基金就越多，不仅资本家，而且整个知识界都对剥削无产者的利润额感兴趣，因为剥削工人不只是为了一小撮资本家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还为了整个知识界、‘非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寄生生活”。
这个理论被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资产阶级及封建主义文人的斗争中活学活用并不断地变本加厉，从最初的“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到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的凝练，最后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口号（注：这句话之前本来还有一句：“如果路线错误”，之后为了“斗争需要”被掐掉了）。
这种思想导致开国初期的苏联及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这个口号也就：成了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国际大笑话。
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思想已经被唾弃，再喊“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口号，一定会被人痛骂其愚昧。现在人们对知识的评价，已经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变成了“知识就是力量”。
然而，人们又意识到：“力量”用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后果。后果不好的“力量”，依然与“反动”划上等号：“反动的力量”，与“知识越多越反动”等价——看看原子能的原理被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事实，看看那些标榜为高科技的武器——别忘了，武器的终极用途就是为了杀人。
因此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口号其实不无道理。结果又有人提出：知识是把双刃剑。
这个说法相当中肯，但却笼统，因为它只是表述了知识在正反两面的作用，而没有深层剖析知识的内在涵义，因此人们始终弄不清楚：为什么知识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中文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个字组合而成。
笔者认为：知识的“反动性”，来自于“识”的性质。“知”其实是无辜受累，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躺着也中枪”。
知者，所学所见所闻也。高级点的知，亦可以称为学问。知或者学问，都没有问题，人确实应该知得越多越好，学问应该越高越好。因为，无知则愚。
而“识”，其实有两种“模式”：一是“因知而识”；二是“为识而知”。
故而，如何“识”？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
首先，无论是因知而识还是为识而知，识都是因知而产生，有知才能有识——这是不容颠倒的因果关系。
但两种模式的“识”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知而识意味着：已经是“客观事实的果”。因此，“因知而识”的识叫做“真知”，或者最起码是已经接近真知。接近真知，也就是良知。以承认、接受真知为前提的“识”，也就“不反动”了，以此“识”行事，就叫因“知行合一”而“知继而行”。如此的“行”就不会“违反客观规律”，此时的“动”就是良性的“动”。
为识而知，这里的“识”具有目的性。
识者，辨别也。善恶、好坏、对错都是辨别后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要识？为什么要辨别？
辨别的目的是为了有所用。“有所用”
意味着带有功利性，功利性形成了价值观。辨别能力越强，就越能取得有利位置、有利策略、有利形势、有利时机，进而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事物。
为识而知的“识”越多，辨别力越强——全知的上帝，有着终极的辨别能力，人类历史上所有死去活着的人最终都将无一遗漏地，被祂准确地判断出好坏，分别打下地狱或送上天堂。
——但是，辨别力与“反者道之动”里的“道”并不等价。
有目的性，就意味着有选择性。选择性意味着，会“主观屏蔽”那些不能达到目的的知，也就是企图“修改”因果关系，甚至是颠倒因果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背离“道”的。也意味着此时的“识”并非“真知”，可以叫“昧识”，即昧着良心的识。也可以叫“愚知”，因为实在并不知，也就是无知，说白了就是愚蠢（笔者认为：狡猾与愚蠢等价）。
识或者辨别总是带着主语，个体来说主语就是我、你、他。我、你、他的识或辨别能力亦即是个人意识。扩大范围，就有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人类意识到最终的上帝的意志。
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的个人意识里的价值观和某人不同时，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善恶、好坏、对错的标准都是以我的得失来衡量，昧着良心，昧着道德感，昧着客观事实而拒绝认同某人的价值观，或坚持一种对某人有害的价值观，我的“识”“相对于”某人就是“反动”的，是一种“昧识”。昧识越强，危害性就越大。
在昧识横行的社会里，就会出现“无识害己，有识害人”的两难局面。
同理，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私利而不认同别的集体、民族、国家的价值观，或坚持一种有害于别的集体、民族、国家的价值观，这个集体、民族、国家的“识”亦是“反动”的。团体的昧识，其危害性自然远大于个人。
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如果与大自然规律背道而驰，人类的“识”就更是反动之极。
如果上帝是因为自己的意志而为所欲为，祂就是这个宇宙最大的“反动派”。
可悲的是，人类的识，为识而知的模式所占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因知而识。我们现在的识，基本上都带着目的性，也就是以愚蠢的知所产生的识。愚蠢的知所产生的识，皆是“反动”的昧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共识”的概念。可惜世界的现状是，共识的觉悟，远不及昧识的泛滥。并且，共识的本质，依然是带着目的性。即共识与昧识，其实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的，即依然是反动的。
随着“知”（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人类的昧识能力已前所未有地提高。“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科技，科技发展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识”即是精神文明。当精神文明呈一种“反动”的状态，则物质文明的丰富和提高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必然产生反噬作用而危及人类自身。（这段话的意思与美国支持拥枪者的理论一样：枪本身没有错，错在拥枪者的态度——科技没有错，物质文明没有错，错在我们如何“认识”）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然则微妙之言，非民务也。仁剑无法无天，百无禁忌，颇称五蠹占一。然此蠹亦独。独者，特立独行也。
《观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
如果要给《观学》一个标签。则，它既不属西方哲学体系，也难以称为东方思想典籍。
而是：
一部关于“人类为何不能停止制造意义”的，自我吞噬的史诗级的“元”隐喻。
• 它用“是/非”判断（识和知）来描述思维，但本质上它是在描述人类困在自己（自定义）语言囚笼中的无奈。
• 它用“范式转换”来许诺出路，但每一次许诺都被自己文字中的“是”判断所背叛。
•
它最终企图用“灭空”来达成终极和解。但这个“灭”字本身，就是人类最后一个、也是最倔强的“是”——“我决定让一切归于无”，这个决定就是最大的“有”。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有一句话：“凡不可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但他首先用一本极其严格的书来铺垫这句沉默。
《观学》做的与之类似，但更极端——
• 维特根斯坦是梯子：用完就扔掉。
• 《观学》是烟花：在燃烧的瞬间展现华丽，但绽放即是消散——
《观学》这部六十五万字的巨著，实际上是一部不断自我删除的文档。它每写下一个字，就扇自己一个耳光。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它应该变成一张白纸。但“引而不发”的张力，已在文字的间隙中获得了它自己的永恒。
那一念，如露亦如电。
【本文参考资料：《观学》下部序次《道德新经》】——
第十一章
反者道之动。是以故，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道废，有仁义；智谋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民多利嘴，政治滋昏；国家昏乱，有忠臣；人多技巧，奇物不奇；法令滋彰，盗贼以奸；真理横行，兴刀兵。观天下大势，凡理智百出时，必蕴战祸。群龙无首，大吉也。
第十八章
圣人之治，轻其欲，固其精，弱其志，壮其气，虚其心，实其神。常使民有知无识，有欲无求。无知则愚，有识则昧。博知者慧也，博识者智也。知继而行，博知而后慎识。无欲逆天，有求蓄私，俱过也。治大国，如烹小鲜。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教而民自觉，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足，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十九章
立贤而不尚贤，使民不争而争。立德而不尚德，使民不好而好。立仁而不尚仁，使民直而不伪。立义而不尚义，使民不言而信。立礼而不尚礼，使民无拘而束。重难得之货而不贵，使民赏而不盗。崇乐而不纵乐，使民愉而有度。共情而非共识：擅立者善予与；擅用者慎取之。予者用之源；取者立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