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淏在旅途中看地图。（受访者供图）
当互联网从开放世界变成割据平台，当游荡被推荐取代，当偶然性被精准匹配不断消解的时候，那个曾经让他着迷的互联网，便已经开始慢慢远去了。
“我不能跟人说，这套系统不好，你也断网，我没有这个资格。”
2023年11月29日傍晚，临汾。天色已经暗下来，杨淏背着40升登山包，从火车站走到一家酒店。几个小时前，他刚刚从太原出发，随机买下一张绿皮火车卧铺票，开始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实验：不带手机，不联网，一个人穿行中国。面对这个没有手机的客人，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了半天，最终有些无奈地解释，酒店系统只能接收线上订单，前台电脑无法直接办理入住。杨淏愣住了。他有身份证，有银行卡，有现金，按照过去的人类经验，一个人具备这些条件，理应可以住进一家酒店，但现在不行。
工作人员似乎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离开手机以后，一个人竟然会失去如此基础的行动能力。最后，另一个工作人员给他推荐了附近一家酒店，还为无法导航的他手绘了一张简陋的地图。
离线旅程的第一天，杨淏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离开手机最大的困难，是整个世界都默认你应该在线。
接下来的134天里，这种碰撞不断发生。在湖北省博物馆，他因为没有预约二维码被挡在门外，一名素不相识的老人把他“认领”为同行家属，带着他穿过绿色通道；在新疆莎车，他为了取现金，几乎跑遍半座县城，发现许多商铺早已拆掉POS机，因为扫码支付更便宜、更方便；在和田县邮局，他想寄一封挂号信，年轻工作人员不会操作；在潮州，他发现陪伴这座城市几十年的老火车站已经停用，新的高铁站修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
每次受阻，都像一记提醒。找路、写信、使用现金、与陌生人建立联系，那些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能力，正在被数字系统一点点接管。
旅程开始时，杨淏是一名在读艺术博士生。真正促使他出发的，是手机上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提示：“平均每日屏幕使用时间6小时57分钟”。如果按照这个时长计算，一个人的生命，将有近1/3被消耗在屏幕前。那天，他忽然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关闭手机，人还能正常生活吗？
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一场覆盖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田野实验。从中原到岭南，从西域到东北，从绿皮火车到县城公交，从独立书店到边境小镇，他写下24万字手记，拍摄超过100小时影像，最终形成书籍《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和同名纪录片《关机》。纪录片后来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书籍在2026年5月出版后，也迅速引发讨论。
在旅途中，杨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问题从来不是手机本身。手机只是入口，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手机背后那套已经覆盖生活每个角落的系统。酒店需要扫码，博物馆需要预约，地图需要联网，出租车需要平台，支付需要二维码，社交需要即时通信，甚至连一个人的存在，都越来越依赖持续在线来证明。技术带来的便利毋庸置疑，但当便利成为唯一选项时，它也在悄悄改变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于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出来：今天的我们，究竟是在使用手机，还是正在被手机重新塑造？又或者，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为什么人们离不开手机，而是为什么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越来越难以容纳那些选择暂时离线的人？
幼年的杨淏和爸爸，摄于西双版纳。（受访者供图）
1 从“互联”到“割据”杨淏并非从一开始就怀疑互联网。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互联网的信徒。如果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他记忆里的互联网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色彩。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QQ号。那是宽带刚刚进入普通家庭的年代，每天放学回家，打开电脑、登录QQ，几乎成了一种固定仪式。最让他兴奋的，是好友头像忽然抖动的瞬间。屏幕另一端，可能是刚刚分别不到十分钟的同学。
对于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一代人来说，它带来的首先是惊奇。“我们当时完全习惯于所有事物都是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沟通，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个时空，你可以跟这个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压缩，世界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辽阔。
后来，互联网继续扩张杨淏的世界。他把大学称作自己的“启蒙运动”。与中学相比，大学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互联网成了他的第二学校。一个概念带出另一个概念，一本书引向另一本文献，一篇文章连接到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
那几年，互联网在他眼里意味着开放、自由和可能性。它帮助一个来自普通城市的年轻人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他形成了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信念：互联网正在让世界变得更加平等。每个人都拥有发声的机会，每个人都能获取知识，每个人都能够跨越地理边界与世界建立联系。
后来，这种感觉慢慢消失了。
大约从2016年前后开始，杨淏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异样。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一个个平台不断涌现，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最符合自己兴趣的内容。
那些曾经让他着迷的偶然性正在消失。平台不断把他送回熟悉的内容、熟悉的人群之中。每一次点击都在强化过去的选择，每一次停留都在加固既有的偏好。互联网似乎变得越来越了解他，但与此同时，他能够看见的世界却在一点点变窄。
在杨淏看来，过去那种通过链接自由穿梭的网络世界，正在被一个个平台重新切割。“每一个不同的App都想要争取更多用户、更多数据、更多信息，把这些东西都只保留在自己的App之内，再去不断生成新的。所有公司都是这样，有点像是一种‘割据’式的存在方法。所以说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互联大家庭了。”
过去，人们通过互联网抵达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抵达平台。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深远。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越来越丰富，世界却似乎越来越单调。杨淏举例：“打开手机，几个大的媒体发的内容都是这两天正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一旦出现一个热点，所有媒体都在报道，报道的方法可能是非常同质化的，角度也非常相似，评价也非常相似。以前那种能去探索更宽广、更隐秘、我完全无法了解的内容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这种变化让杨淏感到不安。他发现互联网最初吸引自己的那些品质正在一点点消失。平台越来越懂用户，用户却越来越难走出平台。推荐算法精准得令人惊叹，却也像一张无形的网，不断把人送回熟悉的一切。
回头看，杨淏肯定了自己的离线实验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种子。当互联网从开放世界变成割据平台，当游荡被推荐取代，当偶然性被精准匹配不断消解的时候，那个曾经让他着迷的互联网，便已经开始慢慢远去了。
杨淏在旅途中跟陌生人交谈。（受访者供图）
2 在算法之外，与世界相遇当杨淏把手机留在太原的家中，独自登上一列开往临汾的绿皮火车时，他真正想寻找的，并不是一种没有网络的生活，而是重新确认，一个人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算法之外，与世界相遇。
在今天的生活里，手机早已成为一种基础设施，人们依靠它寻找方向、获取信息、维持关系，也依靠它解决几乎所有日常问题。但真正上路以后，杨淏发现，当这些工具同时消失，一个人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世界时，许多原本由手机代劳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人与人之间。
旅程开始的第一天，在临汾，因为无法使用导航，酒店前台小哥给他画了一张手绘地图，把附近的街道、路口和酒店位置一点点标出来。今天看来，这样的场景甚至有些陌生。人们已经习惯打开地图软件输入目的地，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蓝色路线前进，很少再需要向别人问路。
这样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旅程里不断发生。因为没有手机，他不得不频繁向别人求助，也因此开启了许多原本不会发生的谈话。
在新疆莎车，杨淏身上的现金只剩6元，急需取钱。跑了很久之后，他发现当地许多店铺已经不再使用POS机，银行卡反而变成一种不那么方便的支付方式。就在寻找POS机的过程中，他反复碰到两名彪形大汉。有意思的是，他们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杨淏需要把银行卡里的数字变成现金，而两位大哥手里拿着一沓现金，正在寻找愿意帮自己微信转账的人。最后，还是那两位大哥手舞足蹈比画了一番，试图告诉杨淏ATM机的位置。
在去青海茫崖的路上，杨淏遇见了一个让自己印象很深的年轻人。那是旅途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停靠。到了位于无人区的加油站，大巴车短暂停车，乘客下车活动，青年过来帮忙加油。两人聊了几句，说不上熟络，也谈不上深刻。车很快就开走了。临别时，杨淏努力转过头，想再看青年一眼。
“我觉得我还没有真的跟他建立起一种连接，我就得走了。”采访时，杨淏提到这种遗憾。
“我挺挂念他的。”杨淏说，“他也是个年轻人，但他和我身边接触到的年轻人的状态反差极大。”
青年在这儿一待就得三两个月，过年也不回家。“他在思考什么？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知？他如何看待他的这份工作或者他自己？对于他这种存在的状态，我是很陌生的，又很好奇。”
他忍不住去想对方的生活，想象这个年轻人每天守着加油站，偶尔出现的车辆短暂停靠又离开。车上的乘客多半不会记住他，也不会和他多说几句话。
旅行不断制造这样的时刻。它们短暂、偶然，而且往往没有后续。很多人只是进入彼此生命片刻，然后离开。
其中最让杨淏难忘的，是一个他唤作“小唐墩”的骑行者。两人在青海进入新疆的途中相遇。那是一段漫长而荒凉的路程，戈壁、荒野、公路，视野所及之处很少能够看到人。两个人偶然同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分开。
旅途中遇见的人里，有列车员，后来发现他还在干副业，卖茶叶；有高四补习生，如今考上了大学，准备开学了。大多数人的人生虽然陌生，但能够想象出未来的样貌，只有小唐墩难以被归类，像一个开放的问题。他长期骑行，在广阔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分别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旅行到赤峰时，杨淏手写的家信。（受访者供图）
3 便利的罗网杨淏的父亲，原本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在杨淏的记忆里，父亲每天看书，看累了，把书往旁边一甩，一关灯，就这么睡着了。那是杨淏青少年时代对父亲最深的一个印象。父亲年轻时开过书店，就为了能多接触几本书。后来在杨淏上中小学的那些年，即使义务教育已经把课余时间压缩得所剩无几，父亲还是鼓励他分出一部分精力来读自己喜欢的书。杨淏对阅读的热情，是父亲传下来的。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有了抖音，父亲再也不看书了。现在的父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刷抖音，刷着刷着睡着了，手机啪的一声落在枕边。
“他还算是一个读书人，他理解这个系统有问题，大家不能沉浸在手机里面，但是作为个人，他无法真的跟系统、算法去对抗。”杨淏说，他不怪父亲，“它改变的不是我父亲这么一个人，它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注意力经济的核心逻辑。我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并不是个人意志力的失败，而是被精心设计、持续强化的系统性后果。杨淏把这套运作方式称为“用便利的包装来窃取和占有”，用户感受到了真实的便利，但附着在便利上的，是一套悄悄运转的机制。“人们只能感受到它带来的便利，但它带来的其他东西非常隐蔽，不被大多数人反思和理解。”
杨淏以日常的场景举例。当我们拿起手机买一件东西，商品就在眼前，方便快捷。但在找到那件商品之前，屏幕里还有广告、小视频、比价推荐、各种红包和优惠券，没有一个是偶然出现的。“App整体的逻辑，是要你更长久地停留在上面，使用时间越长，它就可以获取你更多的信息和喜好，用更精密的算法再对你进行新一轮推送。”这是个闭环，且每循环一次就更紧一圈。旅途结束后，杨淏在高铁上重新拿起手机，而后惊觉自己花了一个半小时对比酒店。
这趟旅途打破了杨淏和许多人都有的一个认知盲区：最深陷入短视频的人群往往并不是年轻人。在不少县城和乡镇，他见到许多老人或边缘人群长时间刷短视频。“他们生活更简单，更加贫乏，所以他们除了基本生活之外，剩下所有时间都是在刷手机。”
为什么短视频平台能让那么多人无法停止滑动手机？杨淏的判断是，它的算法把捕获人类注意力的机制发挥到了极致，“人本身没有错，弱点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问题在于，这些大公司在极大限度地利用人的弱点，用最极致的方法发挥这种利用”。
这套系统的侵蚀，不只是时间层面的。杨淏认为，短视频的蓬勃正在加速整个社会的文化同质化，“你走到哪，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们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对事物的理解和想法迅速扁平化、浅层化”。他在成长期间感知到的那个千姿百态、每个人都有不同生活形态的世界，正在被这套系统抹平。
杨淏行经大凉山所见。（受访者供图）
4 用手触摸历史旅途最严峻的心理关卡，发生在河南三门峡。
出发才一周，杨淏就“二阳”了，高烧卧床四天三夜。他无数次想拨通家里电话，最终选择提笔写家书。他用随身携带的毛笔和宣纸写，信里描述了旅行的兴奋，也压着浓重的思念，字字珍重。母亲收到信，打开看了第一句话，眼泪就止不住了。
整个旅途，杨淏写了43封家书。父亲写了3封回信，杨淏在四川攀枝花收到第一封，有空便拿出来反复品读。
从小背得烂熟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这趟旅途里第一次从概念变成了真实体验。杨淏说，写家书和发微信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微信是碎片化的，想起什么说什么，及时发出，及时撤回，不过脑子；写信则完全不同，落笔的人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所有想表达的情感都需要事先组织，“它会让你更加系统化地思考要如何表达，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是经过沉淀之后的呈现”。
这正是他做这个实验的理由之一。“我们的教育经历里，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非常概念化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告诉你是怎么样的。真正把一种概念变成自我的感知，最重要的方法是你得自己去实践。”他不想让自己的认知永远停留在二手信息里。
由此延伸出整趟旅途更深的一个命题，即人类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感知外包给设备。杨淏引用了哲学家斯蒂格勒（Stiegler）的“外部记忆”概念：“人们看风景，或者去博物馆看到一个内容，拿手机拍下来，就误以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这个内容存在手机里，不在体内，不在认知中，你对它并没有存储，更不要谈有任何理解。”
海德格尔则说过，人用手去行动、去做事，是人存在于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这让人有更多的本我感和存在感。而数字工具正在越来越多地“截取掉”各种能力，比如方向感和记忆力，比如人们越来越少动手写字，很多字提笔便忘。
在英国时，一位朋友从另一座城市来找杨淏，他开车带着朋友四处游荡。朋友惊讶地发现，他从来不用导航，却能准确地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杨淏解释，因为没有网络，每去一个地方，他都必须靠自己的眼睛和脑子把路线记下来。只要去过一次，他就能凭记忆再次找到。久而久之，他在不同城市积累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地图。
这当然要付出代价。杨淏承认自己损失了导航带来的便利，但他喜欢这样的状态：“它可以让我调动自己的感知、记忆等等去做这些事，在我的价值观里，它是在帮助我。”
新冠疫情居家隔离那年，杨淏翻出了父亲压在杂物箱底的美能达X-700。那台相机的来历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供职的研究所与日方进行学术交流，日方赠送了五台美能达相机，父亲分得其中一台。那时他每月工资一百多块钱，这台相机的市场售价三四千元。父亲带它去敦煌旅游，在鸣沙山滑沙时都不舍得取下来，结果相机进了沙，快门按不动，专程跑去北京找美能达专卖店修好。这台相机见证了杨淏整个童年，他从幼儿到青少年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出自这台相机的镜头。
后来数码浪潮来了，相机被压进杂物箱，遗忘了二十年。直至杨淏整理储藏室，在一个被挤压变形的纸箱深处找到了它。换上新电池，快门声清脆利落，“就像刚从冷冻箱里走出来的少年，神采勃发”。
他重燃了对摄影的热情。胶片需要等待，拍了不能马上看，必须送去冲洗。正是这种等待，对每次按下快门的谨慎，让摄影重新变成有重量的事。那些看似古早的习惯，“在此刻好像都成了一种崭新的技法”。他后来才得知，他最欣赏的摄影师任航，一直以来使用的相机，也正是这台美能达X-700。
“用摸索历史的方式，获得了先锋的感知。”这是杨淏在旅途中反复印证的一个悖论。无论是家书、胶片相机，还是越来越少人光顾的邮局，旧事物之所以带来新体验，恰恰是因为它不属于那套外包感知的数字系统。
杨淏在太原老家五一广场旁看见一栋庞大的苏式老楼完全被封闭，母亲告诉他，那是太原最早的邮局，现在荒废了。在武汉、兰州、敦煌等地的邮局，没有普通邮票、信封出售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和田寄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不会操作，只能请来老邮工指导。“我在脱离网络、接触世界的时候，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在真实世界，哪怕遇到荒诞，我都觉得有意思，因为它不是同质的。”杨淏说。
杨淏和他的美能达X-700相机。（受访者供图）
5 关机不是答案《关机》刚上市，豆瓣上出现了一条读者评价，“作者显然有着安稳的家庭和学业托底，让这一次温和且无负担的生活冒险显得有些刻意，有些浮光掠影”。杨淏把这条留言念给父母听，父母都认为说得非常正确。
纪录片的剪辑师也告诉杨淏，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特权行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跳脱出这套系统的，外卖员、快递员的整个生计都绑在上面，脱离等于失去正常生存的资格。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在聚会上很认真地表达不认可杨淏做这件事，觉得没有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套数字系统，他才能把生意向外输出，让更多人看到，谈成更多合作。
杨淏对这些声音的态度，是“完全认可”。他做这件事，从来不是要鼓励所有人都像他一样，也没有资格给别人提供行动方案。“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千差万别，有的人整个生活和工作完全绑定在这个系统里，脱离等于完全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我不能跟人说，这套系统不好，你也断网，我没有这个资格。”他也坦承，这个实验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时机特殊。他当时还在读博，有比常人更宽裕的时间。“我如果毕业了，在一个体系里面做一份工作，要做这个事的难度就很大了。”
这个实验的意义，在于“以我作为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互联网存在的样貌，带给你新的视角。（至于）如何处理跟互联网、跟这套系统的关系，这得是因人而异的”。任何抉择都有代价。杨淏选择与数字世界保持距离，失去了便利；别人选择深度使用，得到了效率，也付出了时间和注意力。
杨淏刚答辩完回国，现在的生活依然是半断网状态，只在家里用Wi-Fi，出门靠记忆认路，电话卡没有流量套餐，出差才买短期流量包。
在英国时，他出了工作室，不论去哪儿都是断网的。“回国的话，这套生活方式会有点麻烦，等于还是像做实验一样，特别费劲。但在英国就还好，英国数字化程度不会像国内这么高。”
谈到人工智能时，他表露了自己的隐忧。AI现在带给他的感觉，像极了互联网诞生之初，真实地解放，真实地开启新世界。他愿意用AI处理烦琐事务，创造性的工作则是他亲自操刀的部分。然而他已经预感到某些东西在重演。互联网诞生之初也是解放，最终变成了束缚。AI的进步速度比互联网快得多，“再往前发展，它带给人的自由度会越来越小，带给人的束缚感会越来越强。都不用有生之年，可能就三五年”。
134天结束后，杨淏回到太原，迟迟没有打开手机。他已经习惯了没有网络的日子，觉得日子过得挺好，不想再回到那个系统里去。他说，当时对网络甚至有一点排斥感。那么长时间没有接触，积攒了不知多少内容和信息在等着，一旦打开，又得被那个系统重新裹进去。就这样搁置了将近一个月，他才打开笔记本，一个一个地添加沿路记下的二十多个微信号。
但他最想添加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加上。分别时，小唐墩留下一个手机号，杨淏回到网络世界后，用手机号加了几次微信，都没有回应。
南方周末记者问：“你试过给小唐墩打电话吗？”杨淏说他没有想过要拨那个号码，因为这套系统早已把先加微信训练成了一种本能，打电话似乎变成了一种“冒失”。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迟到的恍然：“你要这么说，我其实，可以试一试给他打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