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来到工厂以后，最先遇上的不是工人，而是陈师傅。
一个代表新建立的管理秩序，一个代表早期工厂积下来的技术权威。两个人都觉得工厂离不开自己，也都认为对方把手伸得太长。
厂长要管生产、进度、人员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可在陈师傅看来，厂长若不真正懂衣服，很多所谓管理不过是站在旁边指手画脚。
陈师傅说厂长不懂技术。
厂长听多了，也开始说陈师傅的技术不过如此。
他们最初还只是互相挑毛病。
厂长安排的事情，陈师傅会从工艺上指出哪里不合理；陈师傅决定的做法，厂长又会从生产效率和管理上反驳。女管理员那边每发生一次争吵，也会给两个人之间再添一把火。
她说车间指导没讲清，陈师傅便觉得新管理层在推卸责任；厂长认为她本部门做错了还到处告状，又觉得陈师傅借私人关系干涉管理。
当时没有制度能明确告诉他们，什么事该由谁决定。
两个人便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把边界往外推。
最后，他们把争论落到了技术上。
既然一个说另一个不懂，那就各自做。
同样面对衣服，各自制版，各自做出样品，再把两件样衣拿出来比较。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厂里。
工人嘴上不说，心里却都在等结果。厂长平时说得多，安排事情也有一套，可他到底是真懂技术，还是只会管人，大家都想看看。陈师傅又在厂里多年，早期所有衣服都从他手里经过，他也不可能轻易认输。
两套版做出来，两件样衣也做了出来。
最后，厂长确实高了一点。
不是高得让陈师傅一无是处，而是在一些结构、细节和整体效果上，的确更好。
做技术的人可以不服职位，却很难不服摆在眼前的技术。
陈师傅认了。
那场比较以后，厂长赢得了全厂人的尊重。大家知道他不只是嘴巴会说，也不只是拿着厂长的名头管人。他手上是真有东西，技术也确实过硬。
陈师傅则退出了对全厂技术和管理权的争夺，回到裁剪房。
他守着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裁剪房后来又增加了其他师傅，他仍然是里面资历最老的那个。
照理说，事情到这里便该结束。
新权力证明了自己，旧权力也接受结果，各自回到应有的位置。可厂长并没有停。
他刚进厂时，陈师傅确实踩过他不少次。说他不懂，顶他的安排，也让他在工人面前下不来台。那些事情厂长一直记着。
技术比试赢了以后，他得到的不只是胜利，还有一个把过去的气全部讨回来的机会。
他说话开始越来越重。
有时事情明明已经解决，他还要再往下压；陈师傅已经退回裁剪房，他仍然觉得只要这个人还在，便是对自己权威的威胁。
一次技术上的胜负，在他心里慢慢变成了对一个人的总判决。
这时候，我便会叫他停下来。
陈师傅该交出的权已经交了，不能再越过裁剪房干涉全厂；可厂长也不能因为自己赢了，就把人往死处压。
我承认比赛的结果，也承认厂长的能力。
可叔叔那句话一直在我心里。
陈师傅跟了他六七年，不管以后怎么样，要让人家体面一点。
厂长若说过头，我就直接告诉他，到这里为止。
我没有厂长的职位，也没有陈师傅的资历。可他们争得越厉害，我的位置反而越清楚。因为他们都需要一个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人，来判断谁已经越界。
他们争的是谁更有资格管。
我管的是事情到了哪里必须停。
陈师傅退回裁剪房以后，与我的关系反而慢慢好了起来。
以前我跟着他共事半年，他把我看成一个可能影响自己地位的人。后来他发现，我没有借着厂长赢了便一起踩他，也没有因为他过去排斥我就清算旧账。
我依然认他的技术，也认他早期替工厂做过的事。
有时下班后，他会买几瓶啤酒，再带些熟食回来，叫我一起坐下喝。
过去他从不主动叫我。
后来却常在裁剪房里摆开，边喝边聊。聊工厂以前怎样，聊现在新来的那些人，也聊某件衣服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顺。
白天交出去的是权力，晚上剩下的才是人。
厂长看到陈师傅常拉着我喝酒，也开始叫我出去吃饭。
工厂外面夏天有一家烧烤店。下班以后，他会叫我一起出去，点些烤串，喝几瓶啤酒。厂里的事情有时在办公室里说不清，到了烧烤摊上，反而能说几句真话。
一个在裁剪房里等我喝酒，一个在工厂外面叫我吃烧烤。
他们未必是在明着争我，却都想知道我更靠近谁。
我谁也没有完全靠近。
工厂夜里要关门。钥匙一共有两处，一把在值班室，一把在我身上。值班的人若睡了，其他人便不能随便进出，只有我还能自己开门出去，再自己回来。
有时晚上陈师傅买了酒，我去裁剪房；有时厂长叫我，我便拿钥匙开门，到外面的烧烤店坐一会儿。
叔叔偶尔也会回厂。
工厂后面有一栋别墅，他有时会在那里过夜。每次回来，常从外面带些饭菜，叫我过去一起吃。
厂长和陈师傅请我喝酒，是因为我们共同在厂里做事。
叔叔叫我吃饭，却从不经过任何人。
我不需要让厂长汇报，也不用由谁带我去见他。那条路从工厂后门直接通到别墅，我拿着钥匙，随时可以过去。
叔叔从来没有对全厂宣布，我代表他。
他也没有说我比厂长高，更没有给我一个写在纸上的职位。
可事情一件件发生以后，所有人都慢慢知道了。
银行卡在我这里，钥匙在我这里；厂长和陈师傅闹起来，最后要在我这里停；叔叔回来吃饭，也只要人来叫我一声。
如果叔叔当初直接给我一个职位，效果未必会这样。
做厂长，我便成了厂长的竞争者；做车间主任，我便只能管车间；进裁剪房，我又会成为陈师傅真正的对手。
他什么都没有点明，反而让我不属于任何部门。
没有地盘的人，也就没有必要与谁争地盘。
后来有人问起，我那三年到底是什么职位。
我说不上来。
厂里的职位表上没有我的名字。
只是夜里门关了以后，能把门重新打开的那把钥匙，一直在我的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