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扩出来以后，工厂最先缺的不是机器，也不是订单，而是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不知道该去问谁。
原来只有十来个车工。哪里不会做，谁也不用层层汇报，直接从楼上下来，到裁剪房里找陈师傅。他看一眼裁片，告诉你这条缝怎么拼，哪里要收一点，哪里要放一点，事情也就解决了。
那时候他一个人负责裁剪、打版、样衣和车间工艺指导。除了衣服的款式不是他设计的，后面怎么做，几乎都要经过他。
十几个人时，这种办法没有问题。
车间一扩，人忽然多起来，问题便跟着多了。这个袖子不会装，那个领子做出来不服帖；这批布料车的时候总往一边跑，那套样板到了车工手里又看不懂。楼上隔一会儿便有人下来找陈师傅，有时干脆把他叫上去，一站就是半天。
楼上的事情解决了，楼下裁剪房却没人管了。
布等着铺，裁片等着分，样衣等着做，新的款式还等着打版。一个人被两层楼同时拉着，哪一边都觉得自己的事最急。
厂里第一次真正乱起来，不是因为谁偷懒，而是所有事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陈师傅的地位也在这时候越来越高。
所有人都要问他，所有技术问题都要等他。他在工厂最小的时候便跟着叔叔，前后已经六七年。早期这家厂能把衣服做出来，他有很大的功劳。那种地位并不是他自己吹出来的，是十来个人围着他一点点形成的。
可人一旦习惯所有人都来问自己，就很难再接受别人也能回答。
我最初跟着他在裁剪房干了半年。拉布、分料，没事时看他裁剪、打版。后来我虽然不会正式做样板，却能看懂一些原理，也能听懂车间里的人在争什么。陈师傅大概也慢慢看出来，厂里以后真正可能影响他位置的，不是哪个车工，也不是新来的帮工，而是我。
他开始有些排斥我。
有时我多问一句，他便觉得我在质疑；我对车间的事情说两句话，他又会认为我把手伸到了裁剪房外面。我们偶尔也争，但那时还没有真正撕破脸。
叔叔常年在外面跑。他不可能每天守在厂里，可工人要生活。
那时候工资并不是每个月全部结清。工人家里要用钱，有人要寄钱回老家，有人临时有急事，到了固定的日子，可以先向厂里预支一部分。
叔叔便把一张银行卡交给了我。
密码也告诉了我。
谁要预支，来找我登记；该取多少，我去处理。钱拿出去以后，等正式结算工资时再扣回来。
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叔叔经常不在，找个人替他管钱方便一点。
后来才知道，一张银行卡有时比一个职位更有用。
工人开始一个个来找我。
有人说孩子要交学费，有人说家里父母生病，有人每到那几天便要把钱寄回老家。裁剪房、车间、后道，不管平时听谁管，只要需要预支，都要到我这里来。
陈师傅也一样。
我们可以在裁剪房里争得脸红，他可以不认同我对某件衣服的判断，可到了预支的日子，他还是要回来找我。
叔叔没有宣布谁比谁高，也没有叫陈师傅听我的。他只是把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一张卡，放在了我手里。
那时裁剪房里还有一个打杂的女工。
早期从外面买回来的衣服，常由她负责拆开。袖子、前片、后片、领子，一针一线拆下来，再交给陈师傅研究结构、修改样板。
她与陈师傅之间一直有些暧昧。
老员工知道这层关系，平时都会给她几分面子。她虽然没有多高的职位，说话却常比普通工人更管用。别人让着她，并不是因为她负责多少事情，而是因为大家知道她身后站着谁。
后来裁剪房增加人手，我把里面的普工逐渐换成了男工，又把她调到钉钮扣的部门。
钉钮扣那里有五六名女工，我没有亏待她，也没有把她降成普通工人。我让她负责那个小部门，拿管理员的工资。
她是有真实位置的。
问题是，她有了一块位置以后，手总要伸到别人的地方。
钉钮扣做错了，本来拆掉重钉就是。她却很少直接认下来，总要说是车间主任没有交代清楚，是车间指导没有把工艺讲明白，或者样板上没有标清楚。一个原本在自己部门里就能改好的小问题，最后常被她推成几个人、几个部门之间的争吵。
老员工还会让着她，新来的工人却不知道她和陈师傅的关系。他们只看见一个钉钮扣部门的管理员，不会因为她过去在裁剪房待过，就特殊对待。
她觉得别人不尊重她。
别人觉得她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放得太高。
每次发生口角，她又会回到陈师傅那里告状。
陈师傅原本是个不错的人，也算通情达理。可这种事情出现多了，他就很难完全站在事情本身。她既然来找他，他总要替她说几句话；一替她说话，就会越过车间主任、车间指导和后来厂长的边界。
他第一次可能只是护她一下，第二次可能只是觉得她受了委屈。次数多了，别人看见的便不再是那个讲理的老师傅，而是一个只要牵涉到这个女工，就一定会偏向她的人。
他的名声，也是在这些小事里一点一点偏掉的。
那时候厂里还没有完整的公司制度，也没有职工守则和管理员守则。谁该管什么，谁出了错向谁负责，没有人真正说得清楚。
有些人是好心，见到事情没人管，便主动多做一点；有些人则借着边界模糊，把自己的手伸得越来越远。帮忙和越权，有时只差对方愿不愿意接受。
我与叔叔有一次吃饭，谈到工厂后面该怎么走。
我说，现在所有事情都去找陈师傅，肯定不行。再这样扩下去，他做不完，别人也永远学不会自己负责。
我提出至少要增加三个位置。
一个车间指导，专门管工艺，告诉车工衣服该怎么做；一个车间主任，管人、管进度、管车间秩序；另外还要有一个人，把厂里那些零零碎碎、没人归口的事情全部接起来。
叔叔听完，说可以增加一个厂长，再增加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车间指导。
他没有说让我做什么。
三年里，他从来没有正式给过我职位。
可那顿饭快结束时，他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陈师傅跟了我六七年。不管以后怎么样，要让人家体面一点。”
我记住了。
那时陈师傅还没有离开，甚至仍然是厂里最有分量的人之一。可叔叔已经看见，这家工厂再往前走，他身上的权限一定要被拆开。只是位置可以变，早年的功劳不能跟着被抹掉。
后来我登报，高薪招聘厂长。
我们要找的不是只会坐办公室的人，而是技术、生产、管理都能懂一些的人。广告登出去以后，厂长真的请来了。车间主任、车间指导也逐渐补上，后面又有了新的制版师、新的裁剪师傅，各个部门都开始有自己的人。
原来压在陈师傅身上的事情，被一件一件分了出去。
如果他只守着裁剪房，他仍然可以是裁剪房的老大。那里后来有三个裁剪师傅，他的经验、资历和技术都还在。
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往往不是工作，是所有人过去围着他转的样子。
每多一个岗位，他都觉得自己的权少了一块；每来一个懂技术的人，他都觉得又有人要取代他。
厂里的职位越来越多。
厂长、主任、指导、制版师、裁剪师，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范围。
只有我，仍然什么职位都没有。
银行卡在我手上，厂门的钥匙后来也在我身上。哪里出问题，我就去哪里；谁和谁争不清，最后也会来找我。
叔叔始终没有把我装进某一个职位。
后来想想，他也许早就知道，一旦给了我一个名字，我就只能守着那一块。什么都不给，反而整座工厂都没有一扇门能对我说：这件事不归你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