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幽灵般的“室友”
这很像一部恐怖电影的开头：
你有一个室友，他总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吃你的东西却不洗碗，制造的垃圾和脏衣服堆积如山。有一天，你发现室友邀请了一位朋友长住下来，而这个朋友同样懒惰；第二天，他们竟然又各自邀请了另外两个懒惰的人长住。以此类推，懒惰室友的数量指数级增长，霸占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将一切物资消耗殆尽……
在癌症科普书籍《狡猾的细胞》里，作者雅典娜·阿克蒂皮斯用这种“可怕的室友”比喻癌细胞在人体里生长蔓延的过程。“正常细胞生活在复杂但有条不紊的多细胞生物体内，对它们而言，癌细胞就像是一群从天而降的可怕室友，落入一个各方面井然有序的文明之中，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癌细胞把多细胞生物体这个辛勤工作的集体，转变成为一片到处是剥削、勒索和冲突的荒原。”
更糟糕的是，恐怖电影往往有续集。你费尽心力请来保安和保洁，终于把成群结队的懒惰室友赶了出去，又把房子从头到尾打扫干净。你长舒一口气，准备开启新生活——殊不知在你看不到的幽暗之处，那个令你抓狂的室友已偷偷溜进另一个房间，即将呼朋唤友卷土重来。
这便是癌症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之一，我们总希望病情能得到“根治”，但事实上却有相当多的患者会面临复发和转移的风险。狡猾的癌细胞可能逃脱手术、放疗、化疗等手段的“清剿”，在未来某一天重新被“唤醒”；也可能通过血液、淋巴等渠道，转移到身体其他器官。
很多时候，真正威胁生命的，并非原发肿瘤本身，而是癌细胞扩散形成的那些“第二战场”。而当癌细胞卷土重来，中国医生和创新药研发者，也正在尝试打一场新的“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的推进速度，正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抗癌药研发是一场漫长的“跟随跑”，那么现在，这股力量已经迎来了向世界舞台冲刺的“爆发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就是这场“反击战”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和肿瘤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她告诉了我们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数字：2026年，由她牵头参与的临床研究里，就有10到11个创新药或适应症有望获批，几乎相当于她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中国原研药物的破局，不仅让医生手里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地充盈，也让中国方案真正开始改写全球的抗癌历史。
02
更难打的“第二战场”
急需新武器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复肿”），复肿党委书记、乳腺外科主任医师、一期临床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吴炅教授和一期病房执行主任、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剑教授面对的，正是一群深陷“第二战场”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
这些患者的对手十分凶险，他们手里的武器却又十分匮乏。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而三阴性乳腺癌又被业界称为“最毒乳腺癌”，发病年龄相对更早、恶性程度更高、更容易出现转移。在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中位生存时间（mOS）仅为12-18个月。
粉红丝带是全球乳腺癌防治运动的标志
针对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化疗一直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但化疗很可能导致肿瘤细胞产生耐药性，更不用说化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特性，长期来看副作用明显。近年来，虽然也有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等新方案出现，但这类治疗要求肿瘤具备特定生物标志物，比如PD-L1高表达，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
“我们的这批患者，他们前期已经接受过一些常规治疗了，但疾病又出现了进展。所以他们会觉得很绝望，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药物能够控制疾病。”吴炅教授表示。
当“常规战”的弹药几乎耗尽，必须找到新的方法。这些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吴炅教授和张剑教授牵头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对比EGFR×HER3双抗-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以下简称ADC） iza-bren和标准化疗。2026年2月，该研究达到双主要终点，取得了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双阳性结果。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日晚，这两个数据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以下简称ASCO）年会上揭晓：iza-bren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8.5个月，相较于标准化疗，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高达71%；同时，iza-bren组中位总生存期（mOS）达15.9个月，相较于标准化疗，降低死亡风险达40%。这两个研究数据兼顾了临床试验指标设定的两个“金标准”：“疾病无进展的时间更久”（无进展生存期）和“患者生存更久”（总生存期）。
2026年ASCO会场，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炅教授代表团队进行现场汇报
通俗地讲，如果把传统化疗比作一次“地毯式轰炸”，那么ADC就像是一枚精确识别打击目标的导弹。它由三部分组成：负责识别肿瘤的抗体，负责杀伤癌细胞的毒素，以及连接二者的连接子。ADC在提升杀伤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了对正常细胞的误伤，因此成为近几年来治疗中发展最迅速的药物类别之一。
此外，iza-bren同时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或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3（HER3）两个关键受体的“双抗”属性，又进一步避免了单一靶点丢失导致癌细胞逃逸、从而产生耐药性的情况。用吴炅教授的话形容，一个靶点就像一把识别癌细胞的钥匙，让药物能够进入肿瘤细胞内部，但狡猾的癌细胞会换锁，双抗ADC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用两把钥匙开两把锁，其中还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更好地解决耐药的问题。”
“iza-bren的Ⅲ期临床数据令人振奋，它是全球首个二线及以上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研究，由中国原研的双抗ADC，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结果，将奠定该领域全新治疗标准。”面对自己交出的这份成绩单，张剑教授的言语中满是自信与笃定。
张剑教授
令人振奋的临床成果，同样把信心传递给了患者。
吴炅教授介绍，入组的患者里超过75%已经发生了内脏转移，其中肝转移患者占40%以上，肺转移患者超过30%，这往往意味着疾病的治疗难度更高、预后更差。“但经过几个疗程后，至少一半的病人在CT或核磁共振影像上看到，自己转移的病灶缩小了。这种看得见的变化，让他们对控制疾病，以及对自己的未来，都增添了更多的信心。”
在吴炅教授看来，对于面临转移复发威胁的患者来说，缩小的不只是影像上的病灶，还有在癌症笼罩下的阴影。
03
破解中国医生的“两难”处境
iza-bren等创新疗法的出现，也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破解了一个困扰她几十年的“两难”处境。
这道难题叫食管癌。它是一种消化道肿瘤的高发癌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全球癌症统计数据，它是全球死亡率位居前十的恶性肿瘤之一。受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一直是全球食管癌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2022年全球约43.8%的新发病例和42.1%的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 这其中，又以食管鳞癌最为常见。
沈琳教授的第一个“难”，在于食管鳞癌的难治——早诊率低，治疗手段少，一旦手术和放化疗等常规医疗方式失效，患者约等于进入生命的倒计时。
她见过太多令人扼腕的病例，“很多人来看病，都是到了吃东西觉得堵、吃不下去了的时候才来。但这个时候管腔都狭窄了，说明肿瘤负荷量很大了，通常已经到晚期了。”不幸患上食管鳞癌，患者能选择的治疗手段十分有限，即便接受手术、放疗或化疗，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面临复发和转移风险，一旦标准治疗失效，后续往往会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沈琳教授的第二个“难”，在于食管鳞癌药物研发的长期滞后。“中国食管鳞癌发病率这么高，但过去我们新药研发能力太弱，除了化疗药，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她深切地记得，以前去参加国际交流时的窘迫。“别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讲创新研发，到我发言，三分钟就讲完了：中国一线治疗是化疗，二线治疗呢？没有。大家都是专家，我只能讲这些，我很着急。”沈琳教授回忆。更重要的是，由于食管鳞癌在欧美发病率低，故而欧美的新药研发动力小，“要在食管鳞癌领域取得突破，中国只能靠自己。”
沈琳教授
转机发生在2015年前后。这一年，中国启动新一轮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创新药研发和上市进程，临床试验管理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大量具有国际研发经验的人才回国创业或加入本土药企。在这样的背景下，患者迫切的巨大需求、医生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本土创新药企不断增强的产品研发能力，三者得以互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连接，中国创新药研发也由此驶入快车道。
曾经许久困扰沈琳教授的“两难”处境，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2026年ASCO年会上，由沈琳教授作为牵头研究者的一项治疗食管鳞癌的Ⅲ期临床研究公布结果，研究取得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双阳性结果。中位PFS达到4.17个月，是对照组化疗组的两倍多；客观缓解率（ORR）达到35.3%，是化疗组的近三倍。总生存期（OS）达到9.79个月，相比化疗组，患者的死亡风险下降了36%。
正如研究数据所呈现的，食管鳞癌患者将拥有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我记得一个病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后来在我们这里用了药，一年之后回来复查，把我们都吓了一跳，整个人吃得白白胖胖的。这种情况在以前很少见。”
最近几年再参加国际交流，沈琳教授变得“底气十足”。过去，她羡慕国外同行有新研究；如今，手握众多前沿研究项目的她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对象。有一次参加ASCO年会，有国外同行跑过来对她说，“我太羡慕你了，Doctor Shen，你那个项目，能不能让我也参与进来？”
以前，中国医生在国际舞台上更多的是学习和追赶，而今天，中国医生正带着越来越多的原创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现在在上消化道肿瘤领域，一开完会全球很多医生都主动加我们的‘WeChat’交流。”沈琳教授笑着说，这种改变，她每天都在感受。
04
从旁观到“主角”
中国医药方案走向世界
2026年5月29日至6月2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这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肿瘤学会议，iza-bren在三阴性乳腺癌、食管鳞癌领域的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入选ASCO的最新突破性摘要（Late-breaking Abstract）和口头报告环节。
作为外科医生，吴炅教授很久没有参加ASCO会议了，这一次，在大会能容纳数千人的会场中，在全球顶尖研究者面前，吴炅完成了他的重磅汇报。“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原创药物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吴炅教授表示，在与大会主办方沟通的过程中，他明显感受到对方的惊讶，“他们也很感慨，中国在这类first-in-class的创新研发中，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今年的ASCO会场上，中国专家的身影随处可见。比如iza-bren的食管鳞癌Ⅲ期临床研究成果，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鲁智豪教授在现场作了口头报告。
2026年ASCO会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鲁智豪教授代表团队进行现场汇报
而仅仅是吴炅教授所在的复肿乳腺肿瘤团队，就有4项研究入选口头报告，其他复肿团队也有专家参会并展示研究成果。“以复肿为代表的研究型医疗机构，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成功登上国际舞台，这让我觉得非常骄傲。”吴炅教授表示。
事实上，在全球抗癌创新版图中，中国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吴炅教授几乎每年都参加的圣安东尼奥乳腺癌会议——这是全球乳腺癌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研究者的角色变化。“以前我们更多是旁观者，东亚国家里，日本学者的口头发言次数往往比我们更多。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研究入选口头报告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日本。从创新药或新靶点药物临床研究数量来看，中国基本上已经能与美国并跑。”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以“根治性手术”为主，到近些年复肿邵志敏教授带领团队提出“复旦分型”，中国医生在治疗方法和理念上不断演进。吴炅教授介绍，“我们对乳腺癌整个的生物学行为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复肿的科室建设也从单一外科到多学科综合治疗，再到如今的单病种中心。”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了83%左右。
从台下观摩到上台当“主角”，“角色的转换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张剑教授表示。他记起自己刚入行时，癌症的药物治疗基本以化疗为基础，当时国外刚有靶向药上市，但价格高昂令人难以企及，“相当于用上海的一套房，去换一年靶向治疗的费用。”那时，即便许多创新药已经在国外上市，进入中国往往还要等待数年。此后能否进入医保、让患者真正用得起，则需要更长时间。
但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药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种“无药可用”和“有药用不起”的尴尬成为历史。
吴炅教授用三个单词来形容这种变化：“最开始是 Me too，研发各种仿制药；到后来Me better，尽管靶点不是创新的，但药效比国外原研药要好；再到最近5到10年的 First in class，我们真正领先全球的原研药已经涌现。”
据张剑教授介绍，以前开发一款新药，一般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而今天，中国在创新药研发领域建立了更高效的体系，“部分创新药从进入临床到获批上市仅需三年多，整体研发周期压缩至6到10年，成本也降至海外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
“正因为这种变化，医生手里的选择越来越多，患者能用上的药越来越多，药价也越来越便宜。参加创新药领域的国际交流，我们现在有了底气，腰杆子硬了，中国方案也在慢慢成为世界标准之一。”张剑教授表示。
不过对于医生来说，比有底气更重要的，是真切地看到曾经很难治的病患案例，被一个个治愈并重新投入生活。
张剑教授记得，在iza-bren的临床试验中，有一位患者的胸部出现了明显的破溃。疾病带来的不止身体上的疼痛，因为担心被人闻到她伤口散发出的异味，她变得不敢出门，不敢与人见面，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被癌细胞一点点吞噬。
但随着治疗的推进，伤口逐渐愈合，她也得以重返生活。如今她只需定期回医院用药和复查，余下的日子里，依然可以旅行、逛街、享受日常——这是无法用数据指标衡量的价值。
“我们每天所做的努力，都是希望能把肿瘤做慢病化管理。”张剑教授说，在抗癌理念上，几十年来同样变化巨大。过去提起癌症，人们总会想起“绝症”这样的字眼，但新医药疗法的出现，让这个疾病重新被定义。抗癌依然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赛跑，却不再只是对生存时间的单一争夺。越来越多患者拥有了与疾病长期共存的可能：他们接受治疗，也继续工作、陪伴家人，在与癌共存中，重新规划自己的节奏，对于未来也重新怀抱期待。
被延长的不只是生存时间，更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