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兄弟阿助和阿屘来到金蟾蜍山时，身后是阳光，眼前是云雾缭绕的山峦。他们听了说书人的故事，以为只要肯卖力，就能挖到黄金，回乡买地、娶媳妇、过上好日子。说书人口中的金蟾蜍山，是穷人的应许之地，只要肯弯腰，土地就会回报你。他们信了。或者说，他们必须信，因为如果不信，长工的日子一眼望到头，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
结果呢？阿成死了，因为反抗日本人被枪杀在矿场。阿助死了，没有交代具体原因，和所有矿工一样，死在这座吞人的山里。阿屘也死了，在空荡的房间里，屋顶的飞蛾煽动了两下翅膀，不再动了。他们用命换来的，不是黄金，是葬礼上那几句悼词：图后生之顺调，奈何，奸人无情，夺你性命，父母妻儿，痛不欲生。从今以后，无依无靠，一家大小，如何是好？ 黄金梦的终点，不是财富，是这几句无人应答的追问。而那些追问，也很快被风吹散，没有人记得阿成是谁，也没有人追问阿助的尸体被扔进了哪个乱葬岗。
影片中缠绕着几段隐约的情感线，每一段都走向同一个结局，靠近之后，是更彻底的失去。阿柔是克死两任丈夫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矿场扛木头、用身体换鱼换肉。她从不避讳，也不解释。她喜欢阿助，那种喜欢藏在日常的照拂里，让他租住她的房子，给他做饭，在他面前从不掩饰自己的狼狈。但阿助的葬礼上，阿助的弟弟说：“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那么有办法的。”一句话，把阿柔所有的坚强打回原形。镜头缓缓推近，她低头、拉斗笠、转身离开。那一刻她失去的不只是阿助，还有那一点点被理解的可能。她原以为阿助是懂的，可直到他死了，她才从旁人口中听到，原来在他心里，她的“办法”是一种异于常人的本事，而非一个女人在绝境中仅剩的尊严。从那之后，她不再属于这座山。她丢了三次筊，全是圣筊，请了阿助的牌位，劈开存了多年的竹筒，带着孩子回了乡下。那个竹筒里存了多久的钱，她就忍了多久。但忍到最后，没有等来依靠，只等来一句无心的宣判。
红目仔和富美子则是另一重更深的悲剧。他们都是日据时代的混血，日本人不认他们，台湾人当他们是日本人。他们既回不去“祖国”，也融不进“家乡”，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红目仔举报妓院藏金，和日本人交易，只为攒钱娶富美子。他想用黄金买一个未来，结果富美子被连累，沦为雏妓，连日接客倒下。红目仔杀了矿长，自己也迎来了枪决。他拼命想抓住的，最终全从指缝中漏掉了。而富美子，在红目仔死后独自在房间哭泣，妈妈桑和大家一起吃饭时众人都泣不成声，唯独不见她，她的悲伤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结尾处阿屘在油菜花地再见她，她面色苍白地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了，只有身体。”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因为阿屘早已死在屋内，屋顶那只飞蛾就是他的魂魄。梦里的相遇，是失去之后连告别都只能以幻觉完成。他们几个人，一个想赎身，一个想赎命，一个想赎回家的路，到最后谁也没赎成什么。
导演王童用大量远景，把山拍得沉默、庞大、亘古不变。炸山时它沉默，死人时它沉默，葬礼上它沉默，人走了它还是沉默。云雾缭绕的金蟾蜍山，如蛇般的山路，人在其中如蝼蚁般移动。山丘无言，是因为它见过太多，从日据时代到光复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了又走，挖了又死。黄金从未真正属于任何人，它只是引诱人前来的诱饵，而山只是看着。全片只有一个太阳的镜头，是在两兄弟进入金蟾蜍山之前，阳光洒落在两人后背上，阿助回头望向太阳，云层之中光线折射出两个太阳，一会重叠一会分开。那之后，整部影片再没见过真正的阳光。所有的光亮都来自火把、油灯、矿坑里的微光，再也没有那样明朗的、洒在背上的太阳了。这个镜头仿佛在说，他们奔赴的光明从一开始就是幻影，而他们浑然不觉。
影片结尾，阿屘的房间里，桌子上摆着满满的饭菜，邻居送来的，他一口没动。他躺在宽凳上，屋顶的飞蛾煽动翅膀，然后停住。那是一种彻底的静默，没有哭声，没有告别，没有仪式，一个人就这样消逝了，像他从未来过。但导演没有让影片止于绝望。阿柔带着孩子回了乡下，富美子还活着，她们继续走，继续活。失去了一切之后还剩什么？还剩“继续走下去”这个动作本身。哪怕前路茫茫，哪怕没有黄金，哪怕爱人已逝，哪怕身份无处安放。活着的人，还是要走。这不是希望，这是比希望更朴素的东西，是生存的本能。它不提供安慰，也不许诺明天，它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山始终都在，活着的人只能继续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