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之所以跌入了悲剧的宿命，并不是因为欺辱与外敌。一个国家走出悲剧的轮回，也不可能靠球场上的复仇来实现。
2:1，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世界杯半决赛上，阿根廷以一场惊天的最后一分钟逆转，把老冤家英格兰斩于马下。
90分钟压哨绝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难道真的是宿命吗？
我觉得我们刚刚见证了将永载于历史史册的一场球，阿根廷人不仅距离自己世界杯的卫冕又近了一部，更关键的是，他们又一次把英国人挡在了距离问鼎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前，从此人们谈起英阿对决，不会再只想起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或者19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复仇般的上帝之手了。
但今天比赛的赛后，阿根廷球员拉出了自制的横幅，马尔维纳斯岛是属于阿根廷的——这个明显是在向英格兰队挑衅的举动，违反了国际足联不得在比赛中进行政治宣传的禁令。我觉得国际足联八成要为此事处罚阿根廷了。
足球、马尔维纳斯岛、马拉多纳、梅西，还有这几年因为提倡极端自由主义经济而全球闻名的总统米莱——似乎提起阿根廷，人们本能的总想到这些东西。还有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这首歌让阿根廷染上了一种莫名的忧郁色彩。
可是，我总觉得，如果阿根廷这个国家，真的该为一些什么东西而哭泣，应该绝对不是足球、英国、或者那个他们心心念念，总想收回却收不回来的马岛。
如果你愿意听，我想再讲讲阿根廷的故事。
1阿根廷这个国度，真的是挺奇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综合分析了阿根廷经济史之后，曾经有一句毒舌吐槽：“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的确，阿根廷的经济史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悖论。一个国土如此广袤、资源如此丰富、且发展较早、一度已经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为何突然就在二战之后陷入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这是能让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看了致郁的问题。
阿根廷甚至不像日本，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逝去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主要是土地狭小、老龄化、国土面积稀缺，发展到一定高位之后才后继乏力。两者对比，刚富了几天就被打回贫民窟的阿根廷，才更匪夷所思。
但还是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阿根廷苦衷吧。
其实，如果上追百余年前，阿根廷的经济，曾经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一声炮响，给拉美各国送来了独立的契机。在经历了该世纪前中叶的军阀混战之后，阿根廷是拉美各国之中最先意识到应该沉下心来发展经济，开始向着富裕起跑的。这一点得益于“阿根廷设计师”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
说起来，阿尔韦迪年轻时代的经历，与如今刚当选阿根廷总统的这位米莱倒是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是目睹了当时阿根廷的混乱下定决心钻研学问，寻求救国之道。他在1838年获科尔多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开始系统的研究美国宪法，试图从这个美洲当时唯一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国家那里，寻找让阿根廷脱困的药方。
研究的结果，是他在1852年写成了《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一书，在这本书中，阿尔韦迪认为，阿根廷唯有学习美国，建立宽松的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吸引外资与移民，并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能够摆脱当时的乱局。政府的过度管控和干预不仅起不到好效果，反而只会越管越乱——
阿尔韦迪的名言是“没有比政府更糟糕的农民、牧场主、商人、工匠……”换而言之，只有把经济的自由还给人民，阿根廷才有希望。
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世界上也许并不鲜见，但你要知道那是1852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才出版了不到一个世纪，鼓吹彻底的自由放任、并愿意遏制扩大自身财权冲动的政府在全球除了英美之外几乎找不到。
而阿尔韦迪是幸运的，当时靠着军队扫平四方的“阿根廷华盛顿”乌尔基萨将军刚好是个喜欢读书、琢磨事的人。
他在看了阿尔韦迪的那本小册子之后对其惊为天人。立刻邀请参与1853年新宪法的制定，并最终成为总统顾问。阿尔韦迪因此得以有了舞台，系统的实践自己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想。
于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阿根廷的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期，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轫的东风，阿根廷经济开始腾飞。
从1880年起，尊崇“阿尔韦迪主义”的国家自治党开始在阿根廷长期执政，从1880年当年一直到1913年一战在欧洲爆发，在开放经济+移民+出口导向三驾马车的拉动下，阿根廷连续33年年GDP增长率维持在6%以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越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全球排名第七。到了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超过了英法。甚至直到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和意大利，与德奥大致相等。
那时候，许多欧洲人移民美洲的第一选择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你像个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成为了当时的一句流行的赞誉——大约跟现如今说你“家里有矿”差不多吧。
2然而，阿根廷的经济奇迹当中，其实潜藏着巨大的危机。首先是高速经济增长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由于1853年宪法是阿尔韦迪等人参考美国宪法制定的，所以该宪法最大程度上鼓励了“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类美国梦，尤其是1880年之后以农业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让代表乡绅的农场主们获益最巨。
当然，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贫富差距问题是被掩盖掉的，富人手中源源不断的热钱会逐渐渗流到社会中下层当中去，再加上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阿根廷维持其稳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1929年经济危机，最终结束了阿根廷经济的美好时代，尤其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各列强纷纷构筑贸易壁垒，来自欧美的农产品、矿业订单一度急剧减少。
此时阿根廷的经济增速骤然放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自行车一般，在低速状态下开始无法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日渐坐不住的阿根廷政府，终于忍不住违背了阿尔韦迪的告诫，开始下场插手干预。
首先是19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中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何塞·费利克斯政府试图效法罗斯福新政，通过政府干预推动阿根廷工业化发展，但画虎不成反类犬，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市场感知里，费利克斯政府所助推的那些工业项目最终都赔了个底掉。过高的税收反而挫伤了阿根廷原本赖以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和工矿业。
1946年，胡安•贝隆当选总统，这位后来因为其妻子贝隆夫人而广为人知的总统其实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但可惜的是，对于正在关键时刻的阿根廷来说，这个总统过于有想法了。
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世界各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然而贝隆却毅然决然的走上了未曾设想的“第三条路”。他号称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但同时又要与苏联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在贝隆的力推下，阿根廷原本赖以立国的阿尔韦迪自由贸易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同时限制农产品出口、并对富人征收极高的税收、限制民间资本的再生产投入，并通过没收、征用、赎买、强制入股等方式建立起了体系齐全、工人福利极高但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试图再度启动工业化。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当然知道贝隆这么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取死之道”，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征收高额赋税，还是普及全民的高福利，都需要一个全能政府。但正如阿尔韦迪所预言的“没有比政府更糟糕的农民、牧场主、商人、工匠”了，在其1946年上台到1955年第一次下台不到十年之内，阿根廷的经济如同倒栽葱一样，第一次掉头向下，并首度出现了因政府增发货币而出现的恶性通胀。
更糟糕的是，贝隆的执政和受迫下台，以及之后再度的短暂执政。开启了阿根廷之后一个持续七十年的长期争论——左右两种经济学思想，到底谁说的更对？到底是要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到底是高税收、高福利、先实现社会公平？还是低税收、低福利，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
3之后的阿根廷，就始终在这个旋涡里打罗圈架，通过选举或政变、左右两翼轮番上台又彼此拆台，却谁也干不爽利。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特别搞笑并如贝隆将军一样“想法过剩”的人，比如八十年代初当政的加尔铁里，面对左右两翼的共同反对，国内经济的一落千丈，他又效法贝隆提出了个“第三条道路”——对阿根廷来说，国内的什么经济发展、派别之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复马尔维纳斯岛！
善意的解读，老加可能原本试图这一场在他看来稳赢的战争收获权威和民望，让左右翼都服膺他了以后再放手推动改革。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洋彼岸当时同样有此窘境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正需要这个机会。
于是日薄西山的大英垂死病中惊坐起了一回，用一场英阿马岛战争，结结实实的证明了一把，什么叫瘦死的骆驼依然比瘦死的马大。
此后阿根廷经济就彻底万劫不复了——1983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0%。
1992年，阿根廷政府又搞了个大新闻，他们宣布搞“币值改革”，规定1新比索=10000000000000旧比索，一口气消了货币上的13个0。也正是那个钞票成废纸的时期，把当时正任职某二流职业球队门将的米莱，硬生生逼成了经济学家，随后是阿根廷总统。
拉美诞生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如今，真实的历史也给了阿根廷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这位新总统米莱，无论人生经历、心路历程还是其政治、经济主张，都高度复刻了“阿根廷设计师”阿尔韦迪的思路，只不过观点比其更激进了一些罢了——
阿尔韦迪当年说政府不能抢农民、商人、工匠的活儿。
而眼下这位新总统米莱则说，政府连发行货币这种本职工作都做不好——事实上，仅就阿根廷政府而言，也确实没干好。
更可悲的是，阿根廷即便经历了这场“百年孤独”很可能也无法再重回昔日发展的正道了——因为数十年的争论之中，这个国家原本逐渐培养起的妥协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翼之间世仇。米莱2023年大选中的对手，中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尔希奥·马萨在承认败选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从今天起，维护阿根廷稳定的责任，被交给米莱了”。
你仔细品一品这个发言，并想想米莱能不能再阿根廷眼下这种“你做饭，我拆台”的政治氛围中推动他那些诸如“大幅减税、削减福利、废除央行、废除比索、改用美元”的激进改革……
我觉得这比让中国男足赢阿根廷难多了。
是的，自由与稳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许就像贞操一样，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寻回。
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1946年，当贝隆将军上台，当这个悲剧刚刚开始时，彼时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刚刚出版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曾如是说：“那些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近百年后再回首，哈耶克的此语，与阿尔韦迪的判断一样，对阿根廷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吗？
明了了这些故事，我想你就能更好的理解阿根廷——他们为什么如此痴迷于足球、为什么执着于战胜英格兰、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拿到那个求而不得的马岛，为它们欢喜，为它们哭泣。
但我却总觉得，阿根廷真正该为之哭泣的，其实从来不是足球、马岛或者球场甚至哪怕战场上对英国的一场胜利……
那些都是虚幻的，阿根廷人真正该为之哭泣的，是那一旦丧失，就再也回不去的百年国运。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这片土地完美避开了每一个正确的选项。他们曾用自由主义迎来了神明般的开局，却在后来的大萧条中慌乱地交出了自由；他们为了追求一时的“保障”和高福利，纵容全能的政府收缴了市场的活力，可结果却如哈耶克所言，他们既没有得到长久的保障，也彻底弄丢了生存的自由。
而对足球和收服马岛的狂热，都不过是这种惨痛丧失之后的代偿而已，阿根廷人，宛如一个失恋的醉汉，在寻求足球和民粹的酒精麻醉自己。
但在现实中，左右两翼在废墟上轮番登场，把国家政策当成了烙饼，每一次大选都是一次对社会共识的推倒重来。到最后，政治妥协荡然无存，阶级仇恨根深蒂固，整个国家在无休止的内耗中，将上帝赐予的绝世天赋挥霍得一干二净。
所以，但我看到今天早上那场2:1的绝杀，当我看到那些流着热泪、狂呼大喊的球迷，当我看到那些不惜违反禁令也要拉起“马岛属于阿根廷”横幅的球员，我读懂了那种近乎绝望的魔幻现实。
这不是强者的示威，那是溺水者在现实的泥潭里，拼死抓住的唯二两块浮木，苟延残喘、自我麻醉的悲剧。
你看英国人，他们输了这场球，还被那标语挑衅，但英国球迷仍没有那么悲情，因为在足球和国家叙事之外，他们有自己能过得去的生活。
球场上的胜利固然辉煌，对收复故土的热望固然炽热，但阿根廷人如果永远只愿意为这两件事情哭泣——他们的泪水，仍将永无止境。
相比英雄的梅西，相比于“马尔维纳斯岛属于阿根廷”的宣誓，还是让我们期待一下米莱总统和自由主义，能帮他的国家跳出这宿命的悲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