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皆作为反映后因果关系的指标，但各自有不同的面向。
在“是”判断的论域里，后因果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功能性。功能性表现在系统中称为“涌现”。
涌现，就是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与无序性在系统中具体整合后表现为功能性。
涌现具有时空性及动态性。
非加和性面向的是（静态的）系统（“是”判断共时性意义上）的时空性。
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是”判断历时性意义上）的动态性。
时空性表现为整体性和秩序性。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可表述为非加和性强。
整体性和秩序性，反映的是系统中各要素因受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共时性制约，从而具有一种因滞后性而被动式配合规则，或威权下不得不接受信息的正反馈自稳及自组机制（我不得不如此否则就不是我；进化是生命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行为）。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强弱，取决于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强弱——后因果关系逻辑强，则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即非加和性越强。
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局部的加和性弱，局部的还原性——再适应能力弱，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反而强。
所以说：进步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这样的进步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整体性及秩序性意味着“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也意味着“有序性”。“是”判断语境里的“有序”，是集合中元素的无序性被强行自定义设定的选择性排斥属性的主观存在。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综合起来就是选择性排斥属性，即非加和性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其自稳及自组机制，必须建立在对“非”场有选择地主动排斥的前提下。
由于“非”场都具有“厚实”的特性，对“非”场的排斥就会产生“放大”的效果。作为具有整体性和秩序性的系统，这种“放大”有着更强的针对性质的选择性，因此所产生的表现在时空中的新质或新特征，“看上去”就一定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这才是“非加和”的本质所在。
在真实关系中，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的问题。“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属于自定义真实关系下，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人为定义的有序性。即非加和性是自定义真实关系范畴里共时性的、他适应的概念。
他适应性质的系统是否“有序”是以“容错性”衡量：越是有序（纯正唯一），对“杂质”、过失（无序）的容错性越低（不兼容）。
容错性既是有序性的指标，但恰恰也反映出脆弱性——参考本文上卷第六节的分析：脆弱性应该以“加和性脆弱值C”衡量。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与脆弱性C值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与不可持续性成正相关关系：
军事上不断更新迭代的战斗机及反映一国综合国力的航空母舰，其不兼容性堪称典型：天价的造价是其不兼容性的具体表现，同时还要穷于应付来自于真实（相关材料的锈蚀损耗“疲劳”等）及同为自定义真实（所谓敌对国）无孔不入的种种干扰、纠正与破坏才能“维持”其“强大”（先天脆弱值小，但后天脆弱值大，因此加和性脆弱值大）。
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比较、恒温动物与变温动物比较，因整体性和秩序性而表现出的脆弱性都十分明显，任何对两个前者的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干扰、破坏活动”，都有可能令其系统“紊乱、无序、失衡”，甚至对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例如一个伤风感冒，一个小伤口，某种病毒的入侵，都有可能令一个人失去其生命。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生命系统来说，脆弱性并不等于还原性。一个生命系统的“崩溃、灭亡”并不意味着“打回原形”。
综上所述，系统的后因果关系逻辑、非加和性、脆弱性的加和性脆弱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者与加和性、还原性之间则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强——非加和性强——脆弱性C值高——加和性、还原性弱。
反之则反：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弱——非加和性弱——脆弱性C值低——加和性、还原性强。
系统论是西方人提出的（在生物学中研究复杂生命系统中产生的机体论的基础上，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传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系统的无序与有序在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传统的辩证统一理念因没有重视观察者这个“参与者”，更没有“后因果关系逻辑”这个概念，因此并没有认识到“后因果关系”在辩证统一中的“角色”），从而错误地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非加和性强——则脆弱性低——参考世界性的军备竞赛：争相建立的强大军事体系所表现出的低脆弱性只是先天脆弱值低而已，但由此而指数级增长的后天脆弱值，并没有被认为是脆弱性的表现（因为对加和性脆弱值C没有认识）：历时多年的俄乌战争及2026年的美以伊战争中，那些所谓高价值（即非加和性非常强）的军事装备，在廉价的导弹及无人机面前，就显得狼狈不堪。美以伊战争还带出另一个例子：因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前依赖于“正常”（也就是非加和性强的有序）能源通道的世界经济也就乱作一团。而中国因为种种再生能源的提前战略布局（加和性属性相当强），在能源危机面前就显得从容不迫。
传统系统论把系统在时空中的整体有序性及预决性视作目的性的必然，纠结于这些有序性及预决性是否有“中心”，即有序性及预决性是“自上而下集中控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还是“自下而上分散协调”（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问题。但如此一来，往往就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产生“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自上而下分析中国的国力时，西方人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中国“国力”的非加和性。而非加和性是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的，在具体事物中就是“排斥力”的表现。再通过目的论分析“排斥力”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自然就不难得出“威胁”的结论。“强大就必然威胁他者”是人类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定式”思维。
在自下而上分析中国的国情时，西方人则是延续其一贯擅长的“科学思维”，专业地、科学地、煞费苦心地、事无巨细地抽丝剥茧，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民生等分门别类，也就相当于静态的加和。结果就欣喜地，又或者如公知们“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加和性太强：所谓没有原则、没有法制），多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如此多多的问题“汇总”之后进行“非加和”（并且还加上西方人自己预设的，即纯粹是自定义的“民主人权”之类的非加和性），即同样通过目的论分析当中的有序性及预决性，中国国情的非加和性简直就是弱得“惨不忍睹”。这样的中国，如果不崩溃哪有“天理”？可惜天不遂他们所愿，不完善的中国就是不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