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个煤矿工人的自述
高考，这个命题对我来说并不确切，因为我的高考正是不被后来1977级所谓正式高考生所诟病、瞧不起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忖，把高考换成考高，或者更加合适，至少不被高考正规军二次鄙视。
我是煤二代，也是普通煤矿工人家庭的第二代煤矿工人。虽然，毛泽东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把煤矿工人顺便拉了一把，也就是挺直了胸脯走路一下下，但无实质性的领导阶级的特权优惠。我依然每天三班倒地下井，干粗活，依然每天筋疲力尽地上井洗澡、吃饭、睡觉、下井，而且是每周六天。
贫穷农村地区出身的大学生回忆起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更加困苦，他们没有肉吃。他们对我能拿工资，吃到大米白面，一碗半荤半素的菜，可能羡慕不已。当然，他们不羡慕我的危险工作环境，只看到我的饭碗。而我，也不羡慕他们极其贫困的生活。如果，下放农村与下煤矿，二选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下煤矿。虽然，煤矿相对来讲危险，但是每年的工伤死亡事故很少，万分之一。加上年轻人不知死活，不怕虎的简单直觉，能吃饱饭才是硬道理，我非常看重我的饭碗。我小时候被饿怂了。
人，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追求高质量生存。
对于上大学，本人没有什么认识。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就像猪圈，学生成猪以后，通通下煤矿。我是个普通的成猪，顺着大流，毕业后，自然往地下黑洞子里涌去。
我周边有很多大学毕业生，矿上的工程师，我家的上海大嫂以及她两个洋气的复旦女同学。可是她们对我没有实质性的启发、引导、榜样的作用，与我没有关系。我即使想上大学，也都停办了。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各行各业要全面整顿，恢复大学已经摆上日程。
我是个走运的人，正在高中二年级。老牌数学老师很兴奋，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加强数学补习。俺不是憨人，知道好孬，自然认真。成绩一直处在50人班级的前几名，准备高考一战。
然而，时势不由人。邓小平又被毛泽东斥下台，高考无影了。这一次的高考准备，已经在年轻人的心田里留下了种子。此时，我跟着大流，成了一个看到希望，又被湮灭的黑人。
当时的社会上，最热闹的是军队干部，他们想方设法把子女从农村弄到部队或者大学，退伍、毕业后，再就业于城市的企事业单位。但是，他们不来煤矿下井，尽管我们比农民吃得好些。所以，就出现了走后门之说，人们痛恨这种明火执仗的不公行为，但又有什么用呢。
当时，明面上有规定，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具有两年工作经验或下放农村的经历，再经过所在工作单位或农村大队、公社的推荐，两个硬性条件。
这些人中间不乏走后门的人，可是也有不少普通人找关系，送礼，走后门。更有甚者，一些下放的姑娘被推荐单位或公社负责人性侵，才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
人生何时不辛苦。
俺的大学考高来得很奇怪。
昨晚夜班，今天下午正在睡觉。突然被我的小兄弟急切地叫醒：“小花哥，快起来！大学招生了！”我一个激灵，翻身就跟着他跑到煤矿食堂大门口，一张被雨水淋过的红纸海报，说是南京大学招生，英语专业，截止报名日期：“明天”！我头皮发麻，对我的小弟感激不已。赶紧跑到我的生产工区，向党支部书记递上我的书面申请，然后回家听信，也就是听候领导发落。
我的基本资格是有了，单位工作两年，上班的时候，肯出力，惹得师傅们开心，夸赞。两年间，拿了两个“五好学员”的奖状。一直向往上学，走出黑洞，过上光明的生活。这就是我寒酸的资本积累。
1976年的多事之秋，先是周恩来总理元月过世，清明节，群众借机自发悼念活动，纪念总理，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反对下放，反对文革领袖。趁着黑夜，中央文革小组指令民兵用棍棒解决了集会。再接着，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夺走24万人性命。再接着，东北陨石降落，京畿皇帝毛泽东这颗耀眼灼热的红太阳下山了，再也没升起来。
俺的大学泡汤了！
说什么呢，国家这么多精英，都翻不了身，俺这个普通的煤矿成猪也就只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宰割。
所幸，打不死的邓小强二次上台，终于又让俺这批人走完程序。不是他老人家同情俺这些普通人，那些高级干部的孩子都在等，他们的呼声有用，直达天庭。俺顺大流，也有顺大流的命。
我参加了“高考”，不对，是考高。
矿上组织科主持数学、语文考试。数学主考就是俺的高中数学老师。他对我的成绩是有数的，在那群乌合之众里算是出类拔萃。两道初中题，三道数学题，俺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再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我很自信，面露喜色，被组织科长批评。
再后，春节。煤矿动员所有员工参加春节高产活动，就是比平时多产煤，昨天炸出来的煤，今天挖出来，再炸出一波，就能生产两天的煤。弄虚作假是中国特色，文革更上一层楼。
我心里打鼓，节后就要出发上学，走出煤矿黑洞。可是我在滑腻的坡道上摔了一跤，小拇指被锋利的镐头穿破。我在琢磨，祸不单行，万一再来一次什么事故，我就可能噶了。事前，我向老师傅打听，向工区副区长打听，最后向我的父亲，一个老煤矿工人，打听。他们都说，春节不上班在家过年，煤炭部有规定，不拿工资，不算旷工。
然而，我的名字被矿党委通报，说我春节期间旷工。
我的脑袋炸了，这意味着我上大学的事儿，彻底无望了。
欲哭无泪不至于，但是极度惊慌失措是真的。我一个成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煤黑子，怎么办。还好，我父亲挺出，提着两瓶酒，摸着黑路，走了几里地，找到了“隐藏”几十年的本族外甥女家，她的丈夫是矿党委副书记。我的天，我的爹也是豁出去了。更加走运的是，我工区的党支部书记是我姐夫最近提拔的退伍军人，当晚就把事情搞定了，支部书记明天去矿党委解释，保证不耽误上大学。
那是1977年元月，我终于跨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当时的种种，感慨万千。我自此相信命运：冥冥之中，老天早已做好一切安排。
我感谢上帝，感谢我的父亲，感谢我的本家姐夫，感谢我的小老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