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高考在七月。七、八、九，三天。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六月初就解放了。我们六月在填志愿。对，考试还没考，先把志愿报了。你知道这有多不人性化吗？约等于让你蒙着眼睛射箭，射完再告诉你靶子在哪儿。但那时候我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上一届就是这么过来的，上上一届也是。传统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一代代人集体忍下来的。
我倒是没怎么纠结报哪儿。这事儿我从高一就想好了。但我从不往外说，说了显得狂，不说又憋得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让成绩替我说话。
那年的热，是江南那种闷在蒸笼里的热。教室里五十六个人，一人一个呼吸孔，那是真热。电扇是后来才有的。几个班主任联名去找了学校，据理力争。学校终于松了口，给六个高三班各配了几台。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到晚自习结束，电扇就没停过，嗡嗡嗡地转。其实也并没有凉快多少，但那个“学校终于妥协了”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像是打赢了一场仗。高中生嘛，一点小事就能当战役来庆祝。
我们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从高一起带我们。那是他带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比我们还 ambition。全班五十六个人，全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都不能少。万一有意外失误，复读一年也得算。他还把这个KPI分解给了我们每个人。搁后来，这叫摊派，叫侵犯人权。我们妥妥是可以控告他的。
我其实是化学课代表。但我同时还兼着数学课代表的活儿。正式的那个数学课代表，是一个身有残疾的特招同学，数学老师为了鼓励他，给了他这个名头。但收发卷子、登分、跑办公室这些事儿，三年来一直是我在做。班主任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我不能把物理课代表也给你吧，数理化全让你担了，太不像话。
我们那时候考七门。数理化生语英政，三天考完，有一天下午要考两门。政治是我的短板，怎么学都不上道。但我不怕，因为我算过账了，其他六门课能替我把分背回来。那时候的考试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加权平均的问题，每一科都是一个变量，总目标可控就行。
考完之后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开始头疼。疼得像有人在我脑子里开凿隧道，从太阳穴一直钻到后脑勺。那种疼我以前没有过，后来也再没有过。疼了大约三天才慢慢退下去。那三天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疼。那时候我才彻底明白，过去三年我其实已经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只是一直绷着，直到考完那一刻，弦松了，身体开始跟我算总账。
成绩出来那天，我早早起来坐了中巴车去学校。公告栏前面已经围了一圈人，学校把所有学生的成绩从高到低打印出来，一张大红纸贴在那儿。我还没走到跟前，几个好朋友就已经看见我了，他们跑过来，没有说话，用手轻轻捶我的胸口。我当然知道结果不会差。但还是忍不住挤进去看了一眼。名字在很靠上的位置，左上角那一块。
那年我们班终究没有完成班主任的KPI。两个同学弃考了，一个要去组乐队，那个特招生后来也没有参加考试。还有大概五个人第一次没考上。其中有一个女孩，据说是失误了。她本来学习挺好的，谁也没想到她会掉下来。她的闺蜜，是我高中三年的暗恋对象。
是的，就只是暗恋。从没牵过手，没递过纸条，没在晚自习后一起走过路。毕业了就分开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那个女孩决定复读。我们安慰了她，她很大度，说第二年肯定能考上。后来她确实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好大学。那年暑假我们老同学聚会，她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围着她给她出主意，告诉她大学第一年该怎么过才有意义。我们其实也才刚上完大一，但已经摆出了师哥师姐的派头，恨不得把自己一年的经验浓缩成一本《大学求生指南》塞给她。
那天聚会散场之后，我们几个最要好的还觉得不够尽兴，就沿着滨湖路散步。夏天的黄昏很长，天还没有黑透，湖面上泛着最后一点光。我们走到码头那里停下来，一起望向远处。湖面很开阔，水和天快要连在一起了。那种空阔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觉得我们自己都特别了不起。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脱口说了一句：
“那个他就是个渣男，我们都看不起他。”
我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甚至有点义愤填膺。
所有的同学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们的表情很奇怪，似笑非笑，像是在忍住什么。
然后她的闺蜜，就是那个我曾经暗恋了三年的女孩，第一个没忍住，大声笑了出来。
“风巴头，”她喊我的外号，“你在说什么？你真不知道那个他是谁吗？”
我看着她。然后我看见了所有人的表情。
我花了大概两秒钟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一、二、三、四。
然后我明白了。
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渣男。
我连恋爱都没谈过。我暗恋的是她的闺蜜，她是知道的。我们三个之间连一句暧昧的话都没有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江湖上流传着一个版本，说她的落榜是因为早恋，早恋的对象是一个渣男，那个渣男考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而那个渣男，居然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