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丛苍团队从江阴夏颧墓剪刀上发现了明代用剧毒物质作麻醉剂的证据。图片来源：Ling X, Li J, Zhao G, et al. Surgical anaesthesia in Ming Chin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aconitine residues on medical instruments.Antiquity. Published online 2026:1-19. doi:10.15184/aqy.2026.10347
六百年前，江阴一位医生把剪刀、镊子和药物一起带进墓中。六百年后，考古学家用一束激光，从铁锈里读出了麻醉痕迹。
撰文 | 王昱
审校 | 赵丛苍（本研究通讯作者）
外科手术总会给人精准、现代的感觉。但其实外科手术的历史，甚至可能比现代医学的历史还更悠久。
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埃及医师已经能处理骨折、缝合伤口，甚至切除浅表肿瘤。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是古代外科的巅峰，约在公元前600至前400年间，被誉为“印度外科鼻祖”的妙闻（Sushruta）就写下了《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其中记录了鼻成形术、白内障摘除术、剖腹产甚至脑外科手术等复杂操作，是世界整形外科史上最早的记载。
就算你不了解考古学界的前沿进展，也肯定听说过刮骨疗毒的典故。根据《三国志》记载，早在1800年前，关羽就因箭伤接受过外科手术。
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很难将这些历史传说和现代的外科手术联系起来，前者会让人感觉需要付出巨大代价，需要忍受剧烈的疼痛，后者则更多是挽救生命的关键途径。麻醉是一个关键差异。现在，几乎没人敢像关羽一样刮骨疗毒——不麻醉就开刀也太恐怖了。
麻醉大幅降低了手术的痛苦，让普通人也可以承受手术的代价。现代麻醉技术是货真价实的现代科技，甚至到1985年，医学界还没能开发出安全的婴儿麻醉技术，不得不在婴儿手术时，用“婴儿没有痛觉”的借口欺骗自己。
古人同样有自己的麻醉、镇痛技术。华佗有“麻沸散”可以镇痛麻醉，但配方早已失传。在世界范围内，其他文明如古希腊、古罗马、印度等也有关于麻醉植物的记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大多只有文献记载，缺少考古实证。
最近，我国考古团队在《古物》（Antiquity）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个限制。研究团队在从江阴夏颧墓出土的手术剪和镊子上，检测到了很可能来自乌头属植物的乌头碱类残留，它很可能是古人用剧毒植物做局部麻醉的直接考古实证。论文通讯作者，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表示：“直接在手术工具上找到特定麻醉成分的化学证据非常罕见，这项发现具有重要的国际学术价值。”
赵丛苍教授（中）在江阴市博物馆考察夏颧墓出土医药文物。图片来源：赵丛苍团队
600年前的手术剪
夏颧生于1348年，卒于1411年，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医者。夏颧墓位于江苏江阴县（今江阴市），发现于1974年，出土了一批明代的医疗器具，有铁质柳叶式外科刀、铁质平刃式外科刀、镊子等等。它们功能各异，可分别用于切开、清创、修剪、取异物等功能。
更关键的是，这些文物可以和一个有明确姓名、年代和职业背景的人联系起来。在考古材料里，能把外科器具和特定医生对应起来的情况并不多见。论文这次重点分析的是其中两件：一把手术剪和一把镊子。
采样器具及其各件上的残留物。图片来源：Ling X, Li J, Zhao G, et al. Surgical anaesthesia in Ming Chin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aconitine residues on medical instruments.Antiquity. Published online 2026:1-19. doi:10.15184/aqy.2026.10347
从形态上看，这把手术剪和镊子，和现代手术剪、手术钳的形态已经相当接近。赵丛苍表示：“从今天的医学眼光来看，这批明代手术器具和相关治疗方式体现出若干令人印象深刻的先进性。剪刀与镊子的形态设计已具备合理的功能原理：直刃剪刀适用于浅表组织的精准剪切，与现代外科直剪相似；而尖端向内弯曲并带有细齿的镊子，则与现代用于夹持软组织的Allis组织钳功能相通，说明明代医者已能根据不同手术需求设计专用工具。”
现代直刃手术剪刀（上）和现代Allis组织钳（下）。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
当然，它们也有明显的时代限制。现代外科器具多用不锈钢，能经受反复消毒，也不容易锈蚀；夏颧墓里的器具主要是铁。研究团队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分析发现，两件工具的平均铁含量约为97.1%，这说明明代冶铁技术已经能提供相当高纯度的材料。但在潮湿、有血液和组织液的手术环境里，锈蚀和感染风险并不会因为明代的“工艺精良”而消失。
残留的麻醉剂
文物宝贵，受到法律保护，这也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用微损或非破坏性方法展开研究。
研究团队从器具上取下了极少量红色锈蚀残留，在显微镜下使用细胞镊子，从镊子表面提取了一个残留颗粒，从剪刀表面提取了两个残留颗粒，每件器物收集的残留物只有约2毫克。接着，研究团队用光谱的方式分析了这些红色残留物。
不同分子在激光照射下会产生不同的振动信号，像分子的“指纹”。研究团队从红色残留物中，看到了有机物相关信号，还发现了氰基（-CN）、亚甲基（-CH₂）等特征峰。
氰基信号尤其关键，因为血液本身并不含这类氰基化合物，它更像是某种药物残留留下的线索。研究团队进一步使用受激拉曼散射显微成像（SRS），它可以在很少样品的情况下，对有机成分进行更清晰的化学成像。
同时，研究团队还从古籍中寻找这些化学指纹对应的方剂。明代医书如《证治准绳·疡医》、《世医得效方》等记载了“麻药草乌散”。当时医者会用草乌、川乌等乌头属植物制成麻醉方剂。现代毒理学研究认为，这一方剂中的乌头碱剧毒无比。明代的医者也了解相应的毒性，他们发展出醋煮、黑豆浸泡、绿豆解毒、去除外皮等多种降毒方法，从而可以用该方剂麻醉患者，从而无痛手术。
乌头。图片来源：H. Zell/wikipedia
为了判断这些信号的成分，研究团队炮制了乌头的参考样本。结果发现，参考样本的特征信号和文物残留中的峰值高度吻合。
研究团队将文物残留的SRS光谱与获得的制川乌标准品进行比对，两者特征峰完全吻合。尽管乌头碱的酯键已水解，但其稳定的氰基和亚甲基官能团被成功检出。乌头碱是乌头属植物的特征生物碱，不可能属于偶然环境污染。因此，残留物确证为明代外科使用的乌头碱类麻醉药物。
并且，研究团队收集的红色残留物来自器具的功能部位（如刃部、镊子内侧），与文献中“涂抹麻药后进行手术”的使用场景高度吻合。研究团队推测当时的麻醉剂为液态，可能溅落至铁器表面，当时未被彻底清洁，从而残留到今天。赵丛苍表示：“这是首次以考古实物上的化学证据直接验证了明代文献中的麻醉手术记载。”
更多发现
外科手术的历史远比现代麻醉古老，文献中也有大量更古老的麻醉记载。但讨论到考古实证时，此次在江阴夏颧墓的发现，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局部麻醉化学证据之一，尤其是直接保存在古代外科器具上的证据。Livescience评价道：“这项分析是研究人员首次在古代手术器具上发现麻醉剂的直接化学证据。”
研究团队也表示，他们将继续系统分析中国考古出土的药物遗存。未来可在更多出土医疗器具、药材容器、药臼等文物上开展类似的SRS分析，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麻醉与医疗实践。
参考链接：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ntiquity/article/surgical-anaesthesia-in-ming-china-scientific-analysis-of-aconitine-residues-on-medical-instruments/7037E2829972C3DC0206A68A916C344Bhttps://www.livescience.com/archaeology/ancient-china/toxic-plant-on-ming-dynasty-era-surgical-tools-may-be-worlds-oldest-chemical-evidence-of-topical-anesthetichttps://phys.org/news/2026-05-ancient-anesthetic-reveals-ming-china.htmlhttps://mp.weixin.qq.com/s/93v3ImGs9HsQHeVWlsKs1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