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定都天京后，洪秀全隐入深宫，东王杨秀清独自把持军政大权。
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同属金田首义核心，手上都有兵马，可杨秀清偏偏刻意亲近秦日纲，冷落北王与翼王。
韦昌辉顶着北王六千岁名号，处境却很尴尬。北伐和西征打了几年，他几乎没能亲自统兵出战，仅有一次以主帅名义遥领江西军务，谈不上实际指挥。
石达开稍好一些，却同样受限制。西征前线吃紧时，杨秀清会放他出京督战，可战事一旦缓和，马上召回，改让秦日纲顶上去。
再看秦日纲，恰恰相反。他两次接替石达开在西征挂帅，一次奉命增援北伐，还曾带兵东进追击江南大营的溃军。三大战场都留下他独立督师的记录，同期的首义诸王中仅此一人。足见杨秀清对他的信重。
单论指挥能力，秦日纲实在平常。田家镇一战，水师战船丢得干干净净；北援时半路折返，没打出像样的仗。
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他“忠勇信义可有，然而并没什么才情”，一句话戳中要害。韦昌辉、石达开的用兵水平远高于他，可杨秀清宁可让秦日纲屡败屡用，也不肯给那两人放开手脚的机会。
根源在权力结构上。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当初都是带着家族、队伍入伙，既分享世俗权力，又顶着神职头衔。
到1853年，冯云山、萧朝贵已死，资历最老的只剩下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杨秀清靠天父附体夺得最高话语权，但他手里缺少能打仗的嫡系，部队大多攥在韦、石两大家族手中。
韦昌辉和石达开既有实力，又有接班的法理资格，天然是杨秀清劲敌。再让他们上前线立功，只会更加不好制衡。
秦日纲的情况刚好合适。他自带两千人参加起义，地位仅次于石达开，而且一直与翼王暗中较劲。杨秀清正好利用，扶植秦日纲来牵制石达开。
1854年，秦日纲才从败仗中缓过来，杨秀清就直接封他为燕王，紧接着派去北援。还没真正交兵就给了王爵，这种破格提拔，摆明是拉拢。后来田家镇全军覆没，人马船只损失殆尽，杨秀清依旧没有改变态度，次年照样让他主持东征。
压制韦、石，栽培秦日纲，这个用人思路本身不算错。问题出在杨秀清的分寸上。
他一边重用秦日纲，一边又肆意折辱。秦日纲兵败后曾被革职贬作“奴”，不久又因小事被杖责一百大板。打完，杨秀清很快恢复其官爵。这种打骂式的拉拢，只会让人心冷，不会有感激。
带兵的将领都要脸面，败仗受处分是一回事，当众羞辱是另一回事。真想收服人心，就得在处置时留体面，让人感受到恩情。杨秀清没明白这一点，他自以为可靠的同盟，最终在天京事变里一击即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