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来了。改革党净增352席，工党失守248席，泰姆赛德、威根、索尔福德、霍尔顿、哈特尔浦，这些英国北方工业城镇，工党在这里深耕了几十年，如今几乎被横扫。
斯塔魔执政才一年…以前法国写的多，大英很少聊，今天随便聊…
工党的黄金时代
1945年，丘吉尔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转头就在大选中输给了工党的艾德礼。这件事让很多人困惑，其实好理解…
士兵们在前线打仗，心里想的是回家之后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医院、孩子能不能上学。丘吉尔给了他们胜利，艾德礼承诺给他们福利国家。
战后工党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推行大规模国有化，建设公共住房。北方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从那时起成了工党最稳固的基本盘。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工党在北方拿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在这个阶段定型。保守党代表南方、中产、金融城；工党代表北方、工人、工会。英国政治就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摆动，摆了将近半个世纪。
撒切尔裂痕
1979年，撒切尔上台。她打碎了工会的权力，推行私有化，把英国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北方工业带的矿工、钢铁工人失去了工作，很多城镇从此一蹶不振。
这件事的后续影响，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深远。制造业萎缩，服务业扩张，英国经济的地理重心向伦敦和东南部倾斜。北方的工人没有消失，但他们赖以为生的产业消失了。
工党在那个年代把自己定位成这批人的代言人，靠着这种认同维系着北方选票。但认同这种东西，需要持续兑现才能维持。
布莱尔那笔隐形的账
1997年，布莱尔带着”新工党”赢得大选，席位数压倒性多数。他把工党从工人阶级政党改造成了中间路线政党，拥抱市场、拥抱全球化、拥抱伦敦金融城的逻辑。
这个转身在短期内奏效了。英国经济在那十年里保持了增长，布莱尔连续赢了三届选举。
工党向中间靠拢，意味着它和北方工人阶级之间的距离在拉大。这些选民发现，工党的政策越来越像在照顾”有学历、住城市、从事服务业”的那群人，他们自己的焦虑，关于工作机会、关于移民带来的竞争、关于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工党的政策框架里越来越难找到位置。
他们暂时还在投工党，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但这种投票，已经变成了习惯性的行为，背后的认同感在流失。
冷战后精英共识的形成
苏联解体，西方政治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冷战时期左右两党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有真实分歧。冷战结束，这个分歧的张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几乎被所有主流政党共同接受的精英共识：全球化是好的，移民是必要的，多元文化是进步的，自由贸易是正确的。
这套共识在伦敦的政策圈、学术界、媒体界高度流通，被视为不言而喻的常识。
问题在于，这套常识的受益者和代价承担者在他处。
在伦敦的专业人士眼里，移民带来了多样性和廉价服务。在曼彻斯特北部的工薪家庭眼里，移民是在竞争同一批低技能工作岗位，是在让租金更贵，是在让学校和医院更拥挤。
两边都没扯淡，但他们说的是同一个政策的不同截面。精英共识的问题，在于它只采信了其中一个截面。
工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工人政党向精英政党的转变。它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由律师、学者、职业政客构成，这些人的生活经验，和北方工业城镇的居民相去甚远。
脱欧公投是一次总爆发
2016年的脱欧公投，把这条裂缝撕开了。
脱欧派赢了，脱欧的地理分布清晰地显示了英国社会的断层：伦敦和苏格兰选择留欧，英格兰中北部的工业城镇选择脱欧。后者投票给脱欧，背后的逻辑不全是对欧盟的看法，更多的是对过去二十年的积压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
工党在这件事上站错了位置，或者说，它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同时安抚两个群体的位置。斯塔默时代的工党，最终选择了靠近留欧立场，这在伦敦中产里是加分项，在北方工人区是减分项。
法拉奇和他的改革党一直在耐心等待这批选民。
改革党在北方工业城镇的胜利，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那些席位的松动，从布莱尔时代就开始了，经历了脱欧公投的加速，在工党执政一年之后，以这种方式集中兑现。
斯塔默政府上台之后，面对的是财政赤字、公共服务积压、通胀压力，政策空间极为有限。他能兑现的承诺，远少于竞选时的许诺。北方选民等了很久，等到的依然是失望，于是他们改立场了。
解药有毒
斯塔默还有没有牌可以打？理论上有一张，但打出去会得罪一半自己人。
工党当前的困境，来自同时服务两个利益相悖的群体。伦敦的中产知识阶层要多元文化、要气候政策、要对移民保持开放；北方工薪选民要的是控制移民、要本地就业优先、要公共资源向本国公民倾斜。这两套诉求，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无法同时兑现。
布莱尔当年靠经济增长的红利把这个矛盾糊了过去，增量可以掩盖分配争议。斯塔默面对的是存量博弈，糊不过去了。
《君主论》里有现实判断：君主在无法让所有人满意的时候，必须选择得罪哪一部分人，然后把另一部分人绑得足够紧。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君主，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失望。
斯塔默需要在移民管控上向改革党的方向做出实质性动作，明确削减移民数量，把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优先级向本国低收入群体倾斜。这会让伦敦的进步派知识阶层愤怒，会让他的党内左翼骂他背叛，但这批人在选举地图上的集中度太高，他们的票他大概率丢不掉，因为这批人的替代选项是自民党或绿党，而后两者拿不到执政权。
北方工薪阶层才是真正的摇摆变量，失去他们工党就失去执政基础。
这药的毒性在于它要求斯塔默主动伤害自己最忠实的意识形态盟友，用他们的愤怒换取另一批选民的回心转意。这在道德上很难看，在政治上是唯一有效的路径。
历史上这条路走通过的案例，是克林顿1996年签署福利改革法案。他得罪了民主党的福利支持者，换来了中间选民的支持，连任成功。党内骂声很大，但他赢了。
斯塔默大概率没有这个决断，他的本能倾向是寻求共识，回避正面冲突，这在顺境中表现为谨慎，在逆境中表现为迟疑。
改革党现在手握352席，但地方政府和议会执政是两回事。管一个市议会，要处理垃圾清运、道路维护、地方预算分配，这些事情和竞选演讲的距离很远。改革党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没有执政经验，政策能力是真实的短板。
法拉奇擅长的事情，是把选民的愤怒转化为投票行为。而把愤怒转化为可执行的地方治理方案，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能力，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几乎是空白。
当年的英国独立党，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拿到最多席位，四年之后基本消失。赢得了选举，却无力证明自己能治理。选民给了机会，发现换汤没换药，于是快速抛弃…
改革党能不能成事，要看它能不能在拿到这批地方席位之后，给那些城镇的居民一些看得见的改变。口号可以赢一次，治理成绩才能赢两次。
英国政治的多党化趋势，往后只会加深。
工党、保守党、改革党、自民党、绿党一起分猪肉，任何一方都很难拿到足够稳定的多数，联合政府或少数政府将成为常态，政策执行的摩擦成本会持续走高。
这对选民的实际生活，未必是好消息。政治格局越碎，政策越难落地，那些等待改变的北方城镇，等到的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政治从来都是这样运转的。代价总是由等待的人承担，而等待的人，往往是最需要改变的那批人……
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诸事不决看大英，这个对大英政治有足够信心的传统，恐怕快维持不下去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