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于1917年2月生于山东巨野，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长期担任为官府包揽钱粮征收的胥吏，其父张开益毕业于山东公立医专，曾任高苑县邮政局长，陈留、杞县烟酒税局长等职务。张春桥是家中长子，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27年，张春桥随母亲宋惠卿前往开封，与在冯玉祥军中做事的父亲一同生活。在开封期间，张春桥读完了小学，并考入了开封明伦中学，但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冯军战败，其父张开益回到济南，张春桥也返回巨野老家。
1931年春，14岁的张春桥来到济南，同年秋进入山东济南私立正谊中学读初中。在校期间，张春桥开始撰写诗歌、散文等，发表在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在三年级时，其获得的稿酬即足以支付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用。
1933年春，济南高级中学学生李树慈与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曾在《华蒂》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李树慈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华蒂”是英文“WHAT”的音译，同时也意为“中华法西斯蒂”。
1934年夏，张春桥从私立正谊中学毕业，之后前往北平参加铁路局招收练习生的考试，因眼睛高度近视未被录取。张春桥回到巨野后继续给各家报刊投稿，试图以此为生，这一时期，他极力想引起文坛的注目，其文学评论专门以著名作家为批评对象，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受到过张的攻击。
1935年5月12日，张春桥不辞而别，离家前往上海，借住在作家陈白尘、于黑丁等人家中。不久，进入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但因其标点的《柳亭诗话》错误百出，旋即被公司解雇。
1935年10月，张春桥加入“左联”，在秘书处下属的小说研究委员会活动。但“左联”不久后被解散，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1936年3月15日，19岁的张春桥以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响应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批评作家田军的作品《八月的乡村》不够真实。作为《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作者，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维护田军，讽刺狄克，张春桥随后写信给鲁迅辩解。发表张春桥这篇批判文章的《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崔万秋在1949年被证实为军统特务。
1936年4月，张春桥在上海加入了宋振鼎、林福生等人自行组织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该组织后被吴仲超代表中共明令予以解散，但张春桥将其参加该组织算作参加共产党。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其父亲的同乡及前同事赵福成（赵福承、赵君弼）家中暂住。赵为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手下的特务，当年12月，济南被日军占领前夕，张春桥离开赵福成家去延安，赵福成随后在日伪政权任职济南警察局局长，并提拔张春桥之父张开益为庶务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张春桥与其弟张秋桥一同从巨野出发前往延安，次年1月7日抵达，张春桥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任校刊编委会担任秘书。8月，由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党支部书记顾光斗和陕北公学同学会工作的党小组长雄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2月转正。1939年2月，张春桥调至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12月任华北联大宣传科长，后调任生活指导科长。1941年7月1日，张春桥写下了《毛泽东之歌》，经音乐家卢肃谱曲后，歌曲在晋察冀及各解放区流行。但在之后的延安整风以及1951年，这首歌曾多次被批评。
1942年，张春桥被分配至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任宣传部干事，1943年9月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1944年4月调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委员，6月任副总编辑，1945年9月任编辑部部长。1947年11月18日，中共石门市委机关报《新石门日报》创刊（1948年1月改称《石家庄日报》），张春桥任总编辑，并兼任市委委员，1948年7月任报社社长，兼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市长柯庆施）。
1949年5月张春桥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在新华社华东分社和华东局宣传部任副社长和副局长。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兼任《解放日报》副社长。1951年10月，接替因“漏登斯大林贺电”事件被调职的恽逸群，任《解放日报》社长。这时正值三反五反，《解放日报》日日有社论，周周有典型，办的有声有色。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中，因《解放日报》对干部进行批评的力度过大，张春桥被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谭震林、陈丕显等人批评。1954年1月，邓拓带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张春桥也一同前往。期间，张春桥向老领导邓拓请求帮助，希望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但因陈毅向潘汉年打招呼阻止未成。1955年1月升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后，组建了读者来信组，发挥群众来信作用。后来还办了小品文的栏目，让冯雪峰批判的杂文起死回生。此时中共中央开展对胡风的批判，《解放日报》也开展了对他的批判，姚文元在文艺会堂的发言给张春桥留下了印象，于是请他到报社来合作，亲自指点。8月，调离《解放日报》，到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任部长。1956年当选中共上海市委委员。
1957年4月，他担任上海市委的专职常委，事实上成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秘书。1958年，大跃进开展后，发表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等级工资制度，赞扬供给制，深为毛泽东赞赏。1959年到1961年，张春桥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会长，接待来访的名人。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期间曾在柯庆施的指示下，协助江青进行“京剧革命”。1965年，张春桥协助毛泽东、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指导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初，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张春桥先后参与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指导性文件。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张春桥被任命为副组长，从此进入中央。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判，并在12月18日指示蒯大富，让其在社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1966年11月11日，张春桥从北京到上海著手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违背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在工总司的五项条件上签字。此举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并未被追究责任。1967年1月3日，张春桥再度被毛泽东派至上海了解运动情况，他与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发动了“一月风暴”，打倒了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自此全国开始刮起夺权风。一月风暴期间，发生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张春桥受到了造反组织“红革会”的冲击，但因毛泽东口授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支持张春桥，“红革会”最终垮台。2月12日，张春桥返回北京，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张春桥打倒陈丕显的做法遭到了谭震林的严厉批评，与会的其他元老也纷纷批评中央文革。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毛泽东处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之后毛泽东反击，元老们的行为被定性为“二月逆流”。2月18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组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张春桥担任革委会主任。1967年至1968年间，张春桥经常不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使他经常要回北京或去其他省份处理问题。
1968年4月12日凌晨，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等组织在上海各处张贴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宣称“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等。这次炮打张春桥背后有林彪集团的支持，当晚，在江青的要求下，军委办事组下令军队不得参与炮打，事件平息。
1969年初，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大会最终使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多次修改的稿子，以继续革命论为指导，分析了文革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论证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共九大将继续革命论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票比全票少十余票，这是因为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指示一些军队代表不投他们的票。张春桥提出彻查，但被毛泽东制止。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带着张春桥等前往苏州看望林彪，在谈话中问及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何考虑，并问道：“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未作答。过了一会儿林彪借谈反修防修的问题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1970年8月14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四人在中南海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期间张春桥与吴法宪就三个副词（即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口号‘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争论激烈。会后吴法宪将情况汇报给叶群，导致林彪在8月23日庐山会议开幕的发言中“称天才”，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之后两天的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受到参会人员激烈的批评。但由于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支持，会议形势不久后逆转，陈伯达被打倒，吴法宪也受到批判，与叶群等人一同被要求作检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后，自己花钱买了茅台酒请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举杯欢庆。
1973年8月，张春桥起草了中共“十大”报告，并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八。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访华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期间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借张春桥妻子文静的叛徒问题打击张春桥，不久张春桥与文静离婚。同年底，张春桥作为批周“帮助小组”成员，参与了对周恩来外交工作“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春桥当总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j]。在随后举行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就任副总理，分管文化和教育。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姚文元等人也一同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搞“唯生产力论”，随后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反经验主义”运动被迫停止。1975年12月张春桥访问了红色高棉治理下的民主柬埔寨，返回时分管外交的邓小平前往迎接，但双方气氛已经非常冷淡。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膀胱癌病逝，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报道。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报道，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抗议，“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标语出现在南京街头和开往北京的列车上。
抗议最终引发了“四五运动”。4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纳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张春桥成为仅剩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另外三人为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同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开会的名义诱捕了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张春桥被华国锋宣布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4月，张春桥被转运至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除张春桥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他一言不发，以漠视对抗法庭[25]。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刑期至2015年12月止。1998年1月送保外就医，被安置在江苏江阴，因胰腺癌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于江阴，终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