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顶理论（突变论）：
在追求完善或完美形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对于进化，进步的效果明显地快得多大得多且“容易实现”得多，因此我们的兴趣、努力，通常都表现在对进步的关注上。但是，正因为进步更新换代的速度远高于进化（b值增速远大于a值），形式第二定律的表现更突出。
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因资源需求而迟早会出现，更在某些领域已迫在眉睫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另一方面，假设需求的资源可以无限地获取，进步是否就能够永远地持续呢？
进步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
“是”判断自他分别的内涵，决定了任何确认目标都必然是他者。因此，对他者产生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即我们都有求知欲。想“知多一点”本来无可非议，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之后，往往还会“识（别）所知”，即区分对我们有用还是无用、好还是坏、善还是恶的“知”，这就是“知识”一词的由来。在人的思维中，“知识”一词是不可分割的。掌握知识，是人类对自身一个最起码的，不容置疑的要求。为什么要掌握知识？是为了“用”知识；“用”知识则是为了“进步”；而“进步”则是为了达到
“完善他者”这个最终目标。我们都一致认同：掌握知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
我们自认为“完善他者”这个最终目标可以实现。
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美国太空梭阿波罗11号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土地的那一刻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个“一大步”，指的即是“进步”。意思是离完善他者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采取以掌握了的知识作为根据而成功实现了的某一步行动，我们称之为“进步”。
“进步”一定是动态的行为。因此，能够进步，或者说有进步，一定是存在着进步的“空间”。
真正的问题，是“他者”在这个“进步空间”的位置。
置于峰顶、（水平）平地及置于谷底的圆球，如果没有除重力之外的其他力的作用，可假设初始值没有任何变化，则三者都能达到“静止不动”的平衡状态，但三者的平衡状态的稳定性是不同的。
“稳定”的含义，是指对初始值的变化“不敏感”。那么，“不稳定”就是指对初始值的变化“敏感”。
谷底圆球的平衡态是相对稳定的，轻轻“推一下”（初始值发生变化），圆球可能不会移动或者随即回归原点（对初始值的变化不敏感），可以认为，这个位置是进步空间的“谷底”，但却是绝对可控的、安全的；平地的圆球，推一下之后理论上会按照牛顿第一定律匀速地前进，这个位置应该是处在理想的进步空间，但这种“理想空间”只能存在于幻想的理论中（例如进化到完美阶段的绝对封闭系统）；置于峰顶的圆球的平衡态则是极不稳定的，轻轻“推一下”，圆球就有可能掉下来，即置于峰顶的圆球对初始值的变化是极端敏感的，也意味着不可控的。
以完善他者为目标时，对初始值变化的敏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变成了对“容错性”的敏感，越敏感即“容错性”越来越低甚至是达至“零容忍”，即容不得丝毫差错（彻底否定无序性）。一点差错，就有可能令“他者”解体（突变）。
人类社会在进步空间的位置，正越来越接近于峰顶。
不过，静态的“峰顶理论”对动态的人类社会的论述是不够严谨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峰顶”的空间模式作一番“修改”。
先看看第一种修改。聪明的人类发明了这么一种供观赏的设置：把一个沉重巨大的大理石圆球，置于一个刚好与圆球吻合的半圆凹槽的大理石基座上，基座底部中央设有一个出水口。当出水口喷出力道足够的水时，就可以推动上面的大圆球缓缓转动。此时如果我们轻轻推一下大圆球，圆球的转动方向还可以发生改变。
在神学、哲学占据“知识”统治地位的过去，人类社会就类似于这么个沉重的大圆球。在如此的空间位置里，我们认识上及身体上的反应，对自然界、对生活、对社会问题等的变化（出水口的水压）是“迟钝”的，即对初始值变化的“容错性不那么敏感（C值低）”的。
认识上不敏感的思维意味着粗线条式的思辨，数值仅仅作为我们思辨过程中的参考，此时的我们计算能力有限，数值的获取更是基本上都经过了“四舍五入”的处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正是这种“四舍五入”的粗线条式思辨的经典模式。历史上的中国，把怀着对天地的敬畏而自律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所谓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淫技巧，就是一种“不急，慢慢来”的“迟钝”思维。此时以我们的思维主导的，“用”知识建构的人类社会（人为推动圆球）与“半圆凹槽”的自然基座（真实关系）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贴近吻合（兼容度高）。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如蜗牛的爬行，尽管缓慢，但却是可控的，安全的，日复一日单调而又乏味地“可持续”的。那些什么“世界末日”的忧虑，都属于“杞人忧天”。
上述内容，不妨起一个名称，就叫做“圆球现象”。
圆球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却“不敌”西方而被打开了国门：一个真正思考型的人，行动上总是不及那些运动型的人灵活，亦往往“打不过”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因此，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就有三个被历史淘汰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被淘汰？《逻辑后缀学》下卷有别出心裁的解释）。
圆球现象的发散思维：无论东西方，哲学这种“烧脑”的学问，皆是“小众”学问；法国雕塑家罗丹的“思想者”如果出现在现实中，身上绝对没有影视明星那种耀眼的光环；同样的，一个网站里各个版面的受欢迎程度：情色永远在第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闻第二位。可怜的思想者只能在不能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喃喃自语，说着只有自己才懂的，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呓语。
如此一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古时候”，一般都是经验丰富思想深邃德高望重的“圣贤大师”作为领头之人，身先士卒走在队伍之前；而现代社会，则是众人“有跑步的、有骑着电动车的、有开着超跑的、甚至开飞机坐火箭的”，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可怜那风烛残年的“智慧圣贤大师”，被远远地抛在大众身后，气喘吁吁地、绝望地移动着老腿……。
如此发散思维，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西方思潮，能够在这几百年间风靡全球——这实在不是人类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