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父亲的笑

父亲的笑

廖康

我父亲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从我上小学以来，就很少见他开怀大笑过。看我小时候与父亲的合影，他还是有不少笑容的。不知为什么，以后就越来越严肃了。微笑当然还是有的，尤其是当我报告考试成绩的时候。我的学习在父亲的督促下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双百，都给他带来欢快和一丝笑容。但大笑，真正开心的朗朗大笑则非常少见。唯有一次我终身难忘。

我父亲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当年叫中央气象局。他是中国最早做数值预报的科学家之一。记得家中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计算尺，大约一寸宽，一指厚，一尺长。象牙色，非常光滑，两面都印有黑色刻度和数字，还有一个方形带红线的有机玻璃游标。父亲时常用它，但更经常伏案计算或写作。这是他每天晚饭后必做之事，直到十点。妈妈时不时会叨唠两句：“就知道工作。白天在研究所工作还不够，晚上在家还工作！”她也会撺掇我跟爸爸玩。但父亲总是说：“不要那儿闹！”口气不是很严厉，但是很坚决。我就不敢再闹了。稍大一点后，我发现父亲对历史有兴趣。我请他“讲古”，他几乎从不拒绝。那是除了辅导我学习以外，他与我唯一经常进行的交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更加沉默了。他的科研停止了，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回家后，他照样拉计算尺，伏案算啊、写啊，外面翻天覆地的运动仿佛与他毫无关系。而且他还不准我出去。但我开始叛逆了。有时，他也管不住了。朋友召唤我时，他不再阻挡了。我甚至开始向他挑战，宣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次，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回了我一句：“我管他牛打死、马打死！”那种轻蔑让我无言以对。

差不多三年后，斗争不那么激烈了。但科研工作刚恢复不久，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科研人员也和党政机关干部一起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我们小孩也跟着气象局的“臭老九”，也就是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类人之外的“臭知识分子”，坐闷罐车，也就是货车，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的笑容更少见了。倒不是他痛恨体力劳动，其实，因下田干活，他身体逐渐比以前壮实了。他苦闷的是不能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他晚上也无法研究，因为没有数据。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爸爸解释说：数字是表示数的符号，而数据是对事物或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用逻辑归纳后的数字材料。他的工作是应用数学，没有数据，就无法研究。

我在干校只受了八个月的罪。因为户口仍在北京，根据当时的政策，我们十来个孩子到了中学毕业的年龄，必须回京接受政府分配的工作。我运气好，分配到北京大学仪器厂，当了喷漆工。虽然工种不好、脏、而且对身体有害，但比起上山下乡，到农村修理地球，或在其它工厂，条件还是好一些。北大毕竟是学校，厂子主要制作教学仪器和设备，没有成批生产的大活儿，相对来说，不是很忙。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借书还是方便些。学习有问题，找个臭老九问问，也是可能的。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写信问仍在干校接受再教育的父亲。他特别爱回答我数学、几何方面的问题，只要我有问题，隔着信纸，我都能感到他的欣喜。那年头不兴表情符号，但我仿佛看到他字里行间透着笑容。

干校种的庄稼屡遭水淹。政府可能也感到，让这些工资照拿的臭老九在大田里干活儿是个赔本的买卖。大概是1973年，父母终于回了北京。父亲又能从事研究工作了，但他经常叹息：“落后了！1966年，我们的数值预报使用每秒10万次的计算机。美国使用每秒 300 万次的计算机。但现在，我们使用每秒11.5万次的计算机。美国已经使用每秒3600万次的计算机了。”他晚上伏案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也没有时间给我讲古了。

北京大学除了我们仪器厂以外，还有一个电子仪器厂，不在校园内，在昌平，我们都叫它“200号”。那年头还是个保密单位，一直在研制先进的电子仪器。终于，1973年，我们北大和北京有线电厂等单位联合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电子计算机——150机。我说“我们”，因为仪器厂也有一份功劳，是我们做的外壳，是我喷的漆，深灰色的烤漆。这台集成电路大型电子计算机于1974年初交给中央气象局使用。

那是个星期六晚上，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回到家，兴奋地告诉我们：以前人工填图，只能做两天以内的短期天气预报。这台计算机“快得很！”做中期预报也指日可待了。我忍不住说，那计算机的油漆可是我喷的。爸爸愣了一下，我也突然明白，那也太微不足道了，跟计算有什么关系？不知他是觉得好笑，还是怎的，爸爸突然笑起来，而且停不下来了，越笑越爽朗，绝不是笑话我，而是真正开心地大笑了。我和妈妈也跟着笑起来。那时我们还没有分配房子，住在筒子楼里，隔壁的邻居可能觉得我们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