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巴黎。
假如那时你走进蒙帕纳斯的一间画室，或许会看见这样一个女人：她拉上窗帘，站到镜子前，面对镜中的自己，一笔一笔地画下去。她画自己的脸，画自己的身体，画一个女人沉默的目光。窗外是巴黎，窗内只有她和那面镜子。她不知道自己还要画多少年，也不知道这些画日后会被多少人看见。她只是画，仿佛除了画画，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安放自己。
这个女人，就是潘玉良。
今天再说起她，人们会记得她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女画家，是第一个进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中国女性之一，也是曾经获得意大利美术展览金质奖的艺术家。她的名字后来写进了美术史，作品被收藏，她的一生也被搬上银幕。
可是，如果把这些光鲜的头衔一件件拿开，回到她生命的起点，你会发现，这个女人走过的路，远比画布上的线条曲折。她原名陈秀清，幼年丧父，八岁丧母，后来被亲戚送进妓院，做过歌妓，给客人弹琵琶、倒茶、点烟。一个尚未真正长大的女孩，早早就被推到了生活的底层。她没有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也没有选择自己的童年，更没有多少机会决定自己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
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有人替他铺好道路；有些人却得先从泥泞里挣扎出来，才有资格谈理想。潘玉良属于后者。
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是遇见了潘赞化。潘赞化当时在芜湖任海关官员。两人相识后，他对这个女子产生了同情，也看到了她不该被埋没的一面。他为她赎身，后来与她结为夫妻。潘玉良由此走出了原来的生活，开始学习读书、绘画，后来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云版写过的《同情的罪》。
同情是一种很微妙的感情。它可以只是居高临下地看见别人的不幸，叹一口气，说几句好听的话，然后转身离开；也可以是一种真正的在意，让人愿意为另一个人的命运做点什么，甚至改变自己原本的人生轨迹。
潘赞化没有仅仅为她的不幸感到难过，而是实实在在地伸出了手。当然，我们不必把他想象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也不能因为他的出现，就把潘玉良后来的一切成就都归于他的恩赐。
他给了她一个机会。但机会只是门，走进去之后的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走。
进入上海美专后，潘玉良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她的过去成为别人攻击她的把柄，她曾经面临被迫离开学校的困境。幸而刘海粟等人给予了支持，她才得以继续求学。
一个人最难承受的，有时并不是贫穷，而是别人认定你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
在一些人眼里，她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就应该永远是什么样的人。仿佛一个人的出身已经替她写好了结局，无论她后来如何努力，都不该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但潘玉良偏偏不肯认命。
1921年，她赴法国求学，后来又到巴黎、罗马学习绘画和雕塑。那时的她，既要学习陌生的语言和艺术技法，也要解决最现实的生计问题。留学生活并不浪漫，贫穷时，她不得不精打细算，把有限的钱留给学习和颜料。
别人看到的是画家的光环，她首先得解决的，却是如何继续画下去。
她在欧洲求学多年，终于凭借自己的作品获得认可。她的油画《裸体》曾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质奖章。1928年，她学成回国，举办画展，后来还在上海美专和中央大学任教。
一个曾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的女子，终于能够靠自己的作品站在艺术界里。这当然是一个传奇。
不过，我更愿意把目光放在她那些自画像上。为什么一个画家要反复画自己？因为镜子里的那个人，是她最熟悉、也最难向别人解释的人。
一个人的面孔可以被别人评说，身世可以被别人议论，过去可以被别人拿来定义她。可是，当她站在画架前，拿起画笔，她终于有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可以决定怎样描绘自己，怎样安排光线，怎样落下每一笔，怎样让那个曾经被别人审视的身体，成为自己艺术中的主体。
她画的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容貌。也许，她是在一点一点地确认自己的存在。
画布不会追问她从哪里来，不会因为她的过去而拒绝她。颜料也没有世俗的偏见。它们只听从她的手，而她的手，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终于有了自己的力量。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她所有的自画像都解释成对命运的反抗。艺术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远比生平故事复杂的内涵。但了解她走过的路，再回头看那些画，确实很难不对画中人的目光多停留一会儿。
那里面有她的孤独，也有她不肯被定义的倔强。
1937年，潘玉良再次赴法，此后长期旅居巴黎，直到1977年去世。她在异国生活了几十年，始终牵挂故土，晚年也未能如愿归来。她留下了大量作品，去世后，友人和有关方面历经周折，将数千件遗作陆续运回中国。
她曾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回到祖国。
至于她生前最后的愿望，流传下来的记述中，最能让人记住的，是她希望穿着旗袍入殓，以及遗作回归祖国的心愿。她最终长眠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画如面，魂如线。
面容会老去，时代会远去，许多曾经难以忍受的往事，也终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那些一笔一画留下的痕迹，仍然连接着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