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
第一章 关于喂猪这件事
我下乡那几年，是在河南一个叫柳庄的地方，负责给生产队喂猪。这个工作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不是猪难伺候，是体制难伺候。猪只要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就行，可人不行，人得开会。
我先交代一下背景。那时候我们那儿的人普遍相信一件事：世界是会进步的，进步的方式是开更多的会。今天的会解决昨天的遗留问题，明天的会解决今天遗留的问题，依此类推，只要有足够的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完美，唯一的漏洞在于：会议本身也在产生新问题。就像你擦玻璃，越擦灰越多，最后你就得专门开会研究怎么对付灰尘。
我们队里管猪的领导姓赵，人称赵主任。赵主任的权威不在于他懂多少猪的事，而在于他开会的次数比谁都多。他每天至少组织一次学习会，把全队的猪倌召集起来，念一段《人民日报》社论，然后让大家讨论。讨论的内容通常和猪无关，但大家都很严肃，这是关键。在我们那儿，严肃是衡量一个人觉悟高低的唯一标准。你喂的猪瘦不瘦没关系，只要你开会的表情足够痛苦，你就是先进。
我养的那头黑猪，编号叫三七，因为它是队里第三十七号猪。它和别的猪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肯老实待着。别的猪一生都在圈里度过，吃饭、睡觉、偶尔哼哼两声表示自己还活着；三七不一样，它总想往外跑。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它的毛病，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它的一种世界观。
有一次赵主任来检查工作，走到三七的圈前，用棍子敲了敲栏杆，说：“这头猪怎么这么瘦？”
我说：“报告主任，它在节食。”
赵主任愣了一下。他大概从来没听说过猪会节食这件事。在我们这儿，猪和粮食的关系是固定的：粮食进猪肚子，猪肉进人肚子，中间不能有任何差错。一头主动节食的猪，等于是在质疑整个链条。
“它为什么节食？”赵主任问。
我如实回答：“因为它觉得饲料里的玉米渣比例不对。”
赵主任的脸当时就绿了。“一头猪，还能看出玉米渣比例不对？”
我说：“看是看不出来的，它是算出来的。这头猪会心算。”
这句话闯了大祸。当天晚上，队里连夜开会，研究三七的问题。会议开到半夜两点，得出结论：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猪疯了，反正我们俩中间必须有一个不正常。赵主任倾向于认为是我疯了，理由很充分：我喂了三年猪，一头都没养肥过，这说明我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赵主任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本《矛盾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王同志，你要相信组织。组织是不会冤枉一头好猪的，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心想：你这话里把猪和人对立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个哲学问题。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讲哲学，因为领导不喜欢听这个。领导喜欢的是表态。
“主任，”我说，“我不是坏人。我就是觉得三七有点特别。”
赵主任一拍桌子：“它哪里特别？”
我想了想，说：“它会背《矛盾论》。”
这句话是瞎编的。三七根本不会背《矛盾论》，它连饭都不会自己盛。但我说完之后就后悔了，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句瞎话如果足够惊人，就会变成事实。
赵主任当场站起来，眼睛都亮了。“你说什么？它会背《矛盾论》？”
我点了点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三七已经被认定是一头疯猪，不如让它疯得彻底一点。反正横竖都是死，与其因为“节食”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挨批斗，不如背上一个伟大的罪名，比如一头精通马列主义的猪。
第二章 神猪的诞生
后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赵主任把这事报到了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半个月之内，整个地区都传开了：柳庄生产队出了一头神猪，会背《矛盾论》。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记者，有领导，还有几十个专门研究猪的专家。
这下麻烦了。因为三七根本不会背《矛盾论》。
我只好想办法让它“背”。我把饲料按章节分成几堆，《总纲》一堆，《阶级分析》一堆，《实践论》又是一堆，然后训练三七吃哪堆、不吃哪堆。三个月下来，三七终于养成了一个习惯：听到我说“矛盾”，它就冲向左边那堆玉米渣；听到我说“实践”，就冲向右边那堆红薯藤。
参观那天，赵主任站在台前，意气风发地对众人说：“下面，请我们柳庄的三七同志表演背诵《矛盾论》！”
我喊了一声“矛盾”。三七冲向左边的饲料堆，吃得呼噜呼噜响。我又喊“实践”，它又冲向右边。底下掌声雷动。
赵主任热泪盈眶地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活学活用！这头猪不但懂理论，还懂联系实际，它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了！”
我当时就想：赵主任这个人真是天才。他能从一头猪的吃食里看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说明他的觉悟比猪还高。
参观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公社书记亲自给三七题了词：“向柳庄的三七同志学习。”据说题词的时候，书记的手都在抖。
第三章 副科级待遇
从那以后，三七就不再是一头普通猪了。它有了专门的饲养员（还是我），有了单独的猪圈（比赵主任的办公室还大），甚至有了一个编制。是的，你没看错，一头猪入了编。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县里专门下了文件，红头文件，大意是说：鉴于柳庄生产队的三七同志在政治学习方面的突出表现，经研究决定，批准三七同志享受副科级待遇。
你说这事荒谬不荒谬？一头猪，副科级。我们队干了二十年的老队长，熬到退休也就是个正科级。可人家三七，入编第一年就是副科。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体制里，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出现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引起了注意。
三七享受副科级待遇之后，麻烦就来了，它开始挑食了。以前我给什么它吃什么，现在不行了。它非要吃带壳的玉米，说是那样才显得有身份。我试着跟它讲道理：“三七同志，饲料是组织统一配发的，你不能搞特殊化。”结果它把猪圈拱了个大洞，跑了。
这一跑可不得了。全队出动找猪，找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我自己找到它的，这头猪跑到河边去了，正蹲在岸上看水里的鱼，看得很专注，像个哲学家。
我走过去说：“三七同志，回去吧。”
它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好像在说：你说得轻巧，你回去试试，你那破饲料我特么都吃腻了。
我说：“你要是再不回去，组织就要把你打成‘复辟倒退的典型’了。”
这句话起作用了。三七虽然是头猪，但它毕竟入了编，知道“复辟倒退”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那是要掉脑袋的，不对，是要掉猪头的。它乖乖跟我回去了。
回去之后，赵主任又开了一次会，主题是《论三七同志的出逃事件及其政治影响》。会议开了六个小时，最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三七的出逃说明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第二，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决定给三七加一道铁栅栏。
我当时想说：这头猪连玉米都挑着吃，你给它装个铁栅栏有什么用？但我没说。因为在这种会议上发言是要冒风险的，你说对了没人表扬你，说错了就要挨批斗。最稳妥的做法是低头做笔记，假装自己很认真。
第四章 纪录片风波
后来发生的事就更离奇了。县里来了一拨人，说要给三七拍纪录片，题目叫《猪的革命足迹》。导演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进门就握着我的手说：“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头。。。哦，不是，三七同志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说：“它是先学会挑食，然后才走向革命的。”
导演觉得这个答案不深刻。“能不能说得再生动一点？比如它曾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一车粮食什么的？”
我仔细想了想三七这一生干过的事：它逃过圈、拱过墙、偷吃过隔壁队的红薯、还咬伤过一个来参观的小孩。要说“挽救”，它唯一挽救过的就是自己的猪命。
但导演不听这些。“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拍纪录片嘛，要突出教育意义。老百姓看了你这头猪，得学到点什么才行。”
我说：“那它应该学什么？”
导演说：“比如热爱集体、服从领导、任劳任怨。你想想，这头猪哪一点符合？”
我认真想了想，发现三七一点都不符合。它既不热爱集体（总想往外跑），也不服从领导（挑食），更不任劳任怨（出逃三天）。要说它身上唯一有点教育意义的地方，就是它证明了：一头猪哪怕入了编、当了副科级干部，也改不了拱墙的毛病。
我把这个想法跟导演说了。导演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说：“同志啊，你这个人思想觉悟太低。”
我承认。我觉悟确实不高，我的觉悟还停留在“猪是猪、人是人”这种原始水平，而人家已经上升到“猪可以是干部、干部也可以是猪”的高级阶段了。
纪录片最后还是拍了。当然拍的镜头全是假的：三七被喂得饱饱的，在圈里安静地睡觉，旁边配了解说词：“请看，我们的三七同志正在午休。它休息的时候都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解说词写得真好，好到让人想哭。
拍完纪录片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猪圈外头抽烟，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三七在圈里打呼噜，睡得很香。我忽然想起罗素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有三种纯粹而又强烈的热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我当时就想，罗素要是看见这头副科级的猪，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后来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三七到底算不算一头好猪？
如果按“能不能吃、能不能长肉”这个标准衡量，它是一头很差的猪，三年了还没到出栏体重，白白浪费组织那么多饲料。但如果按“有没有引起轰动、有没有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混上编制”这个标准衡量，它是我们队里最成功的猪，没有之一。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那个年代，“好”这个词是分两套标准的：一套用来衡量东西，一套用来衡量人，不对，是一套用来衡量真东西，一套用来衡量假东西。三七很聪明地选择了第二套，所以它活得比谁都滋润。
第五章 解散与告别
后来发生了一件改变一切的事：政策变了，开始搞包产到户，猪也要分给个人养了。赵主任在解散会上念文件，念到最后一句：“自即日起，柳庄生产队的集体养猪场正式撤销。”
底下静悄悄的。我抬头看了看三七的圈，铁栅栏还竖着，里面空荡荡的。
我问赵主任：“三七怎么办？”
赵主任想了想说：“它是副科级干部，得跟着编制走。组织会安排它的去处。”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以我在体制里混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组织会安排你的去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要被发配到最没人愿意去的地方。
果然，第二天文件就下来了：三七同志作为神猪的代表，将被调往县城的动物园，供群众参观学习。
我心想：这倒也算个善终。一头副科级的猪进动物园，至少比进屠宰场体面，虽然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给人看的。
临走那天，我去送三七。它被装在一辆大卡车里，铁笼子锁得严严实实的。我在车底下站着，喊了一声“矛盾”，它没反应；又喊“实践”，它还是没反应。我这才想起来：这头猪其实从来不会背《矛盾论》，它只会吃玉米渣和红薯藤。
车子开走了，扬起一阵土。我看着它的背影消失在土里，忽然觉得有点难过，不是为三七难过，是为我自己难过。因为我发现，我和三七一样，都在一个自己都说不清是真是假的世界里混了大半辈子：我以为自己在喂猪，其实是在演戏；我以为三七会背《矛盾论》，其实它只是分得清两种饲料。
第六章 尾声
后来我听说，三七在动物园里过得很好，它有专人喂、有专门的讲解员介绍它的光辉事迹。讲解词是这样的：“请看，这就是著名的神猪三七同志！它在那个火热的年代，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赞歌！”每次听到这里，我都觉得这头猪的命比我们这些人都好：它一辈子不用干真的活，只要装得像就行。
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动物园把三七放出来了，因为参观的人越来越少，没人愿意花两毛钱看一头只会睡觉的副科级干部。放出那天，三七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我猜它是去找那堆玉米渣了，就是那种带壳的、显得有身份的玉米。因为它虽然入了编、当了官、拍了纪录片，说到底还是一头猪。
一头猪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