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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中文互联网上最火爆的新闻，莫过于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煜、王虹共同斩获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这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而且同一届大会，两位中国学者同时登顶，虽然成果是在海外搞出来的吧，但我觉得标志性意义类似于几十年前李政道与杨振宁同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
尤其是1991年出生的女数学家王虹，她因为完美攻克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成为了菲尔兹奖近百年历史上，继米尔扎哈尼和维亚佐夫斯卡之后的第三位女性得主。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舆论场。一时间，赞誉之声铺天盖地，什么“天才少女”、“北大数院之光”、“打破性别天花板”等标签迅速刷屏，王虹的生平履历也被自媒体们扒了个底朝天。
追热点是媒体的本能，这无可厚非，但有两类追法我看了觉得挺不舒服的。
第一是去扒王虹的情史，谈过几次恋爱，遇到过什么渣男之类的，我看了这种标题，就要用厌恶遏制自己本能的好奇心，不点开给它贡献点击量。因为我觉得这个蹭法有点拿王虹的性别说事儿的嫌疑——如果王虹是个男数学家，肯定没人这么在乎她什么情史不情史。
由此想到民国以来，中国许多很杰出的女性，非得扭着劲儿被叫“先生”，比如杨绛先生、资中筠先生……我总觉得特别别扭。
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甚至现在的语境里，大众依然默认“在公共领域和硬核智力博弈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应当是个男性”。
于是“先生”这个词，在现代中文里被异化成了一种跨越性别的“最高精神编制”。当一个女性在文学、历史或科学上达到了顶峰，人们似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分量的女性词汇去冠冕她，于是只能向男性词汇借光，别扭地称呼她们为“先生”。其实，“先生”本来倒也没有性别之分，比如日语中现在就是如此，但在汉语 中，先生是个性别化的词汇。于是这个 称呼就别扭了。
这种公共舆论场合的“拟男性化”，就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的那个问题，在人类历史的语境中，“男性”从来都代表着绝对的“主体”与“正统”，而“女性”则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或“第二性”。
我们现在的舆论场，尤其是最反应人性兴趣的短视频平台，也是这个问题，大众和流量对王虹的审视，陷入了一种微妙的精神分裂：
一方面，当她高高在上时，人们用“打破性别天花板”来神化她，恨不得也封她一个“王虹先生”的头衔，试图把她塞进那个由男性主导的、庄严的学术神殿里。
但另一方面，当流量需要下沉时，自媒体又剥离了她的数学家身份，把她重新拽回传统对女性的猎奇视角里——开始打量她的容貌、猜测她的情史、八卦她受过的情感伤害。
我觉得这种打量，不仅对一个数学家，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冒犯。
当然我即无力阻止这种八卦获得高赞，也不想呼吁平台下架这种视频。我就吐槽两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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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奇葩的说法，那就是质问两位数学家“祖国培养了你们，学成为什么不回国任教？”、“为什么拿着中国籍却在为西方做科研”。还有人把话说的貌似大意凌然，冠冕堂皇——什么“留在海外是一种亏欠，归国才是一种偿还”。这年头，道德绑架犯说话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我对这种思维吧……算了，我也懒得骂了，只是有一个未必靠谱的猜想——
会不会，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真的就存在一批学者，他们遵从了“网络爱国家”的教导，学成后归国，他们同样有惊人的才华，只可惜把大好的青春和无数脑细胞都耗费在开会学文件、满足非升即走指标上了，以至昭华过后，没有换来王虹、邓煜那样的成就呢？
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淮北如果有人大发感慨，义愤填膺的指责橘子不爱本乡本土，“淮北培养了你们！为什么不回淮北结果？”，或者“留在淮南终究是一种亏欠，回淮北才是一种偿还”……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爱乡土、但也特别神经病的思维。
正常人，还是应该想想本地的水热条件出了什么问题才好。
还是说三国，你看曹操多会做人啊，赠袍别关羽，人留不住，好歹留个好印象也好。人家说的是；“各为其主，不可强留”，不是“大汉培养了你，你居然从逆？”学着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选择，是我们失却良久的贵族精神中的一种。
这个事儿，说多了惹争议，姑止吧。
3
王虹是女数学家，说到女数学家，我想起一个人。她名叫希帕蒂亚。
天才的希帕蒂亚生活在公元4世纪末的亚历山大港，那个时代，泛地中海世界正在行将就木的罗马帝国庇护下，经历古典时代最后的余晖。
那时的亚历山大港是全罗马的文化与学术中心，而希帕蒂亚就是那座城市里最耀眼的“科学女神”。
她的父亲是著名数学家席恩，她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不仅协助校订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对托勒密的天文学和丢番图的《算术》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评注。
长大后的希帕蒂亚。出任了亚历山大新柏拉图学院的主持人。
据历史记载她才华横溢、端庄美貌，无数名流贵族向她求婚，但她留下了那句名言：“我嫁给了真理。”
她经常穿着传统哲学家粗糙的斗篷，驾着马车在城中公开讲学。她的课堂充满了包容性，无论是多神教教徒、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所有人都能在她的讲堂里平等地讨论数学与哲学。
然而，她的性别、她的才华、她所坚守的理性与包容，在那个宗教狂热逐渐抬头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当时，亚历山大城的罗马总督与新任基督教大主教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总督非常敬重希帕蒂亚，经常登门向她咨询政务。这引起了大主教极端追随者们的强烈嫉妒与敌视，那些满脑子狂热的暴徒开始散布谣言，希帕蒂亚她为什么独身？为什么和总督常来常往？她为什么那么才华横溢？
于是大家认定，她是“利用黑魔法和巫术蛊惑总督”的女巫。
公元415年3月，一个悲惨日子里，由暴徒组成的狂热分子在希帕蒂亚讲学回家的路上拦截了她的马车。
他们将这位学者强行拖进了一座教堂。在神圣的祭坛前，狂热的暴徒扒光了她的衣服，用锋利的蚌壳与破碎的屋瓦残酷地将她凌迟，剥下她的血肉，甚至挖出了她的眼睛。最后，他们将她断裂的肢体运往广场，付之一炬。
希帕蒂亚惨死后，大批学者因恐惧而流亡海外，亚历山大港这座曾经辉煌的学术之城迅速走向衰落。
后世的历史学家公认，她的死亡，标志着古典理性时代的终结，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由此开始。
之后的一千年里，整个地中海世界再没有诞生彪炳史册的一流科学家，跟别说是希帕蒂亚这样的女科学家。
你看，当人类失去了宽容，转而走向狂热与清算时，文明的倒退就是这么迅速。
一千年后，文艺复兴来了，天才画家拉斐尔，在梵蒂冈创作他的巨幅壁画《雅典学院》。
这幅画作，是欧洲站在文艺复兴的当口上，对自己曾经的古典时代历史，一次骄傲而自惭形秽的回望。
而在这幅聚集了光芒万丈的希腊罗马时代五十多位顶级圣贤的画作中，拉斐尔玩了一个非常高级、也极为深情的黑色幽默。
整个画面中，只有两个角色是“打破第四面墙”望向观画者的。
一个，是最右下角那个戴着黑色贝雷帽、半掩在天文学家身后低调“偷看”观众的人，那是拉斐尔的自画像。是艺术家的隐藏签名。
但全画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眼神。
在画面左侧前方，站着一位身穿一袭白袍的“学者”，她侧身站立，带着一种悲悯、控诉般的冷峻眼神，直勾勾地凝视着画框外的观众。
根据瓦萨里等艺术史学家的考证，拉斐尔最初画下这个人时，原型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数学家希帕蒂亚。
他想在教皇的办公室里，为这位被基督徒凌迟的“异端女科学家”立一座丰碑。
但这种坟头蹦迪的行为，让当时的梵蒂冈教会高层大为光火。
因为希帕蒂亚是什么人啊？那是早期基督教狂热中被冤杀的牺牲品。迫害你的人，比你更知道你是被冤枉的，更害怕你被记下来。
你让大主教们天天顶着这个女数学家的眼光开会，他们情何以堪？
于是教廷勒令拉斐尔，必须将其抹去。
拉斐尔表面上顺从，但他没有铲除这个人，而是瞒天过海，将这位学者的容貌改成了当时教皇最宠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
虽然容貌变了，但从其紧邻毕达哥拉斯数学圈子的特定几何位置、那一尘不染的纯白长袍，那抹控诉般的凝视眼神，以及眉宇间那种抹不去的女性气质（这真的是拉斐尔的功力体现）……你还是一眼能看出来，拉斐尔画的，就是希帕蒂亚。
今天，如果你有幸前往罗马梵蒂冈的宗座宫，请一定在这幅伟大的巨作前驻足一会儿，尤其看看希帕蒂亚，她是那个时代的谢幕者。
《雅典学堂》描绘了整个古典时代人类的辉煌。
而帕西蒂亚，作为这个璀璨文明中最后的大贤与唯一的女性，将那个悲哀而审视的眼神抛向了观画的你我。
不宽容，是人类的通病，欧洲也曾一样，
区别在于，勇敢的拉斐尔，用这幅画、这个眼神，记下了这件事。
今天的人类，相比千年前的我们，更宽容了吗？更长进了吗？理性还会谢幕吗？悲剧还会重演吗？
人的真知，是很有趣的，当一件事情发生，一个人物出现，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赞誉或苛责都归咎于个体。比如为什么希腊罗马诞生了希帕蒂亚，之后中世纪的一千年却没有？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了王虹，却她却在欧美取得了成就。
但历史其实不是这样发生的。
我毫不怀疑，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代，每片土地，都会有它的希帕蒂亚，它的王虹与邓煜。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
但她们会演绎怎样的人生，是否被拉斐尔如斯记下。
这取决于时代和人们如何对待她们。
这种对待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但它终将有一个结果。
请给王虹这样的女数学家……
不 ，
请给人类所有的怪思奇想、才华横溢、群星璀璨，
多一分宽容。
让她们出现，让她们被看见，让她们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