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许多年后才听懂周治平那首歌。月光、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写词的人把它们叠在一起，像在堆一座沙堡，明明知道潮水会来，还是一层一层地堆，堆得那么认真。那时候的我，大概就是那个堆沙堡的男孩子，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初中的事，现在想起来，都是模糊的，但有些细节又清晰得过分。
比如她那双眼睛。水濛濛的，漆黑漆黑的，看人的时候像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她不大爱说话，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偶尔蹙一下眉，就像林黛玉了。班上的同学都叫她林妹妹，顺带着，我这个总往女孩子堆里扎的人，就成了“贾”哥哥。我那时候不懂这个外号的分量，只觉得有点得意，好像被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此人颇有魅力”。现在想起来，只想鄙视自己：你什么都不知道。
她确实是对我更好的。从家里带各种吃食来，油纸包着的糕点，洗得干干净净的果子，总是从那一堆里挑出最好的那份，不动声色推到我面前。我接过来就吃了，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事情就变了。有一天，她的闺蜜跑上讲台，大声念了她的日记。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扎过来。她哭了，和闺蜜闹翻了，也不再理我。我也不理她，因为我吓坏了。十四岁的我忽然意识到，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是可以好到写进日记里去的，是可以好到需要为它负责的。
那个“负责”两个字，像一块石头投进我心里，沉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
再后来她和闺蜜和好了，和我也和好了。少年的恩怨像雨水，来的时候哗啦啦，走的时候地面很快就干了。有一天课间，我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手扶着栏杆，看楼下操场上有人跑步。她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将来会回来娶我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脑袋里嗡嗡的，操场上的声音全被抽走了，只剩下那句话。我不敢说会，也不敢说不会。最后我含含糊糊地，”你得等我长大了些“。她看着我，那双水濛濛的眼睛里，好像是信了，又好像没有全信。但她没有再追问。
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学校。她考了师范中专，我去了市里的重点中学。她偶尔翘课来找我，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提着给我带的东西，有时候是一袋橘子，有时候是一袋琵琶。她比我有钱，请我吃学校旁边小饭馆的午饭，然后我们就在街上逛，逛到下午上课。街角有用气步枪打气球的摊子，她总让我去打，一局一局地付钱，看我把那些彩色的气球一个一个打爆。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打气步枪的，三点一线，屏住呼吸，扣动扳机，气球应声而破。干脆利落，不像后来的人生，没有一个答案是可以一枪打中的。
她从不耽误我的学习。到了时间就催我回学校，自己一个人坐车回去。那时候我就隐隐觉得，她比我大。不是年纪，是别的什么。我越来越像她照顾的一个小弟弟，而不是她等在走廊上问过的那个人。
考上大学后，我们开始写信。我给她讲大学里的事，讲新的城市，新的人。她给我讲她的学生，讲那些小朋友有多可爱，讲她每天上下班经过一条山路，路边开满了野花，她很喜欢。她再也没有问过我那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主动提过。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不是刻意挪走的，是长大这件事像水一样，一点一点地冲刷，把她冲到了岸的另一边。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退远了，心里没有什么痛，只是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始终没有学会怎么把“结束”这两个字好好地说出口。我只是一直往后退，退到书信里，退到“有空回来看看”这种客套话里，退到以为不说破就永远不会碎掉的幻觉里。
终于有一天她的信又来了，很短。说她快要结婚了，以后不会再给我写信了。最后写了一句：“我很爱很爱他。”
我看完那封信，在校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有点遗憾，有点如释重负。仿佛一个背了很多年的东西，终于被她轻轻地从我身上拿走了。但拿走之后，我没有变轻，反而觉得空了一块。那一块，是她从十四岁起就为我留着的。
从此，她再也没有来过信。我也再没有见过她。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在任何时候认认真真地告诉她一句，我会回来的，你等我，那她一定会等。她那样的人，说等了就真的会等。那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应该会很幸福吧。她也很好，我也很好，我们在一起，应该会是对彼此很好的人。
但我没有说。我始终没有把那个“会”字，堂堂正正地递到她手里。她等到了不得不走的那一天，自己转身了。
周治平唱，“坐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只觉得句子美，后来才明白，“两岸”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抒情，是事实。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是隔着一条河，你在这一边，她在那一边，河水在中间流，流走的是青春，留下来的，是隔岸相望的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跨过去。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说到底，不是我做过什么，而是我什么都没做。那个十四岁的少年，站在走廊上，看着那双水濛濛的眼睛，只含糊地说了一句，“等我长大了些”。
他后来真的长大了，只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个站在走廊上的下午，永远留在那首歌里，月光、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堆成一座沙堡。
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周治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