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选自人民日报《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
明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十一日，一位61岁的老翁行走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上。他从繁华富庶的苏南而来，此行是去往偏远贫穷的山区寿宁（今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赴任知县。
老者是明代“顶流”文学家，著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东周列国志》等至今都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偏偏科场不得意，直到57岁时才补了一名贡生。
终于，他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寿宁知县的职位。于是便抱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崭新的从政之路。
到任后，冯梦龙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弊除旧、整顿学风、兴利除害，解决了当地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成为百姓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父母官。
老文人、新县官，冯梦龙是如何“快速转型”做出一连串政绩的？
答案就在他那句“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里。
▲福建省寿宁县廉政教育基地——冯梦龙纪念馆。（图片来源：福建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一）从“文学家”到“父母官”的千里奔赴
冯梦龙（1574—1646年）出生在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境内）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父亲对冯梦龙要求严格，希望他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然而却一直未能如愿。
崇祯三年(1630年)，已经57岁的冯梦龙获得国子监岁贡生的资格，就任丹徒训导。崇祯七年（1634年），才被选任为寿宁知县。
寿宁县在当时是个典型的“地僻人难至”的地方，民谣曰：“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这车岭、九岭说的正是古代去往寿宁县的要道。
而此时的冯梦龙，早已凭借多部通俗小说而名满天下。但心怀政治抱负和治国理想的他，还是接受了这次任命，跋山涉水直奔千里之外的福建寿宁县。
▲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图片来源：新华社）
经过几个月的行路难后，冯梦龙终于到达了寿宁县。他原本怀着一腔文人理想，想施行轻刑简政的仁政。但现实很快给他上了一课：百姓面有菜色，乡间一派凋敝，想象中的仁政，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怎么办？冯梦龙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扎进了寿宁的繁琐事务里。他跑遍全县，深入田间地头，看百姓怎么种地、怎么生活，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寿邑之贫”，什么叫“寿民之艰”。
摸清情况后，他在其亲撰的《寿宁待志》中痛陈“三患”。一患赋重，官府无休止的“加派”，使百姓不堪重负，许多民众被迫“一欠、二抗、三逃”；二患虎恶，山中猛虎时常出没，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安全；三患学废，县学荒废，“学校虽设，读书者少”，子弟求学无门。
▲《冯梦龙传奇》中冯梦龙初到福建寿宁上任。（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更令他痛心的是，这些沉疴是源于官府的长期“不问”与“不管”。为何不问？因为问则需责，责则需改，改则需力，力有不逮，便索性不问。为何不管？因为管则需钱、需人、需权，在这偏远穷县，上下皆疲于应付，民生疾苦遂年复一年。
▲《冯梦龙传奇》中冯梦龙目睹百姓冤屈时的感慨。（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面对困局，冯梦龙直探根本，提出了一个极其朴素、切中要害的“三无”治县纲领，“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即把险要的地方管理好，让土匪盗寇没空子可钻；把赋役减轻些，让老百姓能吃上饭；把官司裁决得明白公道，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寥寥数语，没有高调的口号，说的都是切中民生的举措。抱着这样的治理目标，冯梦龙将文人理想真切地付诸县治实务。通过深入基层、实地调查，解决了很多纠纷案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姜氏诬陷案”：
青竹岭村人姜廷盛声称他和弟弟去征粮时，被三望洋地方的刘世童抢劫和砍伤，同来的保人也言之凿凿地在旁作证。刘世童分辩说根本没动手，是姜廷盛自己砍伤弟弟讹诈他。冯梦龙一时难以判断，便直奔案发地三望洋，遍询父老儿童了解到了真相。
原来，姜廷盛与刘世童结有仇怨，同时厌恶残疾弟弟平时只吃不做，因此借这次征粮，有意带弟弟到刘家闹事，希望趁乱打死弟弟，诬陷刘世童。刘世童却偏偏不与之交手。姜廷盛气极之余，拿刀掷向弟弟，伤了其额头。
冯梦龙查明案情，下令重杖姜廷盛。冯梦龙审理此案后记载道：假如我不亲自前往现场调查，或者没有进行细致严密的核查，那么必定会被谎言所误导。
正如冯梦龙所说，“大事小事，俱用全力”“有事无事，俱抱苦心”。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冯梦龙完成了一个从文学大家到基层实干家的蜕变。
▲冯梦龙像。（图片来源：新华社）
（二）一份写在闽东山区的“为民办事清单”
冯梦龙主张为官者必须“下车即稔知瘠土”，也就是说，官员一到任便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实况。为此，他走遍了寿宁各处，亲赴田间地头考察百姓耕作、畜牧、居住、殡葬诸种细节，踏勘土地物产，记录风土人情。
冯梦龙在寿宁仅担任了四年知县，就交出了一张实实在在的“为民办事清单”。
他发现寿宁“学校虽设，读书者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冯梦龙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主持重修破败的县学。没有好教材，他就把自己写的《四书指月》发给学生。更难得的是，公务再忙，他每月初一、十五都雷打不动地去县学讲课。经过他的努力，当地“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学风为之一振。
续一方文脉，是冯梦龙对寿宁县的独特贡献。他深知文化对塑造一人一地的重要作用，通过教育可激发民众内生动力，培育地方持续发展的根基。这种以文化人、以教兴县的政绩观，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冯梦龙修学宫、兴教化，亲自讲学授课。（图片来源：AI制图）
在深入了解当地民俗后，有两件事让冯梦龙痛心疾首。一是“溺杀女婴”的残酷陋习；二是生病了不看郎中求神汉的愚昧。
面对这些积弊，冯梦龙先是写了一篇情真意切、老百姓都能听懂的《禁溺女告示》。这份告示没有官样文章的晦涩，而是用最通俗直白、情理交融的语言劝诫百姓：“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
讲完道理，他还“捐俸以赏收养者”，自掏腰包设立奖励，鼓励大家收养女婴，通过一系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努力，这股歪风邪气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
▲冯梦龙亲自撰写白话文《禁溺女告示》感化民众。（图片来源：新华社）
而对于迷信巫医这类陋习，冯梦龙则决定“禁令”和“实事”两手抓，一边出告示严禁，一边自己捐钱买药，免费给穷人治病，让当地百姓能够通过正规求医方式解决身心困扰。
狠刹陋习，求真务实，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施政措施，却桩桩件件关乎百姓切身的生活与尊严。冯梦龙以民生至上，直面沉疴陋习，体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务实政绩观。
（三）“功成不必在我”的长远之功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65岁的冯梦龙辞别寿宁的父老乡亲，踏上返乡之路。后人这样称道他四年的知县生涯——“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虽然仅在任四年，但冯梦龙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对寿宁县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编撰的自传体方志笔记——《寿宁待志》。
▲“福建古典文库”收录冯梦龙《寿宁待志》。（图片来源：新华社）
《寿宁待志》创作于崇祯十年（1637年）春季，记载了寿宁县地理历史与风土人情，以及冯梦龙在寿宁的政事活动和对社会的思考。既是饶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他在任寿宁知县政治实践的总结。
为什么叫“待志”？他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一个“待”字，彰显出了冯梦龙的大智慧——保持信心和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等待适当的人才加以利用。其突破传统方志体例，强调未臻完备、待后人补正的修志理念，为后世人对寿宁的接力治理搭建了一座桥梁。
即便在今天，《寿宁待志》中的很多话语，对我们理解为官责任和担当有所助益。“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这些都彰显了冯梦龙对寿宁县倾注的心血以及渴望福泽百姓的拳拳之心。
▲冯梦龙修建的戴清亭，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清正务实、造福一方的好官。（图片来源：宁德网 ）
冯梦龙在寿宁四年的为官生涯，带给我们长久的为官启示。他用“一念为民之心”告诉我们，唯有把身子扑下去，把实事干出来，把事情做到百姓心坎上，才能交出那份无愧于心、无愧于民的答卷。冯梦龙这份跨越数百年的“待志”，等待的正是每一代实干者的续写。
（作者简介：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索南吉，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