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苏黄米蔡”，于好书道者而言，殆为一专有名辞。盖宋人书挣脱唐人法度之藩篱，以“意”代“法”，别开生面，遂成中国书史之第三高峰，此四字实泛指大宋一代之书风也。苏、黄、米三公，固堪领袖群伦，毫无疑义。然则殿后之“蔡”究系何人？自此说肇始，即聚讼纷如。此一悬案，滥觞于赵宋，而大抵息影于清季民初。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后，限于时局政治及特定史观之导引，“蔡系蔡襄而非蔡京”遂成铁案。其所持之左券，无非蔡京乃青史留名之大奸大恶，纵在宋时亦备受物议。至于二公书艺造诣之高下，反沦为次要。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二蔡之争复起，论道之文屡见报端。对于此一“千古未决”之公案，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考辨，以拢其绪。
欲辨此案，首当考稽“苏黄米蔡”一语出现之时节。昔北宋徽宗敕编《宣和书谱》，网罗历代书家。其中正书部宋人入选者八，行书部入选者九，蔡襄、蔡京皆赫然在列。足见两蔡之书艺，于当日皆已深获公认。东坡居士尝赞曰：“蔡君谟为本朝第一。”宋徽宗亦有评语云：“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君谟者，蔡襄也。鲁公即颜真卿，道君皇帝以宋代颜鲁公期之，其推崇之高，可见一斑。然迨及南宋高宗赵构《翰墨志》，则有云：
“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观高宗之意，蔡、李二人仅堪“入格”而已，其后苏、黄、米、薛方各擅胜场，余者则等同草木，不足齿及。须知高宗赵构本擅临池，书道造诣极深，于“苏黄米”尚带几分傲视，然由此可断：南宋之世，断无“苏黄米蔡”并称之理。且高宗法眼中之薛绍彭，确非泛泛之辈，唯本文主旨不在此，故于“薛”字姑且存而不论。
昔人有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较武必决雌雄，论文则各凭心性。前述赵佶、赵构之评固不待言，即溯及“二王”法书，后世亦有献之草书胜右军之论，若夫近代“草圣”之争，于右任与林散之二公亦属伯仲之间，难分轩轾。由此观之，“苏黄米蔡”之排序，初无甲乙高下之意。明代书画名宿王绂于其《书画传习录》中尝一语破的：
“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此乃笔者翻检群籍，所见“苏黄米蔡”四字并称之最早出处。寻其文脉，知王绂之前，世间当已有此提法。而王氏特加辨误，明言此“蔡”乃蔡京，而非曾任端明殿学士之蔡襄。其所执之理，端在襄之辈分年纪皆在苏、黄之前，依常理断无殿后之理，此亦从旁佐证了王氏之卓见。
然近代史家梁启超先生，曾指《书画传习录》一书因后人妄加增删，致使版本歧异，并对上段文字提出存疑，谓其或系后人“补缺略订讹舛，间有阑入近代”之辞。既有此疑，则单凭前人一家之言尚不足成定论。吾人莫若舍末逐本，迳以四家生卒先后之迹作一考订，其理自明：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其政经文章，多显名于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生于庆历五年（1045年），卒于崇宁四年（1105年）。少苏轼九岁，且忝列苏门，活跃于神、哲两朝。
米芾，字元章。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少苏轼十五岁，少山谷六岁，历神、哲、徽三朝。
观此三公，“苏黄米”之序以年龄排列丝毫不乱。
复观蔡京，字元长。生于庆历七年（1047年），卒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朝四度拜相，秉钧任政十七载。其虽长于米芾四岁，然卒年却晚米氏十九年。且其大用显达之时实在苏黄米之后，故论其殿后，亦属自然。
再考蔡襄，字君谟。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卒于治平四年（1067年）。活跃于仁宗之世，官至端明殿学士。襄不特在年辈上为“苏黄米”之前辈，视蔡京亦为同宗后学，更是宋初书坛开风气之宗师。君谟书法，恪守唐人法度，所谓“按部就班，传唐遗风”，其意在承传而少创变。反观蔡京，则变法多于守成，笔姿痛快，媚而不俗，面目极为鲜明。以字论之，君谟内敛守正，元长飘逸开张。综上年考，益信王绂“蔡乃蔡京”之说信而有征。且此说断非“孤证”，有明一代，持此论者颇多。如明末鉴赏家张丑，于其《清河书画舫》中亦云：
宋人书列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蔡襄书
蔡京书
此外，明人孙鑛《书画跋》亦云：“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安世凤《墨林快事》叹曰：“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迨及有清一代，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更径将“苏黄米蔡非蔡襄”列入“人讹”一门。由是观之，明清两代之通人达士，实已勘破党同伐异之政治滤镜，对蔡京书艺之正名，早有公论矣。
至于二蔡于同时代大家眼中之评价，亦堪玩味。苏东坡评蔡襄之语，见诸明末书家陈继儒所辑之《东坡题跋》，陈氏于书中尝言，苏、黄皆具“天眼”：黄如冷面铁老，非法不言；苏如布袋道士，张口如箕，五脏悉露。陈眉公此等慧眼识人之论，笔者深以为然。东坡推君谟为“本朝第一”，固微含尊长之意，然其论书有云：“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字字掷地有声。此语虽系泛论，实已为蔡京之流定下铁案——即人品卑劣者，书艺再高亦不足贵也。
黄山谷对君谟则颇不以为然，讥云：“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阁态度”，谓其字嫌于娇弱。米元章亦有同感，称“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多饰名花”。在惯使“长枪大戟”的山谷与“八面出锋、一刷到底”之米芾眼中，确难假借于蔡襄。及至清代中叶“尊碑抑帖”之风骤起，世人视蔡襄之书益发不入法眼。然笔者窃以为，对蔡京最允当之评，莫过清乾隆敕编《三希堂法帖》卷二中小传所云：
“字势豪健，痛快沉着，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比其兄蔡襄书法（笔者注：清人编纂此帖时沿袭旧说，实则二蔡仅为仙游同宗，非亲骨肉，此亦为一讹传），飘逸过之，一时各书家，无出其左右者。但因人品差，书名不为世人所重。”
其中“痛快沉着”四字，不禁令人想及苏轼对米书“沉着痛快”之赞，清人似有挦扯前人之嫌。古来大才之传世，多赖后世之揄扬。正如汲汲于礼乐之仲尼，赖董仲舒崇儒于汉廷，孟氏之归儒家正统，赖韩退之之提撕，若无后人之力捧，陶渊明之才华恐亦湮没于南山菊丛之中。纵观书史，若无唐太宗之狂热搜求，右军墨宝安能有诸多双钩摹本广传于世？大浪淘沙，如杨凝式、薛绍彭、鲜于枢等，尚不知有多少绝代书家仅留区区只字片纸于后世，念及于此，蔡京尚算万幸。当后人有朝一日卸下历史之成见与恩怨，将二蔡之字并悬明堂而细品之，笔者坚信，倾心于蔡京者必不在少数。
蔡襄书
蔡京书
诚然，今之书坛，临习二蔡者较之“苏黄米”实寥若晨星。或因蔡襄面目稍逊而不学，或因蔡京人品恶劣而见弃。论及学书，米芾之法于初学者拓宽笔势、字势确有裨益，其开张之势与行气之连贯，堪为极佳范本。然米字之品位极难把控，其“视笔如箸，行墨如刷”之气焰，唯划时代之大家方能控御自如。相形之下黄庭坚之字似易入手。昔东坡戏薄山谷之字为“树梢挂蛇”，初学者纵然学得了“死蛇”之形，如何“挂”得精妙，却是大有学问。顺及一语，黄庭坚之大草，实乃赵宋第一，断无疑义。
“苏黄米”三家中，效法东坡似乎最易得手，其要在于造型之简括。据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所载，黄庭坚曾调侃其师之字如“石压蛤蟆”。今人读之，抚掌一笑之余，却鲜知东坡临池，乃用古法之“三指执笔”。其书艺之极诣，原不在于点画之“形”，而在乎“形而上”之气象，即其独有之满腹经纶与学养文章，浑融于笔墨之间。除此格局之外，东坡之挥洒多为“任意而为之”，并无死法可拘。其《寒食帖》乃于贬谪孤寂、微醺状态下的神来之笔，正如黄庭坚于帖后跋云：“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由此可知，凡如《兰亭序》、《祭侄文稿》之类巅峰巨制，皆若有神明暗助，造化凑泊，实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也。
2023年7月8日 本文发表于《文学城》《万维读者》《留园》网站，于2026年4月3日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