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春节期间,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前11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时爆火,几乎全部中国人都在天天守候。
它的“走红”逻辑,和今天不一样。
今天,一部剧会不会火,要看主演本身火不火、商业逻辑是否精准捕捉了社会心理。而在当时,《西游记》的火,几乎单纯缘于慢工出细活。当然,还因为那是一个农业社会,太阳下山,整个世界就一片昏天黑地,干不了其他事情。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内容上和时代趋势没有什么内在关系。然而今天回头看去,它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隐喻。

《西游记》剧照
西游,可以理解为向西方学习。玄奘法师万里求经,为的是获取西方“正法”,以拔救众生于苦厄之中。那时的西方,是天竺,仍在今天的东方范围。他西游17年,回归大唐,带回来最正宗的佛教经典,翻译刊行,创立了唯识宗,功业实现了“闭环”。
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弘法,需要把经典转化为可理解、易接受、能见效,还能根据中国的社会特点不断推陈出新的思想体系和实践路径,比取经本身更加困难。正如电视剧里的歌曲《取经归来》所唱:“又一条征程,正摆在脚下,自度度人,自觉觉他,要把这真理妙谛播天下,要让我九州处处披锦霞。”
唯识宗最后失败了,没有传承几代,就湮没无闻。这一结果并不影响玄奘法师的青史形象,他是现实中的夸父,是人类意志力的楷模,即便在儒家眼中,也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动派,一个无与伦比的理想主义者。

《西游记》剧照
1986年,也是一个中国人集体“西游”的时间节点。中国所缺乏的,恰是与电视剧《西游记》爆火的因素相反的那一面: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市场逻辑,一个中国人憧憬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工业社会。过去的知识体系让我们陷入了困惑之中,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来解惑,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西游”动机。
对于我们需要市场逻辑这一认知,形成共识并不容易。市场是交易场所,也是因交易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规律和社会规则,自人类社会分工出现以来便存在了。但由于长期的阵营对立,全世界都把市场和资本主义相对应,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画等号。尤其在1980年代中期,撒切尔和里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行西方,市场化、私有化更是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时髦标签。此时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挂起钩来,需要的不仅是玄奘法师那样的勇气,还需要超绝的智慧与耐性。6年之后,邓小平同志才清晰明白地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改革”这个词,今天我们说起来风轻云淡,它既是常态,也是“变得更好”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这个词首先意味着对前一阶段实践路径的审视与扬弃。受制于一种人类普遍易感的简化思维形态,人们必然会想: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融入世界市场?
我们和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面对着相同的问题。为了建立新的中国,28年间,近400万党员牺牲,2000万革命军人和工农群众献出生命。科学家、工程师们在沙漠戈壁上打着算盘造出了“两弹一星”,确保了国家不会再被轻易入侵。历千百劫取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是不是最后就像唯识宗一样,因为拘泥成法、活力消退、不易理解、无法真正调动生活中的积极性,而最终偃旗息鼓,成为历史记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问,有千钧之重。
倘若不敢说前面错了,那后面的方向便无法建立;倘若说清楚前面错在哪里,则可能引发社会信仰层面的剧烈震荡。如何达成一种平顺的逻辑和实践自洽,十分重要。中国人有无穷智慧,此时便体现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
崔健在这一年首次演唱了《一无所有》,正是这个时代里社会集体心理的折射。回顾来时之路,我们过去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与成就,无法在新的时代里成为推动进一步前行的活跃因素了,好像什么也没有,但人们感受到的并不是虚无,不是彻底的自我否定,而是下定决心从头再来。国家要改变,个人也要改变,虽然似乎两手空空,但无所畏惧,去塑造全新的自己。“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崔健
人无法再依附于集体的安排,人要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必备前提。因为市场就是这样要求它之上的行为主体的,个体需要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人格上的独立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市场,当时正良好地运行于西方社会,那么,作为市场的表征的西方流行生活方式,也会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景象,而被中国社会所模仿。
牛仔裤、蛤蟆镜、花衬衫、爆炸头、录音机、迪斯科、交谊舞、邓丽君……这些过去曾被视为与社会主义中国格格不入的青年流行文化,火遍大江南北。这在当时被视为有个性的生活,是青年以出格的方式表达叛逆。倘若放在今天,积极地看是潮流,消极地看是跟风,潮流和跟风都是一阵一阵,迅速飘过,但在当时,因为还存在相当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它才因其普遍,反而独特。

1980年,北京,公园里的时尚女青年
人一旦处在信念的十字路口,“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往往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因虚无而消沉,另一种是因憧憬而张扬。1986年的中国社会更多的是后者,它爆发出来的是一种强大的、热烈的生命意识。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一年发表,引发轰动,两年后同名电影问世。莫言给熟悉的乡土社会的一切都涂上了魔幻色彩,张扬着大红大绿的热烈的生命力,渲染着“一切都从头来过”的狂野、叛逆与奔放。“酒”贯穿其中,为一切荒诞不经赋予合理性,欲望定义着自我,原始的血性定义着精神。他对原始欲望的赤裸裸的描写,令人血脉偾张。
过去我们曾经害怕欲望,因为放纵欲望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种种恶果——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对工人的无限压榨、对利润的无厌的追求、对人之本性的扭曲和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和最极端情形下发生的世界大战。而在中国哲学里,儒家的“克己复礼为仁”,道家的“我无欲而民自朴”,都支持着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的实现中得到兼顾的观念。一些坚持原则的人担心一旦为市场正名,就等于把无数相互冲突的欲望从樊笼中释放出来,必致“天下大乱”。总而言之,把市场中性化,相当于把私欲合理化。

加沙地带因战争和动荡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孩子们
如果市场是负面的,那么人们自然难以理解市场可以被规范,市场是可以有秩序的。有秩序,正是市场的美感所在。只不过,不同的价值原则会让看上去一样发挥着作用的市场呈现不同的本质属性。市场由价值原则来掌控,体现的就是社会制度差别,简单而言就是,是资本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资本。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必须由人支配资本这一信念,从未发生变化。如果是资本支配人,那么人就是工具,国家服务于资本,资本偏好短期收益,国家发展也会最终陷入难以收拾的混乱之中;而如果是人支配资本,那么资本才是工具,国家服务于人民,发展具有长期主义眼光,有能力防止市场失灵,一步步通向坚定不移的价值目标。当然,这些认识都是后话,它们被中外实践所验证,也是距离1986年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中欧班列(西安)驶出西安国际港站
可以把改革开放理解为中国的重新出发,但同时应当了解的是,这一重新出发依然是贯穿着毫不动摇的价值信念的。正因信念的存在,回望40年,许多领域的隆重启程,也都实现了它们的“闭环”。
1986年是“民工潮”的起点之年,那些脚上还带着家乡的泥土的背井离乡的人们,有组织地流动起来,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一点一滴地建构起中国工业第一强国的底层基础。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沧桑求索,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娴熟的工人和技艺精湛的工程师是他们这无量数的绿叶捧出的夺目花朵,中国的工业化正是通过这群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正道苦行”,历遐绝景。
1986年3月,四位科学家联名提出了“863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平台之上,“蛟龙”潜水器、北斗导航系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高速信息网络、新一代核反应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纷纷出现,让国民自豪、让全球仰望。

2026年10月10日,“蛟龙”号在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
1986年7月,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交恢复缔约国地位的“复关”申请,开始了艰苦且漫长的15年“入世”谈判过程。如今,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高新技术产品占比逐年快速攀升,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
六小龄童版的孙悟空,在1986年可能只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产物。而放在40年的跨度中来打量,它无形中暗喻了这个民族即便深陷困顿也从不服输,一定要“打上灵霄殿”的强韧的文明性格。

六小龄童版孙悟空
如今,《黑神话:悟空》里那个崭新形象,代替原来那个俊美俏皮的大圣再次西行,只不过,这一次是去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新华社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