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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留学进化论

全班都在骂黄仁勋 作为亚裔留学生的我不敢开口

美国中部时间 2026-11-17 20:33 发布

这周我们传媒课的教室,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十五个人,为了黄仁勋的一桩绯闻,从桃色笑话一路吵到国家安全、AI 霸权、企业合规……

而我,一个在这所大学读了两年传媒的亚裔留学生,全场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英文单词。

不是我没观点。是我观点太多了,多到不知道先掏哪一个出来,才不会被全班当成"在替自己人辩护"。

大家好,我是小B,一名普通传媒留子,目前在美国某民主党浓度高达95%的校园里攻读一门叫 Media Criticism 的课。

名字起得特别正经,实际上是一个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五十、连续三个小时、中间只休息十分钟的精神拉练。

课的形式是这样的:每周教授先带着我们把当周的头条过一遍,关注这周谁上头条、为什么是他、以及媒体凭什么这么写。

我们班白人占一半,剩下的是印度裔、韩裔、非裔,还有我,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传媒牲口。

平时聊中东战争、中期选举、种族政治,我基本处于闭麦状态,生怕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唯一能安全发言的时刻,就是教授问“你们怎么看TikTok算法对全球南方新闻消费的影响”;这时候,我还能用“作为一种数据殖民主义的延伸”这种学术黑话糊弄过去。

结果上周,tech bro们给我来了个大的。

cr. New York Times

事情得从11月8号说起。那天,芯片巨头英伟达CEO黄仁勋,突然给全体员工发了封内部信,承认他对妻子不忠。

同一天,《纽约时报》爆料:跟他有婚外情的那个女的,以前是新加坡一家数据中心公司的高管,美国安全部门怀疑这姐们儿可能是中国间谍。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迅速:11月9号,股东集体诉讼递进加州联邦法院,告英伟达和黄仁勋隐瞒重大风险;11月10号,共和党参议员喊话,说黄仁勋“必须下台”;11月12号,英伟达董事会开完紧急会议,公告出来了:黄仁勋辞去总裁、CEO、董事会成员职务,即刻生效,CFO科莱特·克雷斯接临时CEO。

cr. Wall Street Journal

那天我推门进教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投影上并排的两块大标题。

左边是纽约时报一篇“Jensen Huang betrayed the leather jacket community”,讽刺味浓重的“皮衣檄文”,说这桩丑闻让他们这些爱穿皮衣的中年男人都丢了脸;右边是另一篇调性完全相反的报道,中规中矩的财经报道,“硅谷科技圈集体挽留黄仁勋,请愿签名破十万”。

教授推了推眼镜,说:“Alright guys, let‘s talk about Jensen Huang. What’s the story here?”

我缩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祈祷没人注意到我。

在课上,一个学政治传播的白人女生先开炮:“这本质上就是权力滥用。一个掌握全球AI算力命脉的男人,跟一个可能带有外国情报背景的女人搞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国家安全没受影响’?Who are you kidding?”

紧接着,一个印度裔小哥接话:“更搞笑的是那个皮衣人设。一个billionaire,天天穿得像个在布鲁克林开二手唱片店的,现在好了,皮衣变成了撒谎的道具。”

全班又笑了。我也跟着扯了扯嘴角。

但我心里想的是:完了,他们开始把“亚裔nerd突然暴富然后出事”当成一个类型片来讨论了。 而我,就是那个坐在他们中间、理论上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

更微妙的是,这堂课的氛围底色我很熟悉:我们学校在深蓝州,人文社科专业,天然反科技巨头、反AI、反特朗普。

而黄仁勋在这件事里踩中的雷区,简直是叠buff:跟特朗普政府眉来眼去、英伟达的芯片出口中国一直被国会盯着、现在又加了个“疑似间谍女友”。于是讨论迅速从桃色新闻滑向了“中国威胁论”。

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AI供应链交给一家由个人魅力主导的公司。”有人接:“而且这个个人的个人判断力,现在看来非常值得怀疑。”

我全程没说话。手指在桌子底下抠手机壳。

教授环视一圈,显然对我们的热情很满意。他拍了拍手: “Great discussion. Okay, since you guys are so engaged, let's make this week’s assignment about it. I want you to interview at least two people outside this classroom, find an angle, and write a 1500-word piece. Due next Wednesday.”

接下来三天我活在焦虑里。

先看英文媒体。纽约时报的观点版骂他虚伪,WSJ的社论版担心英伟达治理风险,Politico在扒他和国会山的游说关系,Wired在分析“创始人CEO风险”这个经典命题。

再看中文媒体。有说这是“美国对华人精英的清算”的,有说“皮衣黄从台湾之光变过街老鼠”的,还有把纽时那篇皮衣文章截图出来群嘲“美国媒体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的。

我夹在中间,不知所措。

按照课堂讨论的调性,我完全可以写一篇安全牌:从“创始人CEO的风险治理”切入,引用几个智库学者的观点,最后落脚在“科技巨头需要更健全的制衡机制”,不会得罪任何人。

但我就是提不起劲。

周三下午,我决定去学校的tech club活动室碰碰运气。那地方在学校工程楼的地下室,空气里弥漫着Red Bull的味道,平时聚集着一群典型的tech bro,人人看着都要去OpenAI拯救人类。

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听他们聊的话题跟课上几乎一模一样:“老黄这事太蠢了”“英伟达完了”“AI泡沫要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甚至说:“I mean, he had it all. Why would you risk it for some... you know.” 

我正准备走,想着干脆回去写那篇安全牌算了。这时候,有人从后面敲了敲我的肩膀。

“嘿,你就是那个写黄仁勋的?”

我转头。一个亚裔男生,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Stanford hoodie。

“我叫Kevin,”他说,“我是Asian Students for Better Tech的社长。听说你们传媒课在做这个选题?”

我点头。

“他们跟你说啥了?”

我复述了一下tech club的讨论。Kevin咧嘴一笑:“Yeah, that‘s all bullshit.” 他说他们正在搞一个 initiative,专门盯着这波舆论里夹带的种族主义私货。

我眼睛亮了。“Tell me more.”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在学校旁边那家香精味浓到能熏蚊子的奶茶店里。Kevin点了一杯“Brown Sugar Boba Milk Tea”,喝了一口,皱了皱眉:“这玩意儿甜得跟糖浆似的。美国就这样,什么都得往十倍做。”

他看了一眼我的表情,说:"Welcome to America. 这儿什么都得往十倍上做:糖、音量、情绪、罪名,全都是。"

我笑出了声。

Kevin是台裔美国人,父母八十年代从台湾来美国读研,后来定居加州。他爸在圣何塞做芯片设计,他妈是药剂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仁勋是他家的教育范本:读书、专注、低调、不惹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靠努力实现美国梦。 

Kevin长大后也很争气,才大三,就进了大厂打工,穿上了工牌,拿到了不错的薪水,后面工程师是当得稳稳的了:但那套范本却失灵了。他在大厂同事当中,总格格不入。

"你要自律,所以你不能出错。你要低调,所以你不能有情绪。你要努力,所以你拿不到的东西一定是你不努力。你要体面,所以别人开你玩笑的时候,你要笑得比他开心。"Kevin说。

黄仁勋的头条刊登满报纸的那天,Kevin和家里人讨论了很久,然后发现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道德标准。

cr. The Guardian

他爸那代人的逻辑是:一个人只要把事业做到那个份上,私生活的事就是别人的事,外人不要拿道德尺子去量一个把公司做到万亿的人。

他这代人的逻辑是:成就不等于豁免,家里那套"顾家、稳定"的叙事不是宣传口号,是要负责任的。

"最讽刺的是,"他笑着说,"这两套标准我都继承了一半。所以我既觉得这事不该被无限放大,又觉得'既然你要拿模范家庭当人设,那你就不能出这种事'。"

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他们社群的群聊。我扫了一眼,里面有人在算"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明年招聘",有人在转发一篇亚裔学生写的评论,还有人在问"我们是不是反应过度了"。

K 突然把杯子放下,问我:

"那你说,马斯克出丑闻的时候,扎克伯格出事的时候,贝索斯出事的时候,怎么没见反扑声量这么大?"

我张了张嘴。“马斯克不是——”

他接着说:"别误会,我不是在给谁洗。我是说,同样是科技巨头私德出问题,有的被写成'天才的怪癖',有的被写成'行业的文化问题',有的被写成'文明的危机'。为什么?"

那天他还给我介绍了 initiative 的几个参与者。

其中有个韩裔女生,家里开干洗店的,她说她最烦的一句话是"你们亚裔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还有一个索马里裔女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我甚至不关心他到底做没做。我只想说的是——他们也是这样对付我们的。先挑出一个 bad apple,然后把整棵树说成烂的,最后再说一句:你太敏感了,开不起玩笑。"

cr. DW

奶茶店里的背景音乐在放一首很吵的流行歌。我把录音笔往前推了推。

我花了两个通宵写完那篇稿子。作业交上去的第三天,热搜已经换了好几轮。

一会儿说黄仁勋辞掉了董事会,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他在考虑回归,一会儿员工发起请愿,一会儿又有人跳出来说"这一切都是有人在带节奏"。

发作业那天,我有点不敢看。

这门课的教授一向很严,我这学期在他手上就没超过 B。他是个老派的编辑部出身,改作业用红笔,评语常常只有三个词,最温柔的一个是"unclear"。

我翻开稿子。

第一页右上角,红笔写着一个 A。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害怕,老觉得他一会儿上课就会说"我标错了"。

我那篇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

开头,我用 tech club 那间实验室里的三句嘲讽开场。"Man, leather jacket guy.""The most tech bro thing ever.""他要是真干了,那边就更有理由卡我们了。"

中间,我写了一个在嘲讽风暴里做点别的事的人。写他爸带他去那家黄仁勋打过工的Denny’s门口朝圣的下午,写他们家在新闻爆出来时的对话,写那个非裔女生说的"先挑一个 bad apple"。

结尾,我没写结论,我写了一句我至今觉得还挺像话的话:当一个族群里最成功的那个人出事时,最紧张的往往不是他,是那些每天要靠"我也很努力"来证明自己清白的人。

上课的时候,教授把作业点评了一遍。

他说:"大家找到的材料都很 colorful,但很多人忘掉了传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独特、完整、有证据支持的角度。 一个观点加上一段情绪,不叫报道,叫回声。"

然后他说:"所以这次,我们的 average 是 C。"

教室里有人轻轻"啊"了一声。

"但是,"他继续说,"有一位同学写得很好。信源扎实,角度独特,而且他做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他没有站队,他去到了现场。 这才是别人愿意点开、并且读完的东西。我不说是谁,如果他想分享,可以自己说。"

我没说话。

我低着头,假装在看笔记。

过了几秒钟,教授耸了耸肩:"Anyway. 我们继续。"

下课,我收拾东西收得慢了一点;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天的笔记本、水杯、充电线,全都不听话。等所有人都出了门,教室里只剩我和教授。教授在讲台边整理讲义,抬头看我:"Hey. 你留一下。"

我心一沉。

"Good job." 他说。

我愣了,"Thank you."

教授把讲义夹在胳膊底下,靠在讲台边,忽然说了一段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话:

"我二十年前在这个学校教书的时候,学生是敢在课上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的。那时候课堂上会有真正的争辩,不是现在这种。"

他笑了一下,"我一个一辈子的民主党人,当年在课上跟一个共和党家庭出身的学生辩了二十分钟,辩到下课铃响都没停。那家伙现在当上参议员了。"

我也笑了。

"圣诞节他还给我打电话,"教授说,"我跟他说,政治上我希望你还是下台的好,其他的我祝你一切顺利。"

他说完停了一小会儿:"That's what this place is supposed to be.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我说:"I'm sure he appreciated it."

教授看着我,点了点头:"He did. 他每年都打电话。"

然后他挥了挥手,"下次课上,你也多说说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想说“我怕被当成替亚裔精英洗地的”,但觉得太矫情。最后我重复了回去:“下次课上,我也多说说。”

教授点点头,拎起他那个人造革公文包,往门口走。走到门框那儿,他回头:“对了。你采访的那个台裔小孩,他那个initiative,有网站吗?发我看看。”

我说好。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加州的十一月晚上有点凉。我掏出手机,看到Kevin发来一条消息:“Assignment go okay?”

我回:“A。”

他秒回三个表情:💀🔥😭

我笑了。然后我想起教授那个问题:下次课上,我敢不敢当那个说错话的人?

不知道。但至少这次,我没当那个不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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