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11月8日，黄仁勋通过英伟达官方网站发布致员工信，承认自己存在婚外情。他同时表示，英伟达董事会已经启动独立调查，目前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因此受到损害。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截至11月9日，美方已经公开的材料尚未证实对黄仁勋的几项质疑或指控。
要理解这场风波，首先要回到美国近年来持续升级的对华人工智能技术管制政策。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美国试图全面控制先进芯片、人工智能算力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政策背景下，出现的又一次争议。
从拜登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不断加强对中国先进制程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的限制。2021年，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强调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维持领先地位。
这意味着，美国将人工智能发展定义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争。但是赢得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另一种则是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让对方无法追赶。就像过去的一款游戏《疯狂摩托》，玩家除了正常驾驶摩托车，还可以通过踢打等方式将竞争对手赶出赛道。如果能够把所有对手都踢掉，即便自己跑得再慢，也能够保持第一。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采取第二种方式。它不仅希望通过技术创新维持自身优势，也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技术封锁，阻止中国获得发展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关键资源。
2021年4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天津飞腾、申威以及多个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七个实体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机构涉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同年6月，拜登政府又通过第14032号行政令，进一步调整针对中国部分国防及相关企业的证券投资限制。
到了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支持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同时通过补贴护栏限制相关企业在中国等所谓“受关注国家”扩大先进半导体产能，并对敏感技术研发、技术许可和转让施加限制。
2022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对先进计算芯片、超级计算机相关最终用途、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部分美国人员支持中国先进芯片生产的活动实施限制。
英伟达的A100、H100等先进芯片及相关系统因此受到影响。美国还利用所谓“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将符合特定条件、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在境外生产的产品纳入其出口管制范围。
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试图限制中国直接购买先进算力，也希望阻碍中国通过自主制造扩大先进芯片生产能力。从芯片采购到生产设备，再到相关技术支持，美国开始建立一套越来越复杂的管制体系。
2023年，美国继续收紧先进计算芯片的性能门槛，并将英伟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A800、H800等降规产品纳入限制范围。同时，美国加强对海外最终用户的审查，并推动日本、荷兰等国家配合实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
2024年，管制进一步延伸至高带宽内存、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软件工具。12月2日，美国商务部针对24类半导体制造设备、3类软件工具及高带宽内存出台新的控制措施，并新增140个实体清单条目。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投资活动和境外算力服务逐渐纳入监管视野。自2025年1月起，美国针对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部分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外投资限制开始实施。
这些措施表面上强调防范风险，实际上却体现出美国不断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将正常经济活动和技术竞争纳入安全管制体系的政策趋势。
2025年1月特朗普重回白宫执政后，这套政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拜登政府试图建立全球性管制框架相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突出分国合作、个案许可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华技术遏制。
拜登政府在离任前推出人工智能扩散框架，试图根据目的地对先进芯片实施差异化许可管理，并将部分最先进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纳入管制范围。其重点之一，就是防止先进芯片通过第三国流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数据中心获得相关算力服务。
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该框架中的新增要求，并启动撤销程序。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局在2026年5月指出，商务部此前并未完成正式撤销，而是采取了普遍性的不执法政策。
这就留下了政策上的灰色空间。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相关限制措施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时被重新启动、强化或者调整。
资料图：英伟达CEO黄仁勋
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就是英伟达H20芯片，其遭遇恰好体现了美国政策的摇摆性。2025年4月，美国要求英伟达对华出口H20芯片必须获得许可，英伟达随后就过剩库存和采购承诺计提了约45亿美元成本。到了当年8月，美方又开始向部分中国客户相关交易发放许可证；但英伟达方面表示，中国市场对于进口性能不达标的芯片不感兴趣，限制了这种芯片库存的销售。
2026年1月15日，美国又将H200级别芯片的部分对华出口许可审查政策，由原则上拒绝调整为逐案审查。英伟达的H200、AMD的MI325X等符合条件的产品，理论上获得了申请出口许可的机会。
但是，所谓逐案审查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口。申请方必须证明美国本土市场供应充足，相关出口不会挤占供应美国市场的产能，购买方必须具备相应筛查和安全程序，产品还需要通过美国境内独立第三方测试。此外，美方还要求申报特定范围内的远程最终用户，并对输往中国内地或澳门的相关芯片设置性能总量上限；更高规格的产品，仍然没有被纳入放宽范围。
因此，获得申请许可的机会与实际完成交付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美国政策看似有所松动，但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在改变市场格局。随着中国自身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对于美国降规芯片的依赖程度及其博弈策略，都在发生变化。
美国对人工智能供应链的控制，则正在从芯片本身扩展至模型、算力云服务。过去美国监管机构主要关注中企能否直接购买先进芯片，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一步关注在东南亚的合规数据中心服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数据中心业务，逐渐进入美国监管机构的视野。早在2025年，新加坡就有涉及服务器最终用户信息涉嫌虚假陈述的案件，相关人员因此受到指控。马来西亚也出现过类似的合规争议。
因此，黄仁勋风波所处的第一个背景，就是美国长期以来不断强化对中国获得它所认为的先进芯片、算力服务等东西的管控措施。这是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个背景，也就是美国泛安全化逻辑、中美战略竞争大背景以及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式政治氛围的叠加。
此次要求黄仁勋进行闭门简报的三个委员会，其主席均为共和党人。而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可能采取高度安全化的立场。美国国内政治对于中国的焦虑，已经发展到一种相当荒诞的程度。只要某个人具有华裔背景，只要一家企业与中国开展业务合作，甚至只是与中国政府存在正常商业往来，就可能被某些政治人物和媒体推定为存在所谓情报风险。
这种逻辑并不陌生。过去，美国一些政治人物指责中国一些企业与中国军方存在联系时的逻辑就十分荒谬可笑，现在，类似推定方式又出现在黄仁勋身上，有关人员的华裔背景、与中国的业务联系以及私人关系，被媒体组合成一个带有强烈国家安全色彩的故事。
问题在于，存在商业联系与存在违法行为之间，显然不能直接画等号。更不能仅凭族裔身份或未经证实的关联，就将一个人定义为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
在这个意义上，黄仁勋正在遭遇一场非常典型的美国国家安全“猎巫式”围猎。这种围猎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面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时不断增强的战略焦虑。美国原本认为，只要控制先进制程芯片、限制中国获得高端算力，就能有效阻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但现实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其预想展开。
在美国持续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仍不断取得突破，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相当可观的性能，并在实际应用和市场调用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
这意味着，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确保自身长期领先的政策，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现实挑战。美国已将人工智能竞争定义为一场必须获胜的比赛，但中国的发展说明，限制竞争对手并不必然能够确保自己的胜利。
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不断取得突破时，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力量不愿承认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本身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而是倾向于寻找另一种解释：这些成果是否来自违规获取的美国芯片，或者通过境外数据中心转移的算力服务？
进一步，他们又试图将这些商业活动中原本涉及出口管制合规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乃至情报活动问题。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通过强调所谓中国威胁，为自身不断升级的技术限制寻找正当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原有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现实。
如果确实存在违反出口管制规定的转运或走私行为，完全可以根据相关证据开展调查，并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把正常商业交易中的违规风险，与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外国情报机构联系起来？因为一旦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相关部门就可能获得更大的调查权限和政治操作空间，原本需要通过具体证据证明的违法行为，也更容易被转化为要求当事人不断自证清白的政治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在此前美国国会针对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质询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周受资明明是新加坡人，却仍被美国议员反复追问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只要你具有华人身份，就可能被预设与中国政府存在某种特殊联系。
2023年3月，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作证。
如果这种逻辑被应用到黄仁勋身上，就意味着其个人身份、私人关系和企业经营活动，都可能成为政治审查的对象。
而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值得关注。如果今天卷入类似私人关系争议的是贝索斯或者比尔·盖茨，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媒体是否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将其私人生活迅速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黄仁勋所面对的特殊处境，是否还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族裔偏见有关？美国麦卡锡主义式的反共政治传统，以及围绕中国形成的高度安全化认知，与族裔身份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能使黄仁勋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风险。
当然，接下来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仍需观察调查结果及相关证据。但如果美国国内政治继续沿着这种方向演变，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一场尚未得到充分事实支撑的舆论风波，如何一步步转化为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经营权乃至资产控制权的政治压力。
对于一个具有黄仁勋这样影响力的企业家而言，如果仅仅依靠媒体塑造舆论优势，就能够推动未经充分证实的指控，并进一步影响企业治理，那么美国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保护原则，又将处于怎样的境地？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转折点。
黄仁勋风波折射出的，并不只是美国国内政治与科技资本之间的矛盾，更是一个处于相对衰退过程中的霸权国家，面对外部竞争时所表现出的焦虑与失衡。当一个国家逐渐失去通过正常竞争、持续创新来保持领先地位的信心，就可能越来越依赖行政限制、政治施压和国家安全审查，试图阻止竞争对手的发展。
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未必能解决自身问题，反而进一步破坏市场秩序、损害企业利益，并削弱其自身所宣扬的制度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仁勋此次遭遇的风波，可能让外界再次看到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压力面前的真实处境。
一个进退失据的霸权，一个对通过正常竞争赢得比赛逐渐失去信心的美国，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应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历史或许正在给出答案。而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对手来维持自身优势的做法，最终也可能成为其自身相对衰退与政策失灵的又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