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卷六——《中国人蠢还是西方人蠢？》
总听到有这样的议论说：西方人普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人是很容易被忽悠被管理的愚民。
真的吗？
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
但是，对一件事实、一种现象的陈述、观察，如果经过深入剖析，最后却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曾经的我，“自认为”是一个技术娴熟的驾驶者。
这里的“娴熟”不是说我能做什么漂移、一百八十度急转、飞越障碍物、整台车以四十五度角倾侧用一边轮子驾驶等等特技。而是指：我总能在繁忙的市区马路上有惊无险地左穿右插，六十公里的时速区我开六十五，七十公里时速区我开七十五（所谓灰色地带）。总能在黄灯转红灯前的一刹那，压过法定停车线继续前行而不会触动摄像枪影相。在红灯前总能排在车龙最短的行车线甚至占领头位，如果占了头位，绿灯亮时我总能够第一个启动冲在前面，旁边行车线上即使是性能优越的车子也一定至少比我慢一个车位，因为我懂得看左右两旁路口上的交通灯,正前方交通灯与两旁的交通灯有时间差，当两旁交通灯转红的同时，只要立即在心里默数一、二、三然后踩油门，保证和前方红灯转绿的时间不差分毫！
这“娴熟”也指我对整个悉尼范围的公路了如指掌，我不但基本上不需要GPS导航，更清楚哪里有捷径，哪条路的交通灯较少，哪条路不容易塞车。
因此，每次需要用车的任务，我总是完成得比公司里其他西人快。
当不是我驾驶时，我坐在副驾座上，看着旁边的西人司机（他们都是和我一样受过专门培训的司机），老老实实地跟在车龙里，老老实实地见到黄灯就减速停车，老老实实地跟着GPS在严重塞车的马路上走走停停，六十公里时速区开五十五，七十公里时速区开六十五，我就会在心里不住的叹气：这些西方人，真蠢！
西方人的蠢，“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超市里的西人收银员，如果离开了电子计算器，常常连两位数甚至个位数的加减也算不出来。
由于蠢，也就显得懒和无效率。例如修一条工程不大的马路，往往要几周的时间，常常只见一个工人在那里干活，旁边站着四五个工人慢条斯理地协助，马路两头还各有一个工人用指示牌指挥着交通。而这种规模的工程，在中国通常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去悉尼西部蓝山风景区的公路，从山脚到著名的三姐妹风景区也就六十公里左右，但扩宽公路的全部工程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完成（说“勉强”是因为最近又有一段公路开始扩宽了）。
我一个朋友去德国旅游，回来后和我说了件事：某天他们一群朋友要过马路，人行道上亮的是红灯，但当时马路两边都没有行走的车辆，他们一群华人就过去了，过马路之后走了一段距离，我朋友回头看看，见红灯还亮着，人行道两边要过马路的德国人还在那里傻傻地等着。我朋友说：这些西方人，真蠢！
是啊！我深有同感。
但我朋友随后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说来奇怪，我所接触的西方人，大都显得蠢蠢傻傻的，做事认着死理一板一眼不晓得变通。从比例来看，我们中国人普遍比西方人显得精明能干，可为什么我们总是处处被西方人压着呢？
是呀！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正在由我们认为愚蠢的西方人主导着，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愚蠢”是什么？
从字面常识上的理解，某人明白某事物，会计算某条数学题，而我就是不明白，就是不会，那我就比那个某人蠢。
但我认为，“愚蠢”的本质，是思维自由度的反映：思维自由度高的人，相对于思维自由度低的人“聪明”。个中理由，可以写长长的一篇论文，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笔者的《逻辑后缀学》。
其次，为什么说：西方人“蠢”？
《逻辑后缀学》认为：
西方人侧重理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守是前提，用是为了守；
中国人侧重意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用是前提，守是为了用。
从集合论的角度理解：
“守”的，是一种状态，状态表现为交集。交集具有确定性；
“用”的，是一种关系，关系表现为并集。并集具有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也可叫做灵活性，灵活性的自由度高于确定性的自由度。
即：并集的自由度高于交集的自由度。并且：“并”得越多，自由度越高；“交”得越多，自由度越低。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确定性交集为思维模式的西方人，确实“比较蠢”。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愚蠢”的西方人，为什么能够主导世界？
以守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在”的态度（是其所是）——人为规则服务的态度；
以用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规则为人服务的态度。
——西方人里面，当然也有非常聪明的。但由于确定性交集为思维模式在西方具有普遍性，因此从整个西方人口结构上看，西方的聪明人与“蠢人”之间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即聪明人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人都“相当的蠢”。
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开始了“改革开放”，经过五六百年的经营，金字塔顶端的西方精英们，建立了一套套颇为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
但是，这里的“行之有效”，必须以一个“基本面”为前提，那就是必需有“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里的“群众”，必须是“不太动脑子”的，甚至是“不必动脑子”的人。即必须有大量的，不动脑子的人遵守精英们建立的规则，也就是为规则服务，为规则提供“动力”，这些规则才能“玩得转”。
因此，属于规则既得利益者的精英们，无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恨之入骨。
并且，“群众基础”越广大，规则玩得越顺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不断地通过领土（殖民）、金融、科技、战争、意识形态话语权等等对外扩张其“群众基础”基本面的原因。
因此，当中国这个有着十多亿人口基本面的大国，不想再跟随西方规则“玩”时，西方自然是坐立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