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末，哥伦布为了找人出钱，走了不少弯路。
他的计划听起来很诱人：向西航行，寻找通往亚洲的海路。倘若成功，香料、黄金和贸易机会，可能给赞助者带来丰厚回报。可麻烦也很明显。没人能保证船队到得了目的地，连路程究竟有多远，都存在严重争议。葡萄牙没有采纳他的计划；在西班牙，他又经历多年的交涉与等待，直到一四九二年才得到王室支持。
后来的人当然知道，哥伦布的航行改变了世界。但当时的王室顾问没有机会提前翻阅历史教科书。他们看到的是一场可能血本无归的冒险。至于此后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奴役和疾病，更不会写在那份令人心动的收益预期里。
大约一个半世纪后，荷兰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一些人热衷于买卖郁金香球茎。花还没有开，球茎有时还埋在地下，未来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已经可以成为今天的交易对象。买主未必那么喜欢养花，他只是相信，以后还会有人出更高的价。
这两件事不能直接拿来比较谁更有投资眼光。哥伦布向君主争取远洋探险的支持，郁金香买卖则发生在一个范围有限的投机市场。后世把郁金香狂热说成整个荷兰全民发疯，也夸张得厉害。十五世纪的欧洲人不是不懂扩张，十七世纪的荷兰人更没有突然全体变成赌徒。
可把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仍然会冒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段历史中，人们究竟发展出了怎样的本领，能够把尚未实现的未来，越来越多地变成今天可以估价、买卖和筹集资金的东西？
这个问题，又牵出一场更大的争论。
有人说，所谓现代化改变了人类扩张的方式，其实没什么新鲜。人性从来如此。古代君王希望疆土更大，商人希望生意更好，富人希望财富更多。只是古人没有飞机、铁路和互联网，想做大也做不大。若给古罗马商人一套今天的运输和银行系统，他们照样可能把货物卖遍世界。
这话有道理。古代确实不缺雄心，长途贸易、信用往来和庞大帝国，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把古人说成个个知足常乐，既不符合历史，也解释不了后来发生的变化。
不过，一个人想扩大自己的生意，与一个社会越来越认为生意本来就应该扩大，并不是一回事。
原先，人们可能需要说明，为什么还要开第二家店。后来，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公司如果宣布不再扩大规模，反倒可能遭到追问：增长空间在哪里？竞争对手都在发展，为什么你不发展？
而且，不仅要发展，还得抓紧。别人先走一步，似乎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落后。
这才是我所说的“摩登突变”。它不是古代人的贪心突然增加了几百倍，而是持续增长逐渐成为一种默认的行动理由。能够做得更大，越来越容易被理解为应该做得更大。原来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扩张；后来需要说明的，可能变成为什么不扩张。
这里的“突变”，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全欧洲人都换了观念。几十年、几百年的变化，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当然漫长；但与此前更长的历史相比，确实可能形成一个显著转折。它的关键不只是速度加快、规模增加，而是经营、投资、技术和社会评价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要看清这种变化，还得回到郁金香盛行的荷兰。
郁金香球茎毕竟只是商品，即使有人愿意为将来的价格下注，也不能由此创造多少新的财富。买主出高价，是因为相信后来还有人肯出更高的价。等到后来没人接手，原先那些令人兴奋的价格便可能迅速落空。
但当时的荷兰已经发展出了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商业组织方式。
一六零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通过发行股份筹集资本，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股份，而不必亲自登船，跟着商船漂洋过海。未来贸易可能带来的收益，可以影响今天人们愿意付出多少钱；今天筹集起来的钱，又能支持原本难以完成的远洋贸易。
人类早就懂得借贷、合伙和经营远方的买卖，这些都不是荷兰人的独家发明。但可转让股份、信用安排与交易市场结合以后，越来越多人可以把资金投入周期漫长、规模巨大、结果尚未确定的事业。
当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拥有特许垄断权和武装力量，它的经营离不开当时的殖民扩张。这样的商业成功，并不意味着它所做的一切都值得称赞。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组织能力：未来尚未取得的收益，能够提前影响今天的投资；而今天的投资，又可能把原来只是预期的未来变成现实。
这与单纯猜测郁金香明年能卖多少钱，已经不是同一回事。
不过，有钱愿意投资，还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工业革命。一个社会即使能够筹集巨额资本，也未必就能制造出高效率的机器，更不能保证所有技术发明都会获得广泛应用。
牛顿能够发现运动定律，不等于世界上就会自动出现火车。瓦特能够改进蒸汽机，也不意味着遍布全国的铁路会随之自行建成。
瓦特本人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他在一七六九年取得改良蒸汽机的专利，但发明要变成可以广泛使用的机器，还需要资金、制造能力、经营组织和市场。直到一七七五年，他与企业家马修·博尔顿建立合作，蒸汽机的商业开发才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商业不仅负责把已经发明的机器卖出去。博尔顿对工厂动力需求的判断，也影响了瓦特进一步改进机器的方向。
换句话说，技术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商业需求也能够推动技术继续发展。
但当时最重要的，还不是这套关系在理论上有多么高明，而是它真的能够取得成功。
蒸汽机提高生产能力，工厂生产更多商品，商品需要运往更大的市场。市场扩大以后，又产生了新的生产需求和投资机会。
这套不断相互促进的关系，到了十九世纪的铁路建设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铁路是一项很奇怪的投资。
修铁路，首先要花一大笔钱。购买土地，铺设铁轨，修筑桥梁，建造车站，制造机车，还要雇用大批工人。
可在铁路建成以前，乘客还没有买过一张车票，货主也没有支付过一笔运费。
投资者拿什么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收回成本？
只能根据未来可能出现的运输需求作出判断。
如果预计某条铁路将会连接重要的工厂、矿区和城市，投资者便可能愿意提前投入资金。铁路尚未建成，它未来可能创造的收益，已经能够影响今天的投资决定。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了著名的铁路投资热潮。
大量铁路公司争相筹资，许多线路还停留在规划阶段，股份就已经成为交易对象。有人认真估计未来的客货运输需求，也有人只是希望股价继续上涨。
后来，投机热潮破裂，不少投资者遭受损失，一些铁路计划没有实现。
但铁路与郁金香毕竟不同。
郁金香价格暴跌以后，那颗球茎仍然只是一颗球茎。铁路投资即使造成了严重的投机损失，其中许多线路却真的建成了。
火车开始运送煤炭、原料、商品和旅客。
工厂能够从更远的地方获得原料，也能够把商品运到更远的市场。
铁路改变了运输条件，而运输条件的改善，又改变了工业生产的可能性。
于是，原本需要交通运输的工厂，反过来创造了更多交通运输的需求。
铁路修得越多，新的工厂和商业机会就可能越多。工厂越多，对铁路的需求也可能越大。
商业投资、技术改进、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开始越来越紧密地互相促进。
而且，这不只是商人账本上的数字游戏。
火车真的跑起来了，商品真的多起来了，许多过去昂贵的东西真的变得便宜了。
人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抵达更远的地方，也能够完成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工程。
站在当时那些亲眼看见铁路取得成功的人身边，很难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兴奋。
他们会问什么？
大概不是，这种技术与商业相互强化的关系，究竟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他们更可能问：怎样让火车跑得更快？怎样修建更多铁路？怎样降低运输成本？怎样扩大工厂生产？怎样使资本更容易投入新的事业？
这些问题不但合理，而且很有成效。
今天的人很容易看到工业化后来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社会代价，于是反过来想象，当时的人似乎应该早点意识到，必须为扩张设置界限。
可这是拿后来的经验，要求前人提前知道答案。
一个刚刚看到铁路大幅改善交通的人，为什么要首先怀疑铁路？
一个发现机械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的企业家，为什么不继续改进机器？
一个看到工业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为什么不愿意吸引更多工厂？
这些选择并不一定来自特殊的贪欲，也不需要有人先提出一套关于无限增长的宏大理论。
它们首先来自成功。
如果某种办法反复解决问题，人们自然愿意继续使用它。
如果改进技术能够提高效率，那么下一次遇到困难，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进一步改进技术。
如果扩大生产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那么下一次发现市场机会，人们便更容易选择扩大生产。
一次成功为下一次成功提供理由。新的成功又创造出此前并不存在的需求。
原本，人们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采取某种办法。
后来，这些办法相互配合，不断取得成效，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经营习惯。
再后来，这种习惯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常识。
这才是摩登突变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未必是人们先相信必须永远增长，才建立了能够持续增长的社会；更可能是不断取得的真实成功，使人们越来越相信，持续增长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
而工业革命的成功，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
它不仅改变了那些率先工业化的社会，还改变了其他社会面对的世界。
一个国家可以不赞同英国的经营方式，也未必接受欧洲某些宗教或文化观念。但如果别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工厂、铁路、蒸汽船和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它就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不工业化，也许可以保留原来的某些生活方式。
但不工业化，也可能意味着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于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追求工业化。
未必因为他们相信某种特殊的欧洲文化天然优越，而是因为工业化已经展现了巨大的现实力量。
这就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工业化并不是所有文明沿着同一条发展道路，必然会走到的某个阶段。它的出现涉及许多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中不少条件原本完全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
但当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其他国家便不得不面对它所造成的新局面。
一种原本并非历史必然的道路，因为取得了成功，逐渐使其他道路越来越难以维持。
它没有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世界的共同选择，却可能在成功以后，使自己越来越像唯一现实的选择。
而且，这种竞争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紧迫感。
原来，扩大事业也许是为了获得更多财富。
后来，继续扩大事业，却可能是为了不失去已经拥有的财富。
原来，一个国家发展工业，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
后来，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工业，于是即使并不想争夺什么，也可能担心自己落后。
竞争者不会停下来等待。
所以不能慢。
所以必须抓紧。
所以某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等发展起来以后再解决。
到了这个时候，扩张就不仅是一种个人野心了。
即使一个经营者已经对自己的收入相当满意，也可能因为竞争对手不断改进技术，而不得不继续投资。
即使一家企业并不打算征服世界，也可能因为需要维持市场份额，而不断寻找新的顾客。
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不错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因为担心国际竞争，而继续提高工业和技术能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而这些不同的理由，可能把整个社会推向同一个方向。
更有意思的是，谁也不一定真正希望永远扩张。
企业经营者想保住生意，员工想保住工作，投资者想获得回报，消费者希望商品便宜，政府需要维持就业和财政收入。
这些要求各有各的道理。
但它们彼此联系以后，却可能形成一种不再由任何单个人决定的增长压力。
原本是为了获得更多而发展。
后来，却可能为了维持已有的生活，而必须继续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作“动态稳定”。
意思是，某些现代社会制度必须通过不断增长、创新和加速，才能维持原来的运行状态。
这听起来几乎有些荒唐。
不是为了改变现状才需要发展吗？
怎么后来连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发展了？
可仔细想想，又并不奇怪。
如果一家企业的成本、竞争环境和投资安排都在不断变化，维持去年的经营方式，未必还能维持去年的经营成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就业和经济活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持续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突然停滞，就可能影响许多原本正常运转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所有国家、所有制度都同样依赖增长。
但这种现象已经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持续扩张不能简单归结为人性的贪婪。
因为即使不那么贪婪，也可能仍然需要继续增长。
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公共表达。
经济增长开始成为许多国家主动追求、统计和比较的重要目标。
过去，一个国家当然也希望国库充实、农业丰收、商业繁荣。
但现代经济统计使增长越来越容易被表达成一个数字。
今年增长了多少？
比去年快了还是慢了？
与其他国家相比，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这些数字很有用。政府需要了解经济运行状况，也需要判断就业、财政和公共服务能否得到保障。
可是，当增长越来越容易衡量，它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独立的成绩。
经济发展原本是为了改善生活。
后来，增长率本身，却越来越能够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正在进步。
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人们便会追问为什么放缓。
如果增长速度超过别国，便可以宣布取得了某种成功。
至于增长的成果究竟怎样分配，普通人的生活是否更加安稳，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反而未必总能获得同样充分的关注。
而这样的变化并不局限于国家。
企业需要证明自己有增长潜力。
城市希望吸引更多投资。
学校追求越来越好的排名。
个人也可能越来越习惯用收入、职位和各种成绩的持续提高，判断自己是否成功。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生活，但这种评价方式确实越来越常见。
原来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还要争取更多。
后来，需要说明的却可能变成，为什么不继续争取更多。
甚至已经拥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条件，也未必能够免除继续进步的责任。
因为别人还在前进。
别人还在发展。
别人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这时候，摩登突变所改变的，已经不只是商业经营方式。
它还可能改变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理解。
未来越来越不只是一个尚未到来的时间，而成为必须继续增长、不断创造新成绩的地方。
人们可以为了未来的收益提前投资。
已经作出的投资，又需要未来取得相应的收益。
如果未来的收益依赖进一步扩大经营，那么，今天就需要继续投资。
如此反复。
原来，是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使人们愿意今天投入资金。
后来，已经投入的资金和作出的承诺，也可能反过来要求人们继续扩大事业，以便兑现对于未来的期待。
未来开始成为今天的理由。
今天又不断向未来提出新的要求。
而且，越是成功的事业，越可能吸引更多资金、更多竞争者和更高的期待。
持续增长便越来越容易成为自身的理由。
我觉得，这才是现代化与古代扩张之间真正值得注意的区别。
古代的野心家可以希望征服世界。
但一个野心家想征服世界，与一套制度不需要任何人拥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也能持续推动扩张，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还可能使人们越来越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而且并不自觉。
一开始，企业扩大生产，是为了满足顾客需要。
后来，企业继续扩大生产，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身仍然具有增长潜力。
一开始，技术进步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后来，技术领先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必须保持的地位。
一开始，国家发展经济，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
后来，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能成为需要不断提高的成绩。
当然，这不是说人们真的忘记了最初的目的。
企业仍然会说自己为了服务顾客，国家仍然会说发展为了改善民生，技术公司也仍然会说创新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些说法未必虚假。
问题是，当增长、效率和竞争越来越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条件，原本应该决定手段如何使用的目的，也可能反过来被这些手段重新安排。
例如，生产效率提高了。
按照最初的想法，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同样数量的商品。
那么，节省出来的时间，能不能用来休息、陪伴家人，或者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可以。
但企业也可能想到，既然效率提高了，为什么不扩大生产，争取更多市场？
竞争对手可能正是这样做的。
于是，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又被投入下一轮扩大经营。
这一轮扩大经营取得了成功，便又产生了进一步提高效率的要求。
人们确实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但原本有望使生活更加从容的工具，也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忙碌。
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某个老板特别坏。
而可能是竞争、投资和经营目标已经形成了一套相互推动的关系。
更麻烦的是，这种关系往往能不断找到继续扩张的现实理由。
工业污染严重了，可以依靠更先进的环保技术治理。
资源利用效率不够高，可以开发新的技术。
经济增长遇到困难，可以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些办法并不荒唐，有些还非常有效。现代社会过去确实依靠技术和经济发展，解决过许多难题。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容易相信，未来仍然能够解决今天留下的问题。
但过去成功解决过一些问题，不等于未来必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而且，即使未来确实找到了解决办法，也未必能够恢复今天已经失去的东西。
某些生态环境受到不可逆的破坏，不会因为下一代技术更加先进，就自动恢复原样。
某些地方知识和生活技能失传以后，也未必能够轻易找回来。
一个社区原有的关系被打散，拥有更多财富，并不一定能够重新建立同样的生活。
一个人为了工作、竞争和追赶而耗去的岁月，更不可能在未来补发。
这里所说的代价，当然不只是钱。
许多损失并不能完整地计算成一个数字。
但无法完整计量，并不等于不存在。
而且，一种经营方式或者技术越是成功，围绕它形成的组织、标准和基础设施，往往就越庞大。
人们享受它提供的便利，也越来越依赖它。
例如今天的大型数字平台。
平台可以帮助消费者找到商品，也可以使许多商家接触过去无法接触的顾客。
这是规模化带来的真实好处。
但如果越来越多商家只能依靠某个平台获得顾客，那么，平台就可能逐渐掌握决定商家是否容易被看见、怎样交易，以及必须遵守什么规则的能力。
一个商家并没有被禁止经营，却可能因为无法进入重要的交易渠道，而越来越难以获得顾客。
这时候，问题已经不只是企业大不大。
而是一个原本帮助人们完成交易的工具，是否逐渐变成别人无法绕开的规则制定者。
规模化当然不等于垄断，大企业也不等于坏企业。
没有足够的规模，许多现代技术和公共服务甚至无法普及。
但一项事业曾经取得成功，不意味着它此后所有的扩张都必然合理。
一种制度曾经极其有效，也不意味着它永远不需要修改。
而当其他人越来越依赖它，改变和退出的成本就可能不断提高。
于是，成功本身也可能成为纠错的障碍。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现代化以后，才越来越容易注意到的问题。
回到十九世纪的铁路建设现场，人们恐怕仍然更加关心，怎样把铁路修得更多、更快、更有效率。
因为铁路确实解决了问题。
他们没有必要先相信什么无限增长的哲学，也不需要等待某种最终胜利降临。
眼前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已经足以使他们相信，继续发展是值得的。
这才是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历史变化。
人类并不是突然拥有了更大的野心。
也不是第一次发现，扩大事业能够创造财富。
而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商业、技术、投资和社会竞争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相互促进关系。
它们不断取得真实成功，又使持续增长逐渐成为社会习以为常的行动理由。
最初，扩大规模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
后来，规模增长本身越来越能够证明成功。
再后来，在某些领域，持续增长甚至成了维持既有成果的条件。
这三个变化，并不是所有社会都按同一顺序经历过的阶段。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已经能够看出一种不同于古代单纯扩大财富或疆土的社会运行方式。
它改变了人们怎样组织投资，怎样使用技术，怎样理解未来，也改变了社会对于什么事情值得优先去做的判断。
原来，人们因为发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寻找更强大的工具。
后来，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工具，也越来越习惯于寻找能够让这些工具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新目标。
能不能更快？
能不能更多？
能不能扩大市场？
能不能继续领先？
这些问题并非不合理。
只是当它们越来越自然地成为优先问题，另一些问题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得到认真讨论。
究竟为什么非要扩大？
继续扩大以后，谁真正获得好处？
谁承担代价？
如果已经足够，是否可以把提高效率带来的收益，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继续增加产量？
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原来成功的办法是否也应该改变？
这些问题并不反对现代化。
恰恰相反，只有在承认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后，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现代化的特殊困境，不是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是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越来越容易相信，继续强化这套能力，就是应对未来最自然、最可靠的办法。
我所说的摩登突变，不是从前没有扩张，后来突然出现扩张。
也不是古代人只会小打小闹，现代人终于能够大干一场。
它是持续增长从一种有效的手段，逐渐变成广泛认可的目标，并且在某些领域进一步成为维持现状的压力。
这种转变可能经过几百年，不同社会也未必以相同方式完成。它并不是人类发展注定要抵达的最后一级台阶。
但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功，确实使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得不面对它创造的新条件。
于是，一种原本并非必然出现的道路，因为成功而逐渐取得了近乎必然的地位。
甚至连不断扩张这件事，也越来越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人们只会问，怎样让它更快、更好、更有效率。
这大概才是摩登突变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不只是改变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逐渐改变了人们认为什么才算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
至于这场突变究竟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某些地区，宗教传统、灾难冲击、商业金融、国家竞争以及能源条件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另外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即使暂时不追溯它的历史起源，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摩登化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规模扩大。
它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成功、未来和发展的理解。
而且，这种变化最深刻的地方，恰恰不是有人公开宣布，增长已经成为人类的最终目的。
而是许多人可能根本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却已经生活在一套不断要求增长的运行方式之中。
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真实财富，也使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的成功不是幻觉。
但成功过，不意味着以后永远应该继续按照同一种方式扩大成功。
如果一种文明已经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它是否成熟，也许不应该只看它还能走得多快、多远。
还应该看它有没有能力重新判断，究竟哪些地方值得继续前进，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方向，以及哪些事情其实已经不必再扩大了。
世界不需要赢到最后。
第二天，还要继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