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去二十五年，人类创造的财富，已经超过此前整个人类历史所创造财富的总和。
这个说法究竟准不准确，得先弄清楚财富是怎样计算的。每年的经济产出、已经积累的财富，以及股票和房地产的市场估值，并不是一回事。
不过，有一件事确实很难否认。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爆炸式增长。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此前几千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后来竟然发生了？
是因为人类突然变聪明了吗？是科学技术终于发展到某个程度，使经济增长自然加速？还是某些宗教、文化和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生产和经营？
我近来正在读金观涛先生的一些著作。虽然还没有全部看完，却已经受到不少启发。
不过，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一种相当流行的历史观。
那就是把现代化理解成人类文明沿着一条道路，不断向前进步的必然结果。
原始社会、农业文明、商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一步接着一步，仿佛人类从一开始就在攀登同一架梯子。
走得快的国家先上去，走得慢的国家后上去。至于没有走上去的文明，就被认为是落后了。
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把已经发生的历史，当成了必然发生的历史。
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便反过来认为，人类文明原本就是为了抵达现代社会。
可我并不这样认为。
在我看来，现代化更像是一场历史突变。
而且，我所说的突变，首先并不是财富突然暴涨，也不是某项技术突然使生产能力提高了多少倍。
我指的是一种更加不容易被人察觉，却可能更加深刻的变化。
在大约一百年，或者至多两百年的历史尺度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尽可能多的人，是一件几乎不需要解释的事情。
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太习惯了。
假如有人开了一家公司，生产一种新产品，我们很自然就会问：
市场有多大？
有多少潜在消费者？
能不能推广到全国？
能不能进入国际市场？
为什么不争取更多用户？
这些问题听起来再正常不过。
反而是一个经营者说，我不想扩大市场，不想增加顾客，也不准备把企业做大，我们才可能觉得奇怪。
为什么？
难道不想赚钱吗？
难道没有事业心吗？
难道不想成功吗？
可是，谁规定经营事业就一定要不断扩大？
谁规定生产某种商品，就应该努力卖给每一个可能购买它的人？
一个工匠有自己的作坊，有固定的顾客，有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当然，古代也有雄心勃勃的商人，也有远距离贸易，甚至有人经营跨越广大地区的商业网络。
我并不是说古人没有扩大生意的愿望。
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
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不断扩大市场的愿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野心？
而到了近代，为什么它逐渐变成了普通经营者也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甚至不自觉地服从的常识？
原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扩大生意。
后来越来越需要解释的，却是为什么不扩大生意。
我觉得，这种社会常识的转换，可能比陌生人之间如何组成组织、怎样进行数目字管理，更能体现所谓摩登化的特殊性。
因为古代同样存在庞大的陌生人组织，也存在复杂的账簿、税收和数量管理。
而不断把陌生人想象成潜在消费者，把市场看作原则上可以持续扩大的空间，却可能意味着人们理解生产和经营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生产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
经营者还可以主动寻找尚未出现的顾客，开发尚未开发的市场，甚至设法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于是，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也可能被想象成自己将来的顾客。
一个尚未产生的需求，也可能成为今天投资的理由。
而当这种想法越来越普遍时，整个世界就可能逐渐变成一个尚待开发的市场。
我认为，这才是现代化特别值得研究的突变。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的起点或许不应该首先放在英国工业革命，而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欧洲商业社会，尤其是十七世纪的荷兰。
但在谈荷兰之前，我还想先往前追溯几百年。
因为这种观念为什么会出现，恐怕不是单靠商业史就能解释的。
例如，假如十四世纪的欧洲没有发生黑死病，后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文艺复兴会不会仍然发生？
宗教改革会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后来还会不会有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
如果没有那些宗教与文化变化，荷兰等地的商业，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展？
法国还会不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大革命？
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通过实验得到最终答案。
但我觉得，至少值得认真想一想。
因为它们提醒我们，所谓现代化未必只是人们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结果。
有些改变历史的大事，恰恰不是生产发展，而是生产遭到破坏，人口大量死亡，原有的生活秩序突然崩溃。
黑死病就是这样一场灾难。
十四世纪中叶，瘟疫席卷欧洲。
它没有带来新的机器，没有创造新的生产技术，更没有使人们突然拥有更多商品。
恰恰相反，它夺走了大量生命。
村庄荒废，家庭破碎，许多原本稳定的社会关系受到冲击。
人口大量减少以后，幸存者所面对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土地还在那里，许多劳动者却已经死去。
某些地区原本必须接受领主安排的农民，开始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
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动义务、社会等级和土地关系，不再那么容易维持。
当然，欧洲各地的结果并不相同。有些地区的农民获得了更多自由，另一些地区的贵族却试图加强控制。
这反而值得注意。
如果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决定社会制度，为什么相似的人口灾难，会带来如此不同的结果？
我更感兴趣的，还不是劳动关系的变化。
而是黑死病对人们生死观念的冲击。
一个人原本可能相信，只要按照祖先留下来的规矩生活，服从教会，遵守社会秩序，自己的生活便有某种可靠的安排。
可是，瘟疫来了。
神父会死，贵族会死，商人会死，农民也会死。
那些向人们解释死亡、宣讲救赎的人，自己也未必能够逃脱死亡。
这会不会使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活着？
我估计，至少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种是更加重视这一生。
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不趁活着的时候，好好欣赏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追求美、艺术、知识、爱情，以及个人的成就？
另一种却可能恰恰相反。
正因为死亡如此可怕，才更需要信仰，更需要救赎，更需要确认自己死后究竟会怎样。
原本不那么虔诚的人，可能因此更加虔诚。
原本不太在意教会的人，也可能更加迫切地寻求宗教上的安慰。
而且，这两种反应甚至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完全可能既害怕死亡，又贪恋现世。
既希望获得永恒的救赎，又舍不得眼前的生活。
我觉得，后来欧洲某些相互矛盾的文化倾向，也许值得从这里重新考察。
当然，文艺复兴并不是黑死病以后突然出现的。早在瘟疫到来以前，意大利就已经有人文主义的先驱，城市商业和古典文化研究也早已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黑死病，后来那场文艺复兴，未必会呈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面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死病以后，一些人对财富、遗产、艺术赞助以及死后名声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
人终究会死。
可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财产、建筑、艺术品和家族安排，尝试让自己在死后继续留下一点什么。
这究竟是人们对死亡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还是财富的用途发生了变化？
或者，两者本来就在相互影响？
我觉得，很难简单分开。
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
教会又怎样面对这场变化？
基督教传统原本强调，人不应该过分贪恋现世的财富与享受。
可是，教廷上层长期以来却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而且，教廷的财政化与奢华生活，并不是黑死病以后才出现的。
早在十四世纪初，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以后，就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行政和财政体系。
教皇需要维持宫廷、官僚机构、政治活动，以及各种庞大的开支。
也就是说，黑死病没有创造教廷追求财富的问题。
但我怀疑，这场灾难可能使原来已经存在的矛盾，获得了新的历史意义。
当普通信徒越来越恐惧死亡、越来越需要救赎时，掌握宗教权威的教廷上层，却仍然需要财富，甚至可以继续过着世俗贵族般的生活。
这会不会使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罗马教廷逐渐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赞助者。
宏伟的教堂、华丽的宫殿、精美的雕塑和绘画，不断彰显教廷的权力与荣耀。
宗教领袖开始越来越像世俗王侯。
当然，文艺复兴并不只是追求享乐。
那些重新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主义者，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思想成果。而且，有些人文主义者本身就强烈批评教廷腐败。
但在某些教廷权贵那里，文艺复兴的文化荣耀，确实可以成为展示财富、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漂亮外衣。
原本应该以救赎灵魂为重，现在却可以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足以流传后世的纪念。
而且，越是宏伟壮丽的工程，越容易被解释成荣耀上帝。
这种矛盾，后来确实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背景。
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开始批判赎罪券交易。
这里涉及的并不只是神学争论。
还有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
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需要大量资金。
一些德意志地区的教会权贵也背负债务。
而赎罪券相关收入，恰恰被纳入了教廷工程、教职安排和金融债务之间的复杂关系。
普通信徒为什么愿意交钱？
因为他们关心罪、惩罚和救赎，希望自己和亲人在死后得到安慰。
可是，这些钱又流向哪里？
流向教会财政，流向建筑工程，也可能流向银行家的账本。
信徒追求的是灵魂得救。
宗教机构需要的却是可以用于世俗事务的金钱。
这种现实比抽象的神学争论，更容易使人理解宗教改革为什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当然，宗教改革还有神学、政治、印刷传播以及教会内部长期存在的改革运动等复杂背景。
我并不认为黑死病直接制造了宗教改革。
但我怀疑，如果没有黑死病反复造成的死亡恐惧及其社会影响，后来的宗教改革未必会以实际发生的方式展开。
而更有意思的是，这场原本为了重新纯化信仰的宗教运动，后来却可能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
这就不能不谈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强调预定论。
简单说，上帝既然全知全能，一个人最终能不能获得救赎，当然早已在上帝的安排之中。
你这一生做了多少好事、赚了多少钱，并不能因此改变上帝的决定。
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被选中的人？
从严格的神学意义上说，发财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已经得救。
可人毕竟会焦虑。
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解释，某些加尔文主义者及其后来的清教徒，逐渐把勤勉工作、履行天职、严格自律，以及事业上的成就，看作确认自身信仰状态的重要途径。
这里便发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变化。
原本追求的是超越现世的救赎，结果却在现世拼命工作。
原本强调禁欲，结果却有利于资本积累。
赚了钱，还不能只顾着享受。
因为奢侈和放纵可能违背宗教要求。
那么怎么办？
继续经营，继续投资，继续工作。
而且，重要的不只是最后赚到多少钱。
工作本身、事业本身、勤勉本身，都可能具有一种神圣意义。
这与单纯为了改善生活而工作，显然不是同一种精神。
普通人赚钱，往往是为了生活得好一点。
赚够了，至少还想休息一会儿。
可是，如果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事业成功本身就是某种精神上的证明，那么成功以后，反而未必愿意停下来。
我甚至怀疑，这种宗教伦理经过后来的变化，还可能帮助某些成功者形成一种特殊的优越感。
他们不只是觉得自己富有。
还可能觉得，自己之所以富有，是因为自己更加勤勉、自律、节制，因而更加值得成功。
既然如此，穷人是不是因为不够勤勉？
失败者是不是因为不够自律？
再往前走一步，成功者似乎便有了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
当然，这不是加尔文的正式教义，更不能说所有新教徒都这样想。
但我觉得，这种从宗教自律转向成功崇拜的可能性，值得认真考察。
尤其是到了后来，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上帝，却仍然相信自己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优越。
不过，加尔文宗对现代资本主义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仍然需要研究。
因为商业、金融和资本积累，早在加尔文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
荷兰的商业化发展，也不是宗教改革以后才从无到有的。
更不能说荷兰人因为相信预定论，才发明了股票交易。
我倾向于认为，某些新教伦理可能为经营事业和积累财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
但现代资本主义后来形成的扩张机制，不能简单归结为这种精神动力。
这里就要回到荷兰。
十七世纪的荷兰，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商业、金融、航运和资本市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活动开始越来越广泛地面向陌生顾客。
例如荷兰的绘画市场。
以前，欧洲许多画家主要接受教会、王室或贵族的委托。
有人要求画什么，画家便按照要求创作。
但在十七世纪的荷兰，许多画家已经开始为尚不知道是谁的买主作画。
一幅画完成的时候，画家甚至不知道它最终会挂在哪一家的墙上。
画商则可以收购画作，再卖给素不相识的顾客。
画家还可能考虑什么题材比较受欢迎，什么尺寸比较容易销售，什么价格能够吸引更多人购买。
这看起来很普通。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太习惯了。
但对于人类漫长的经济史而言，我觉得相当值得注意。
它意味着生产者越来越可以把尚未认识的顾客，当作自己经营活动的对象。
市场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范围，而是可以继续向外扩展。
今天卖给一百个人，明天为什么不能卖给一千个人？
能够卖到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能卖到整个国家？
既然能够卖到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卖到全世界？
当然，古代商人也早就有这样的愿望。
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谁第一个想到这件事。
而是这种想法究竟怎样变得越来越普通。
我估计，某种深刻的变化，可能就在一百年到两百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发生。
在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中，扩大市场开始成为一种不需要特别辩护的正常选择。
经营者不必先解释，为什么希望把产品卖给更多人。
反而是那些不想增加顾客、不想扩大市场的人，可能需要解释自己的选择。
而这才是我所说的摩登化突变。
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有些商人想把生意做大，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有什么值得惊讶。
这种变化，后来还获得了另一种强大的制度支持。
那就是现代资本市场。
一六零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它的重要性不只是组织了庞大的远洋贸易，还在于发行了可以转让的股份。
投资者不必亲自乘船，也不必亲自经营海外贸易，就可以通过购买股份分享公司的未来收益。
而且，他可以把股份卖给另一个人。
买主为什么愿意购买？
因为他相信这家公司以后还会赚钱。
于是，一家公司尚未实现的未来收益，就可以在今天被人们估价、交易。
船还没有回来，货物还没有卖掉，生意还没有结束，人们却已经可以围绕它将来能赚多少钱进行买卖。
甚至可以围绕未来价格的涨跌，形成更加复杂的交易。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拥有汇票、借贷或远期交易的社会。
但它将可转让的公司股份、活跃的二级市场以及信用交易结合起来，使这种围绕未来预期的资本交易，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就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
人们不只是根据今天已经拥有的财富，决定今天怎样经营。
还可以根据自己相信未来将会创造的财富，决定今天应该投资多少、扩大多少。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工业革命尚未到来。
人类还没有后来那种持续爆炸式增加实物产出的能力，却已经能够把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富，变成今天组织资本的重要依据。
当然，市场估值的增长，并不等于实际财富增加。
一家公司实际拥有的船只和货物，不会因为股票转手十次就自动增加十倍。
但投资者如果相信未来收益会提高，它的股票价格就可能迅速上涨。
而价格上涨，又可能使更多人相信，这家公司确实值得投资。
这就使金融市场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可能。
它可以推动真实投资，也可能在预期脱离现实的时候形成泡沫。
十七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投机，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例子。
为什么有人愿意不断抬高价格，购买一颗原本只是用来种花的球茎？
因为他相信，以后还会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下一个买主未必不知道价格已经很高。
他可能只是相信，自己还能找到再下一个买主。
如此反复。
泡沫经济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相信价格会永远上涨。
只需要足够多的人相信，在自己卖出以前，价格还可能继续上涨。
当然，后世关于荷兰郁金香狂热的许多故事，夸大了当时的实际规模和经济损失。
但这件事仍然说明，金融价格的快速上涨，并不需要等待工业革命。
交易未来预期的制度一旦成熟，就已经能够产生这样的现象。
而后来，工业革命使这套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条件。
煤炭、蒸汽机、机器制造、工厂生产，以及持续的技术改进，使人类能够调动远远超过人力和畜力的能源。
实际生产能力开始出现持续的重大突破。
原本昂贵的商品，可以越来越便宜地制造。
原本需要许多人完成的劳动，可以由机器承担。
原本只供应少数人的商品，可以进入更加广阔的市场。
这里发生的变化，与荷兰资本市场的变化并不相同。
资本市场使人们能够围绕未来收益组织投资。
工业技术则使未来生产能力的大幅增长，越来越有可能真正实现。
两者结合起来，便可能相互推动。
金融市场为生产扩张筹集资金。
生产扩张带来更多收益。
更多收益可以支持下一轮投资。
新的投资又可能推动技术改进和生产扩张。
当然，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荷兰资本市场直接制造出来的。英国有自己的煤炭资源、工资结构、商业网络与技术传统。
荷兰本身也没有首先发生工业革命。
这恰恰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会自动产生工业革命。
但如果将荷兰商业金融制度的成熟，与后来英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突破放在一起，就可以理解现代经济为什么逐渐获得了远远超过古代社会的扩张能力。
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能力，还反过来改变了人们对市场的想象。
既然机器能够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为什么不寻找更多顾客？
既然扩大市场能够带来更多收入，为什么不继续扩大生产？
既然新的技术能够降低成本，为什么不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样一来，生产能力的扩大，与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渐相互推动。
而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一种更加直观的商业形式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
那就是连锁经营。
原来，一个商人开一家店，服务附近的顾客。
后来，他可以在另一个街区开第二家店。
既然第二家店能够成功，为什么不在第三个街区开第三家？
既然可以在一个城市开十家，为什么不能在另一个城市开一百家？
再后来，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开一千家，甚至把同样的店开到全世界？
这与十七世纪荷兰的商业活动并不完全相同。现代连锁零售的大规模发展，主要是十九世纪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
但它使市场扩张的观念，获得了一种非常直观的表现。
店铺可以复制。
经营方法可以复制。
商品、招牌、采购和销售方式，都可以在不同地区重复使用。
甚至经营者本人不必认识每一家店的顾客，也未必需要亲自管理每一家店。
而且，连锁经营确实有很大的实际好处。
集中采购可以降低成本。
统一配送可以提高效率。
成熟的经营方法可以减少重复摸索。
消费者也可能因此买到更加便宜、质量更加稳定的商品。
所以，问题不是连锁经营有什么原罪。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容易把连锁扩张本身，当成经营成功的自然表现？
一家店赚钱了，下一步做什么？
开第二家。
第二家也赚钱了呢？
开第三家。
第三家还赚钱呢？
那就争取开到一百家。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开到一百家，似乎不必再问。
因为前面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可以复制。
既然可以复制，为什么不继续复制？
如果复制以后赚到更多钱，为什么不拿这些钱继续复制？
而且，一旦资本市场也参与进来，事情就可能更加有意思了。
企业可以根据未来准备开设多少店、预计获得多少顾客、未来可能有多大收入，去筹集今天的资金。
投资者也可以根据企业未来扩张的预期，对它进行估值。
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企业现在还没有赚到多少利润，但因为计划将来开设大量新店，市场仍然给予它很高的估值。
企业再利用这种估值和融资能力，继续扩大规模。
这样一来，未来的扩张计划，反过来成为今天融资的理由。
今天取得的资金，又被投入明天的扩张。
如果扩张取得成功，当然可能创造真实的财富。
可是，如果企业主要依赖下一轮融资来维持上一轮扩张，或者把未来尚未实现的收益看得过于乐观，也可能形成危险的泡沫。
于是，我越来越觉得，现代社会某些商业活动的荒诞之处，并不在于经营者不知道怎样经营。
恰恰相反。
他们可能非常清楚怎样融资，怎样选址，怎样管理，怎样降低成本，怎样提高销售额。
他们能够把一套复杂的商业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有人问：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套经营模式复制到那么多地方？
为什么不能在已经足够成功的时候，停下来？
为什么一定要让今年的收入超过去年，明年又超过今年？
为什么必须把更多人变成你的顾客？
这些问题反而可能显得不合时宜。
甚至让人觉得，提问者根本不懂商业。
而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讽刺的地方。
现代人可能越来越懂得怎样把事情做成，却越来越不习惯追问，这件事究竟为什么非做不可。
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操作什么。
而是未必清楚自己最终想要什么。
一家企业可以十分清楚自己的市场份额，却未必认真考虑，扩大市场份额究竟为谁创造了什么价值。
一个经营者可以十分清楚投资回报率，却未必想过，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生活几辈子的财富，为什么仍然必须继续扩张。
一个国家可以十分清楚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却未必同样清楚，增长带来的成果究竟应该怎样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自己今年需要完成什么指标。
却未必有人真正说得清楚，这些指标不断提高，最终究竟为了什么。
当然，不能因此说所有经营者都不关心自己的产品和顾客，也不能否认规模扩大确实可能改善生产与生活。
但当持续扩张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目标时，手段与目的就很容易发生颠倒。
原来，经营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
后来，却可能为了维持经营规模，不断寻找新的需要。
原来，融资是为了支持某项值得投资的事业。
后来，却可能为了维持市场估值，不断提出新的扩张计划。
原来，技术进步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
后来，却可能为了维持技术与商业竞争，要求人们不断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并不是工业革命一开始就注定的结果。
我尤其不愿意把现代化这场历史突变，理解成一套从诞生之初就必然要求无止境增长的机制。
我觉得，后来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功，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更深刻的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蒸汽机和煤炭改变了生产方式。
后来，电力、化学工业、内燃机和大规模制造，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生活。
再后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生产、通信和社会组织获得了新的可能。
如今，人们又开始期待人工智能带来更大的变化。
这些技术突破当然不能简单归为同一种革命。
但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判断。
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后来做到了。
过去成本极高的商品，后来变得便宜了。
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后来真的找到了解决办法。
于是，人们越来越容易相信，未来的技术必然会比今天更加先进。
既然过去那么多困难都被新技术克服了，为什么今天的困难不能交给未来的技术解决？
而且，这种乐观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科学技术确实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正因为成功是真实的，才更容易使人相信，未来还会继续成功。
但问题在于，过去成功过，不等于未来必然成功。
能够解决许多具体问题，也不等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可是，人们一旦习惯于相信未来技术会不断进步，就很容易进一步相信，今天付出的某些代价，最终也会得到补偿。
例如，工业化带来了污染。
有人认为，没有关系，先发展经济，将来有钱了，可以采用更加先进的环保技术。
资源消耗得越来越快。
有人认为，没有关系，未来总会发现新的资源，或者找到更加便宜的替代品。
某项技术造成失业、社会冲突，或者其他难以预料的后果。
有人认为，这些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最终还需要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
于是，发展不仅成为目标，还逐渐成为替自己造成的代价辩护的理由。
现在产生问题，不要紧。
以后发展得更好，自然就能解决。
以后如果又产生新的问题呢？
那就再继续发展。
这种思维最有诱惑力的地方，是它能够不断从过去的成功中，寻找支持未来乐观预期的证据。
可它也可能犯一个相当简单的逻辑错误。
过去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不等于所有未来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
而且，即使未来确实找到了解决办法，也不意味着今天所有的损失都可以得到补偿。
有些损失可以恢复。
有些损失却是不可逆的。
有些代价由今天享受发展成果的人承担。
有些代价，则可能被留给尚未出生的人。
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又愿不愿意承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可我们却可以提前把他们可能拥有的技术能力，拿来证明今天的扩张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里与荷兰资本市场所开启的未来预期交易，存在一种有意思的呼应。
当然，金融市场与技术乐观主义不是同一回事。
金融市场交易的是对未来收益的判断。
技术乐观主义则使人相信，未来能够解决今天的困难。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把尚未发生的未来，提前带进今天的决定。
而且，在金融与商业扩张中，这两种观念还可能相互加强。
既然未来的生产技术会更先进，今天为什么不尽可能多地投资？
既然未来的市场会更大，今天为什么不尽可能快地开设更多店铺？
既然未来的消费者会更多，今天为什么不提前铺好销售网络？
既然未来的利润会增长，今天为什么不能先借用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
当然，适当利用信用和未来收益进行投资，本来就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能力。
并不是所有提前投资都是透支未来，更不是所有快速扩张都注定形成泡沫。
但如果未来增长越来越成为今天扩张的理由，而未来的风险和代价却不断被推迟处理，问题就出现了。
一家企业尚未获得足够利润，却已经准备开设更多店铺。
为了支持新店，又需要获得更多融资。
而融资者之所以愿意提供资金，是因为相信企业将来还会开设更多店铺，获得更多消费者。
于是，扩大规模的计划，反过来成了支持今天估值的理由。
如果未来真的有足够顾客、有足够利润，当然可能成功。
可是，如果扩张的主要理由，只是为了维持下一轮扩张，人们就可能逐渐陷入一种奇怪的循环。
为了明天增长，所以今天必须扩大规模。
今天扩大了规模，为了证明今天的决定正确，明天又必须增长。
而到了明天，人们又会提出后天的增长计划。
如此反复。
到最后，甚至已经不需要有人明确说明，增长究竟为了什么。
因为不增长，就可能使整个计划失去依据。
这时候，我倒觉得，现代人似乎比古人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了。
当然，他们的专业知识可能远远超过古人。
他们懂得计算成本、安排供应链、设计金融工具，甚至能够借助计算机预测各种经营指标。
但他们对于整个过程的目的，未必同样清楚。
一个人可以知道怎样让企业规模扩大十倍，却未必知道为什么扩大十倍以后，自己仍然不能满足。
一个国家可以知道怎样在几十年里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却未必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再把追赶别人当成首要任务。
而整个社会，更可能不断创造新的财富，又不断把已经创造的财富投入下一轮增长。
仿佛增长本身已经足以解释一切。
更有意思的是，现代化一旦取得成功，就不再只是那些最初发生现代化的国家自己的事情。
它改变了其他国家的生存条件。
一个国家拥有了现代工厂、铁路、蒸汽船和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其他国家即使不喜欢这套东西，也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你可以不想工业化。
但别人已经工业化了。
你可以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好，不需要改变。
但你能不能保证，拥有强大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国家，会同意让你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
这时候，现代化的动力便发生了重要变化。
后来的许多国家，不需要接受加尔文宗，也不需要相信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
它们只需要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了。
而落后可能意味着军事失败、经济依赖，甚至丧失政治上的独立。
于是，现代化逐渐变成了一场追赶。
先行者已经有了现代工业，后来者也必须拥有。
先行者已经建立了现代军队，后来者也必须建立。
至于为什么必须追赶，似乎已经不需要多少解释。
因为不追赶，就可能被淘汰。
这种动力与新教伦理已经相距很远。
某些早期经营者可能为了获得救赎的确信而努力工作。
后来，一些国家为了避免落后而拼命发展工业。
前者可能来自救赎焦虑。
后者则可能来自落后焦虑。
两者当然不同。
但它们有一点很相似。
推动财富增长的首要理由，都未必是为了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加舒适、自由和幸福。
这也是我越来越不赞同一种常见解释的原因。
人类为了改善生活，所以不断创造财富，最终走向了现代化。
这句话听起来很自然，却可能把不同社会角色的目的混为一谈。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劳动确实往往是为了生活。
为了吃饭、住房、养家，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也为了自己年老以后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如果同样的生活只需要过去一半的劳动时间，他完全可能希望少工作一些。
如果收入已经足够，他也可能希望多陪陪家人，读几本书，听听音乐，或者什么也不做。
可是，对于资本经营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他的企业需要利润，需要回报，需要保持竞争力。
即使个人已经非常富有，企业也未必能够轻易停止扩张。
因为竞争对手并没有停下来。
别人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自己如果不继续投入，就可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而对于国家来说，推动工业化又可能首先是为了军事、安全和国际地位。
劳动者希望改善生活。
资本经营者需要利润与竞争力。
国家希望避免落后。
投资者期待未来收益。
消费者则可能希望获得更加便宜、更加方便的商品。
大家参与的是同一场经济增长，追求的却未必是同一个目标。
我觉得，现代化的特殊力量，很可能就在这里。
它能够把许多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目的，组织进同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一旦形成，人们即使不再相信最初那些推动它的宗教或政治理想，也仍然可能继续参与。
一个工人只想养家。
一家企业却需要扩大市场。
投资者希望获得更高回报。
国家又需要提高竞争力。
消费者希望东西越来越便宜。
于是，大家都在为增长而忙碌。
至于增长究竟为了什么，反而越来越难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回答。
而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往往会被告知，答案不是早就有了吗？
为了发展。
为了进步。
为了创造更多财富。
为了让未来更加美好。
但这些回答本身，恰恰仍然需要解释。
为什么财富增加，就一定意味着生活更加美好？
为什么发展得更快，就一定意味着方向正确？
为什么未来可能更加富裕，就可以要求今天的人承担越来越大的代价？
尤其是当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生产能力时。
现代医学、工业生产、公共卫生和交通运输，确实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
我们今天能够养活更多人口，能够治疗许多古人无法治疗的疾病，也能够让许多普通人拥有过去难以想象的生活条件。
这些成就是真实的。
但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怎样利用财富的智慧，并不是一回事。
更不能因为某种文化、制度或者经营方式特别有利于扩大生产，就认为它在一切方面都更加高明。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传统，原本就各有各的终极追求。
古希腊追问真理。
古中华重视伦理与现实人生。
古印度寻求解脱。
亚伯拉罕诸教追求救赎。
这些传统的具体思想当然远比简单概括丰富，内部也有许多分歧。
但至少，它们的终极关怀，并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力大小来衡量。
后来，欧洲某些思想、制度和商业传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工业社会。
再经过全球竞争，这套社会组织方式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于是，人们越来越容易把有利于现代化，误认为更加先进。
把生产力更强，误认为文明更加高明。
把能够更加迅速地改变世界，误认为更加知道应该怎样改变世界。
我觉得，这几个判断之间，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联系。
能够改变世界，不等于知道为什么要改变世界。
能够不断创造财富，不等于知道怎样利用财富。
甚至越是擅长创造财富，越可能因为习惯了增长的逻辑，而忘记自己原本究竟想要什么。
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失去了思考能力。
而是某些本来应该接受讨论的目的，已经逐渐变成不必讨论的前提。
例如，不断扩大市场。
例如，不断增加消费者。
例如，不断提高营业收入。
例如，不断扩大企业规模。
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有好处。
但为什么一定要持续进行？
为什么不能适可而止？
为什么不能把已经提高的生产效率，更多地用于减少劳动时间，而不是继续扩大生产？
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方面选择不增长，甚至主动缩小规模？
这些问题，原本都是应该由人作出选择的。
可是在某些现代商业环境中，它们却越来越像是不懂经营的人才会提出的问题。
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奇怪的地方。
人们似乎已经非常习惯于把增长当成一种自然规律。
仿佛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企业每年也应该增长。
如果某家企业今年没有扩大规模，哪怕它仍然盈利，仍然提供有用的商品，仍然让员工过上不错的生活，也可能被认为缺乏发展前景。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即使很多人的生活已经比过去改善，也可能立刻产生强烈的焦虑。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相信，明天应该比今天生产更多，后天又应该比明天生产更多。
而且，还越来越相信，只要技术不断进步，这种增长就可以持续下去。
但是，谁规定未来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展开？
又是谁规定，所有人都应该参与这场竞争？
我觉得，真正值得研究的，也许不是现代社会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
而是人们究竟怎样在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就把持续扩大市场和生产规模，当成了一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常识。
而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又怎样因为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越来越相信这种扩张不仅可能，而且理所当然。
甚至相信，只要未来还能够继续增长，今天就可以提前透支未来的财富、资源与技术能力。
这才是我想通过《摩登演义》追问的问题。
我并不只是想介绍现代社会有哪些伟大发明，也不只是想讨论哪个国家首先实现现代化。
我更想弄清楚，那些身处历史中的人，究竟为什么会开始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
黑死病的幸存者，究竟怎样重新理解生命与死亡？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究竟怎样重新看待现世的享受、个人成就和身后名声？
宗教改革者，究竟怎样看待教廷的财富与权力？
某些加尔文主义者，又为什么把勤勉工作与事业成就，赋予如此重要的宗教意义？
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究竟怎样逐渐习惯于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经营，又怎样开始利用资本市场交易对未来的预期？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相信，未来还会出现更加强大的技术？
而今天，我们又为什么如此自然地接受，企业应该不断扩大经营，经济应该不断增长，未来应该解决今天留下的问题？
这里面，究竟哪些变化来自生产方式，哪些来自宗教与文化，哪些来自重大历史灾难，哪些又来自后来人对过去成功的模仿？
我觉得，这些问题远比简单宣布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步，更值得研究。
因为历史上的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现代化作准备。
十四世纪面对黑死病的人，不知道以后会出现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批判赎罪券的修士，不知道几百年后会有人从新教伦理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
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工业革命。
英国最早那些使用蒸汽机的经营者，更不可能预见今天的全球金融市场与人工智能。
他们各自面对的，都是自己那个时代的问题。
有人害怕死亡。
有人追求救赎。
有人追求享受。
有人希望得到财富与荣耀。
有人想摆脱宗教权威。
有人希望扩大经营。
有人只是为了不被别人打败。
他们按照自己相信的东西作出选择，又在选择之后，遇到原本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而这些结果，又改变了后来人的生活与观念。
这才是我想写的历史。
既然叫《摩登演义》，就不妨多一点看戏的眼光。
不过，看戏不是把历史当成娱乐，更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就以为自己比戏中的人物更加聪明。
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荷兰后来没有首先成为工业革命的中心。
也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
知道许多后发国家曾经怎样拼命追赶。
也知道无数曾经号称不可战胜、永远正确的制度与观念，最终都成为历史。
可是，知道结局，并不意味着理解了过程。
更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弄清楚，那些推动历史的人，究竟为什么作出当时的选择。
尤其不意味着，生活在今天的人，就天然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我很不喜欢一句看似深刻的话。
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这话顺口，顺耳，似乎还很有哲理。
但我觉得，它很容易成为一种漂亮的托词。
既然人类注定得不到教训，那还认真研究历史干什么？
既然一切都是历史必然，那又何必追究当时的人究竟作出了哪些选择？
一句话，便把许多本来值得研究的问题，全部推给了抽象的人类。
我不喜欢这种聪明。
我更愿意追问，人们究竟怎样一步步把某种原本特殊的想法，当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识。
因为最难发现的问题，往往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而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到不再觉得需要追问的东西。
现代化尤其如此。
我们今天太习惯于现代社会，反而不容易发现，它究竟有多么特殊。
一个人制造产品，就应该尽可能多地寻找消费者。
一家企业取得成功，就应该继续扩大规模。
一家连锁店经营得不错，就应该开出更多分店。
一种技术创造了新的市场，就应该尽快推广到更多地方。
今天能够借到的钱，可以用于明天的扩张。
明天可能赚到的钱，又可以成为今天融资的依据。
至于扩大经营造成的各种问题，也不必过分担心。
反正以后技术还会更加先进。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
这些话，我们听得太多了。
多到似乎已经忘记，它们并不是自然规律，而只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一套观念。
而且，这套观念完全可能继续改变。
我并不认为现代化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无止境的扩张。
更不认为现代社会如今的运行方式，就是人类文明唯一可能的终点。
我只是怀疑，在一次次商业成功、工业革命和技术突破以后，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相信，扩张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事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已经不需要谁来解释为什么要扩张。
因为大家都在扩张。
你不扩张，就可能落后。
你一旦落后，就可能被淘汰。
那么，当然要继续扩张。
至于为什么不能接受某些方面不再增长，为什么必须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消费者，为什么要提前支取尚未得到保证的未来，似乎都成了不合时宜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现代人有时显得比古人更加糊涂的地方。
我们可能更加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却未必更加清楚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
甚至连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都可能越来越不愿意追问。
而且，由于整套商业、金融和技术体系运转得越来越精密，人们还可能误以为，一切都已经得到了合理安排。
仿佛只要每个环节都经过计算，整个过程就必然有意义。
可一个人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自己走了多远，却始终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
一群人也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向前奔跑，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非要往那个方向跑。
甚至可以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断发明新的交通工具，使大家跑得更快。
而且，每一次速度提高，都可以被当成一次伟大的胜利。
至于方向呢？
以后再说。
反正未来的导航技术一定更加先进。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
可我觉得，现代社会某些地方，已经越来越像这个玩笑了。
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好不容易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终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可以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大。
原本，这至少应该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决定怎样生活。
可是，我们却又发明了一整套越来越复杂的方法，让蛋糕继续变大。
蛋糕卖出去了，便用赚来的钱扩大工厂。
工厂扩大了，便设法让更多的人购买蛋糕。
购买的人多了，便继续融资，开设更多连锁店。
连锁店越来越多，便必须保证以后还有更多人继续购买。
如果眼前的需求不够，就设法创造新的需求。
如果今天赚的钱不够，就提前计算明天可能赚多少。
如果明天的收益还不够，就继续扩大规模，设法从后天获得回报。
至于这场扩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成功，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
因为每一次成功，都可以成为下一次扩张的理由。
而下一次扩张，又需要下一次成功来证明它值得。
说得讽刺一点，我们不仅越来越会做蛋糕了。
甚至还越来越善于融资、开店、推广，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来购买蛋糕。
至于大家究竟想不想吃那么多蛋糕，吃了以后是否真的更加幸福，还有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块，反而越来越不重要。
毕竟，下一轮融资已经安排好了。
新的连锁店还等着开张。
未来的消费者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
而未来的技术进步，据说还能让蛋糕做得更快、更大、更便宜。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停下来？
这也许正是我最想追问的问题。
**人类究竟是因为越来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才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还是因为越来越擅长创造财富，反而逐渐忘记了自己原本究竟想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