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苏格拉底遇见孔子，两位古代哲人坐下来谈论什么是仁，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上有人设想过一个很有趣的场面。
孔子正在与弟子司马牛谈话。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是仁？
孔子回答：“仁者，其言也讱。”
这个“讱”字，读作“刃”，大致是说话慎重，不轻易出口的意思。
苏格拉底听了，便好奇地问：“说话谨慎就是仁吗？我昨天遇见一个坏人，说话也很谨慎，甚至谨慎得滴水不漏。难道他也是仁人？”
于是，孔子被问得哑口无言，心里暗骂，这哪里来的讨厌家伙。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而且还真有一点问题。
因为《论语》中，司马牛自己就已经追问过：“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
意思是，难道说话谨慎，就可以称为仁了吗？
孔子回答：“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行仁本来就不容易，说话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而且，孔子说的是仁者往往说话慎重，并没有说只要说话慎重就是仁人。
这两回事可不能混为一谈。
就好比说，猫有四条腿，并不意味着凡是四条腿的动物都是猫。你牵来一条狗，并不能证明猫没有四条腿。
如果苏格拉底真要这样反驳，恐怕还得先补一补逻辑课。
但我仍然觉得，这个虚构的故事很值得讨论。
因为它引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苏格拉底为什么总喜欢追问别人？为什么这种看似简单的追问，对某些习惯于谈论仁义道德的人来说，会如此令人难堪？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孔子能不能回答，而在于两种思想传统，对于什么才算回答了一个问题，可能有相当不同的理解。
孔子说，仁者言语慎重。
苏格拉底却可能继续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是仁？为什么谨慎与仁有关？一个人究竟具备什么，才能被称为仁人？
说话谨慎，也许是仁者的一种表现。但我们要找的不是某一种表现，而是仁之所以为仁的依据。
一个人可以出于仁爱而说话谨慎，也可以为了欺骗别人而说话谨慎。
那么，我们究竟凭什么判断前者是仁，后者不是？
如果答案是前者心怀仁义，后者心怀恶意，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什么叫仁义？什么叫恶意？为什么你认为这种行为就是仁义，那种行为就是不仁不义？
苏格拉底的麻烦，就在这里。
他并不满足于你告诉他，什么样的人通常是好人，什么样的行为看起来像好事。
他要追问的是，你凭什么如此判断？
你的判断有没有可能错？
有没有一种情况，能够证明你刚才的说法还不够准确？
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你愿不愿意修改自己的判断？
这种追问，才真正有意思。
因为在我看来，中华文化一个相当突出的传统，就是重视道德，尤其重视人在具体生活中的道德感受与道德修养。
儒家强调仁义，并不只是为了制定社会规矩。
它还关心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面对自己的存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儒家理解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儒家所说的仁义，与人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都有关系。
不妨再设想一场对话。
苏格拉底遇见孟子，问：“先生，你所说的仁义，究竟是什么？”
孟子可能会说，一个人突然看见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自然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这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苏格拉底听完，又问：“可是，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呢？有的人看到孩子遇险，确实非常难过，却没有能力救他。有的人没有什么怜悯之心，却出于某种目的把孩子救了上来。我们怎样判断谁更有仁德？”
孟子或许会告诉他，恻隐之心只是仁的开端，还需要扩充和实践。
苏格拉底便可以继续问：“既然如此，什么又能证明这种扩充是正确的？一个人自以为充满仁爱，却给别人造成伤害，应该怎样判断？”
如此问下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当然，我并不是说孟子一定回答不了，也不是说恻隐之心不重要。
我真正关心的是，孟子与苏格拉底在这里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点。
孟子试图让人从切身经验中发现道德的根源。
苏格拉底则要求我们把所说的道德观念拿出来，认真检查它的定义、依据和相互关系。
一个着重唤醒人的感受，一个着重检验人的判断。
这两者原本可以互相补充。
但如果整个社会长期偏重前者，而不够重视后者，就可能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
因为感受可以是真实的，判断却未必正确。
我看到别人受苦，确实会感到难过。这种难过是真的。
但我认为应该怎样帮助他，我认为谁应该承担责任，我认为采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却都可能判断错误。
一个人怀着真诚的善意，也可能把事情做坏。
一个人对自己的道德立场充满信心，也完全可能认错事实。
如果不认真区分这两回事，道德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
只要我动机高尚，我的判断就必然正确。
只要我是为了大家好，我采取的办法就不应该受到怀疑。
只要我自认为站在正义一边，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一定别有用心。
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在中国社会中相当常见。
所以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当我们谈论是非对错时，究竟是在谈真假虚实，还是在谈善恶好坏、美丑忠奸？
这两回事当然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
一个坏人说了真话，真话仍然是真话。
一个好人说了假话，假话也不会因此变成真话。
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按照这个原则判断问题？
看看网上的争论就知道了。
有些自称爱国的人，首先关心别人是否忠诚。只要属于自己阵营，哪怕说了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话，也愿意帮忙辩护。
反过来，那些口口声声痛恨中国文化、痛恨中国人的人，有时同样喜欢用极端的道德审判来解释一切。
仿佛只要证明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某个群体在道德上已经无可救药，就不必再认真调查具体事实。
双方政治立场可能截然相反，却可能共享某些相当顽固的思维习惯。
都喜欢划分忠奸善恶，都喜欢无限放大对方的问题，都容易把复杂事实变成一场道德审判。
最好笑的是，双方还都喜欢指责对方极端。
一个人用极端言论反对极端，竟然还觉得自己特别理性。
我并不奇怪这种现象。
文化这东西，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的。
一个人可以宣布自己彻底反对儒家，彻底反对中国文化，却未必能够摆脱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
他可能仍然喜欢先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身份，再决定要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甚至因为自以为已经摆脱了传统，反而更加难以察觉自己身上的传统。
有人从崇拜圣人，转变成崇拜强者。
有人从相信仁义无敌，转变成相信无耻无敌。
于是，厚黑学又流行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转变相当有趣。
原来是努力修炼道德，幻想只要品德高尚，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后来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便反过来努力修炼冷酷无情，幻想只要脸皮够厚、心够黑，就能无敌于天下。
这不还是在修身吗？
只不过以前把自己往圣人的方向修炼，现在把自己往恶人的方向修炼。
以前迷信道德修养万能，现在迷信反道德修养万能。
两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区别。
有道德，道德水平再高，也不是万能的。
没道德，道德水平再低，同样不是万能的。
一个人把自己修炼得再冷酷，也不会因此自动掌握真理。
再稳的手，也不能证明手里的刀一定锋利。再锋利的刀，也不能证明握刀的人知道应该砍什么。
技术能力与道德判断不是一回事，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也不是一回事。
把这几回事混为一谈，往往就是问题的开始。
而儒家文化在历史传播中形成的一个严重毛病，恰恰是太容易把个人修养放到过高的位置。
只要是君子，就值得信任。
只要是小人，就不必听他说什么。
只要领导者道德高尚，就不需要太多监督。
只要一个人真正无私，他自然能够代表集体利益。
至于他掌握的信息是否准确，判断是否正确，制定的办法有没有效果，权力是否受到约束，反倒容易被放到次要位置。
这才是我认为苏格拉底式提问真正能够击中的地方。
苏格拉底并不需要先证明你是个坏人。
他只需要问，你说自己是好人，或者你说自己代表正义，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事实究竟有什么关系？
如果一个人自称无私，是否就能证明他的决定正确？
如果一个人宣称代表人民，是否就能证明他的确了解人民的需要？
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是在为天下谋福利，是否就能证明天下人确实得到了福利？
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检验？
能不能看看账本？
能不能调查事实？
能不能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
发现错误以后，能不能修改？
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玄妙之处，却可能比一万句高尚的口号更有用。
有人总以为，只要把人的思想改造好了，社会问题就能够解决。
这种想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甚至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声称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却又如此沉迷于改造人的内心，要求人们狠斗私心一闪念。
古人讲存天理、灭人欲，后来有人讲彻底改造思想、消灭私心。
两者具体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那种相信可以通过修炼、斗争和清除内心杂念来造就理想人物的冲动，却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
表面上是在破四旧，某些深层的思维习惯却被进一步强化了。
结果，破坏了那么多文化遗产，人的思想反而未必获得了多少解放。
我一直觉得，狠斗私心一闪念，很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拼命想把自己提得更高一点。
人当然可以反省自己的私心，也可以克制不合理的欲望。
但克制私欲与消灭自我，是两回事。
即使一个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仍然是一个会感受、会判断、会产生愿望的个人。
所有物与所有者，本来就是两个概念。
不能因为宣布一切属于集体，就以为个人的利益和私心已经消失。
更不能因为某个人自称代表集体，就认为他从此不必受到普通人的监督。
一个人又不是神仙，怎么一旦代表集体，就突然变得全知全能了？
这时候，苏格拉底如果在场，恐怕又要发问了。
什么叫集体利益？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判断就代表集体利益？
如果有人不同意你，他是否仍然属于这个集体？
如果属于，为什么他的判断可以不算数？
如果不属于，那么究竟由谁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集体？
问到这里，就可能有人开始不耐烦了。
为什么总问这些问题？
难道你不相信我们的良好愿望吗？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吗？
难道你对我们的道德品质有什么怀疑吗？
可是，苏格拉底问的本来就不是这些。
他问的是，你的判断有没有根据？
你说的话是真是假？
你所提出的办法，究竟能不能实现你所声称的目标？
这与一个人是否忠诚、是否善良、是否怀着高尚理想，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社会尤其需要认真区分这几回事。
例如，一个政府过去做错了事情，应该怎么办？
正常的办法应该是调查事实，明确责任，纠正错误，尽可能补救损失，并且建立制度，避免重犯。
但如果整个社会习惯于把政治错误理解为道德上的彻底失败，事情就麻烦了。
承认政策错误，可能被认为是承认自己不够英明。
承认过去有问题，可能被认为是在否定自己的历史。
公开事实，可能被认为是在帮助敌对势力。
于是，明明可以改正的错误，反而因为道德形象和政治立场而越来越难改。
我曾经设想过，能否通过适当的历史责任处理机制，为逐渐扩大公开透明创造条件。
这当然不等于让有权者随便赦免自己，更不意味着受害者应该无条件放弃追究。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形成这样的习惯：承认犯错，并不等于必须在道德上彻底消灭犯错的人。
事实归事实，责任归责任。
纠正错误，不一定要先发动一场新的忠奸审判。
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即使人们嘴上都在要求公开透明，真正看到某些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时，也可能立即转而要求惩罚、封杀和清算。
结果就是，掌握权力的人不愿意公开，要求监督的人也未必真正尊重事实。
双方都担心，一旦承认错误，就会在道德审判中失去一切。
于是，只能继续掩盖。
我认为，这种困境与长期形成的道德至上、修身万能的思想习惯，确实有重要关系。
当然，公开透明还需要法律、制度和具体的权力安排，不是单靠改变文化就能实现。
但文化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法律，如何面对监督，也会影响人们能不能容忍自己尊敬的人受到质疑。
如果整个社会都习惯于先问忠奸，再问真假，那么制度上的监督就很容易变成政治上的站队。
说到这里，我还想提醒一点。
苏格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不讲道德、只讲逻辑的人。
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视美德，甚至把人应该怎样生活，当作哲学的中心问题。
所以，苏格拉底式提问与儒家的分歧，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讲真理，一个讲道德。
更准确地说，是苏格拉底倾向于追问：你所说的美德究竟是什么？你为什么认为它是美德？你的回答能否经得起反例与逻辑检验？
而儒家传统中的重要一面，则倾向于从人的切身感受、具体关系与道德实践进入问题。
孔子回答不同弟子的仁，也常常采用不同的方式。
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
仲弓问仁，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牛问仁，他说仁者言语慎重。
这是一种因人施教的方法。
对于教导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它可能相当有效。
一个人言语轻率，老师劝他谨言慎行，不需要先写出一部关于仁的哲学专著。
但如果要把这些话当成适用于所有人的定义，问题就出现了。
怎样判断这些不同回答之间的关系？
什么才是仁的共同依据？
如果两个自称仁义的人发生冲突，究竟应该怎样分辨？
靠各自的良心吗？
靠圣人的权威吗？
靠经典中的某一句话吗？
如果大家对良心、圣人和经典的解释都不同，又该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一种能够超越个人权威、允许彼此检验的论证方式。
而苏格拉底式提问，恰恰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它要求我们不要满足于举出一个例子，也不要把某种值得赞赏的行为直接当成概念的定义。
更重要的是，它不允许一个人因为声望高、地位高、道德形象好，就自动赢得争论。
你可以是老师，可以是君子，可以是圣贤，但你说出来的话，仍然可以被追问。
而且，这种追问不必以否定你的人格为前提。
你说错了一句话，不代表你整个人就是坏的。
你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也不意味着你从此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
这种区分，在我看来相当重要。
因为一旦人们把观点与人格彻底绑在一起，任何追问都容易变成冒犯。
学生质疑老师，就是不尊师。
晚辈质疑长辈，就是不孝。
普通人质疑权威，就是不忠。
别人指出我的判断有问题，就是对我怀有恶意。
于是，本来应该讨论事实的问题，最后全部变成了道德关系的问题。
谁更有资格说话，谁应该听谁的话，谁的态度不够恭敬，谁的动机值得怀疑。
至于最初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解决，反而没人关心了。
这正是我所批评的中华文化的一种深层毛病。
当然，孔子本人并非完全不重视求知与质疑。
他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值得重视。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孔子说过这句话，就认为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已经普遍形成了尊重事实、允许质疑的习惯。
一位伟大思想家说过什么，与后世几千万人究竟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是两回事。
甚至有时候，越是尊崇一位思想家，越可能忘记他原先是在怎样思考。
学生把老师的话背得滚瓜烂熟，却未必继承了老师的探索精神。
后世儒者尊孔崇圣，也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像孔子那样面对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
更不意味着他们愿意让别人用同样的方法来质疑自己。
一个敢于思考的人，被后人供奉成了不容质疑的圣人。
这难道不是很讽刺吗？
所以，苏格拉底式提问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也许不在于它能够证明某一种道德理论必然错误。
而在于它要求任何人都放弃一种特权。
那就是，凭借自己的道德身份，免于事实与逻辑的检验。
一个社会如果习惯于这样检验问题，许多争论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有人说某项政策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好，那么福利究竟是什么？人民实际上得到了什么？有没有付出更大的代价？
有人说某个人是伟大的英雄。
好，那么他的伟大体现在哪些具体行为中？哪些事情值得肯定，哪些事情仍然应该批评？
有人说某种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好，那么什么是精髓？为什么你认为这部分值得继承，而另一部分不值得？
有人说某个敌人邪恶透顶。
好，那么他具体做过什么？证据是什么？是不是你不喜欢的人所说的一切都必然是假的？
这些追问并不一定能立即提供正确答案，却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原先的判断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甚至认为，这种追问不只适用于儒家，也应该用来检查苏格拉底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先给出严格定义，才算真正理解一种美德？
难道一个人不能准确地做出善良的行为，却无法用语言说明善良的全部本质吗？
难道人的感受与经验，就因为无法完全纳入逻辑定义而没有价值吗？
如果苏格拉底式提问不允许别人反过来质疑它，那它也就变成另一种教条了。
我想，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苏格拉底这个人永远正确，而是任何人的判断都可以受到检验。
这也正是我认为中华文化可以从古希腊思想传统中吸取的重要东西。
我曾经借鉴不同文明对于生命问题的回答，把古希腊的重要思想倾向概括为向外而入世的求真传统，把中华儒家的重要思想倾向概括为向内而入世的道德传统。
这种划分当然是一种概括，但它有助于说明两种文化各自特别重视什么。
古希腊的爱智传统，重视追问事物究竟是什么。
中华儒家的仁义传统，重视人在世界中应该怎样生活。
两者其实都很关心现实人生，并非天然不能相容。
我甚至觉得，如果能够真正结合起来，也许会比各自固守一种传统更有意义。
但这种结合，绝不是在儒家经典旁边再摆上几本希腊哲学著作，就算完成了。
真正的改变，是人们愿不愿意调整自己判断是非的方式。
不再因为一个人看起来道德高尚，就相信他的每句话。
不再因为一个人品行有亏，就拒绝检查他提出的证据。
不再把质疑权威当成道德上的冒犯。
不再把承认错误当成不可饶恕的耻辱。
更不再相信，只要把个人修养提高到某种程度，就可以不必接受制度与事实的监督。
这种改变恐怕相当困难。
因为文化不只存在于书本里，也存在于人们从小习惯的语言、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中。
我们甚至可能在反对一种文化时，仍然使用它最熟悉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并不认为读几本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就可以自动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些人今天崇拜孔子，明天改成崇拜苏格拉底，后天又崇拜某位现代思想家。
无论崇拜对象怎样改变，仍然希望有人替自己提供永远正确的答案。
这才真正可惜。
因为苏格拉底式提问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是它不允许我们如此省事。
说到这里，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
儒家思想为什么经不起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我认为，这句话需要稍微改一下。
真正经不起追问的，未必是孔子、孟子本人，而是那种习惯于拿仁义道德作为最终答案，却不愿意再解释仁义道德究竟凭什么成立的思想方式。
尤其是当儒家从一种思想传统，变成社会生活中不容质疑的道德权威时，苏格拉底式提问就更加具有挑战性。
因为它不管你是不是圣人，也不管你的话被多少人奉为经典。
它只要求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对的？
如果你不能回答，至少能不能承认，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孔子自己不是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吗？
可惜，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恐怕远没有背诵这句话的人那么多。
我认为，中华文化需要的不是再来一次以道德审判为手段的文化革命，更不是把儒家彻底打倒，再供奉一个新的圣人。
而是学会把仁义道德与真假虚实认真区分开来。
道德可以告诉我们应该珍惜什么，逻辑和事实则可以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判断是否成立。
有善意，不代表一定正确。
有能力，不代表一定善良。
讲道理，不代表必须冷酷无情。
有真情实感，也不意味着就可以不讲事实。
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有恻隐之心，又愿意认真检查自己所相信的道理。
我甚至觉得，这才更接近值得珍惜的仁义。
毕竟，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别人，就不应该只关心自己对别人怀有多么高尚的感情，还应该关心自己的行为究竟给别人带来了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表现得多么忠诚，还应该关心国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如果我们真的珍惜中华文化，也不应该因为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就不愿意批评它的缺点。
中华文化当然不可能完美。
承认它的缺点，不意味着必须否定它的一切。
但也不能因为孔孟曾经讲过许多值得珍惜的道理，就不敢指出后世形成的道德至上、修身万能的文化惯性，确实造成了许多值得认真反省的问题。
文化不是祖宗牌位，不必永远供着。
思想也不是圣旨，本来就应该允许追问。
所以，假如苏格拉底真的遇见孔子，我倒不希望他们像网上那个故事一样，三言两语就分出胜负。
我更希望他们能够继续问下去。
孔子可以问苏格拉底，你如此重视定义与论证，究竟怎样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
苏格拉底也可以问孔子，你如此重视仁义与良知，究竟怎样知道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双方不必争谁是圣人，也不必急着判断谁高谁低。
只要愿意继续讨论，就已经比许多自称继承了他们思想的人强得多了。
因为我认为，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回答不了问题。
而是他一旦回答不了，就认为提出问题的人一定是坏人。
又或者，干脆宣布这个问题不许再问。
至于为什么不许问？
那恐怕又该轮到苏格拉底发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