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使然。
英国在诺曼征服后,早期的贵族主要靠军功获得土地和爵位。如果一个自由人拥有足够的土地并能自备装备为国王作战,他就有可能进入贵族阶层。
英国贵族严格执行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能继承爵位和全部土地。其他儿子(次子、三子等)会自动“降阶”为平民,必须自己去军队、教会或商界谋生。而贵族的次子们则进入平民阶层。
1611年,英王开始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出售爵位。富有的大商人、大律师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或立功被封为新贵族;英国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在利益上高度一致,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同盟。
法国贵族普遍采用诸子均分制。几代人之后,原本庞大的贵族领地被切得粉碎。许多法国底层贵族空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却极为贫困,没有经济上的强势地位。
法国法令和传统严格规定,贵族如果经商,就会被剥夺贵族身份。这导致法国贵族空有特权,却无法直接参与商品经济,导致其财富增长远远落后于时代。
法国贵族极端排他。虽然有向国王购买高级官职获得贵族身份的“穿袍贵族”,但传统的“佩剑贵族”对其极度鄙视。法国贵族坚决不放弃自己的免税特权,将财政负担全部推给第三等级(平民和资产阶级),最终将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英国有强大的地方贵族和古老的议会传统(如贤人会议、1215年《大宪章》)。国王的权力一直受到议会和习惯法的压制。1688年光荣革命本质上是英国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洗牌,贵族阶层有能力、也有机制通过议会与国王分享并限制权力。
法国自波旁王朝尤其是路易十四以来就走上中央集权道路,把各地的封建领主和贵族从地方拉到凡尔赛宫,剥夺了他们的军政权力,但保留了他们的经济特权,使之无法像英国贵族那样与国王博弈。
大革命前夕,法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贵族和教士享有免税等经济特权。
当路易十六试图向贵族征税以解困时,贵族非但不妥协,反而顽强抵抗,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了中断175年的“三级会议”。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局势彻底失去了控制。第三等级在一些开明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下,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直接剥夺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
1789年8月,制宪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头衔和免税权。许多贵族逃往国外,并在海外策划武装干涉。
英国的威廉三世等新君主在光荣革命中接受了议会的条件,逐渐退居“统而不治”的虚位,没有勾结外敌颠覆本国新秩序。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制宪议会也曾尝试过建立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勾结外国武装干涉军镇压本国革命,将退路堵死了。
在英国爆发“光荣革命”并确立君主立宪制之初,欧洲君主们认为英国议会限制王权、甚至此前处死查理一世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
但英国孤悬海外,又有强大的海军,外部强权很难直接武装干涉其内部革命。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封建君主制国家迅速组成反法同盟进行武装干涉。战争的极度危机感,迫使法国政局向高度集权、极其激进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和军事独裁倾斜。
以为英国人善于妥协,所以就搞成了君主立宪,法国人激进,搞成了大革命。那是以为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就能飞起来。
晚清和俄罗斯也有人提议君主立宪,但法国的政治土壤长不出君主立宪,大清和俄罗斯的政治土壤也长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