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高级的双赢合作关系,福芝芳和梅兰芳的婚姻确实体现出了这一点。
福芝芳知道自己在梅家的角色和地位,她的行为是相当务实的。她生育了九个孩子,最后有四个长大成人。子嗣巩固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整个梅家承认和支持她最重要的原因。平时照顾孩子的具体事务虽然有人承担,但整体都是福芝芳在把握安排。她与子女的感情是密切的。她与梅兰芳的感情也是深厚的。
普通人没有什么可让人纪念并建个纪念馆的,但梅兰芳就不一样了。他和福芝芳的儿子梅葆玖曾参与承担编写《梅兰芳全集》《梅兰芳全书》,搜集整理梅兰芳的著述、文稿及梅派演出剧目文本。梅家后人梅玮直接参与整理工作,是梅兰芳纪念馆的馆员。儿子梅绍武的夫人屠珍也曾担任纪念馆名誉馆长。

现在北京的梅兰芳纪念馆对他的几任夫人的呈现有明显选择性:强化福芝芳,弱化王明华,孟小冬缺席。纪念馆对福芝芳的呈现,是将其定位为馆藏基础的奠基者,官方介绍反复强调藏品主要来自“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及子女”的捐献。王明华是边缘化的“原配夫人”,她女扮男装陪同梅兰芳演出、参与服装和形象设计,作为梅兰芳早期事业"合伙人"等协作和牺牲者的复杂面并没有在纪念馆中体现。孟小冬与梅兰芳曾经的京剧合作,也是京剧史的一部分,但在纪念馆正式陈列中完全没有呈现,既缺少两人在京剧合作方面的资料,也缺少书信物件等实物(肯定存在过一些实物,但是否被保留下来就不确定了),连名字照片都没出现。
福芝芳在一开始就是清醒的:在梅家这样的家族结构里,“名位”本身就是比“爱情的唯一”更可靠、也更持久的东西。她要的不是梅兰芳在情感上对她排他性的偏爱,而是一个无人能够替代和超越她的家庭和社会位置。
福母提出的条件是“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则以“兼祧两房、等同看待、不分大小”作为回应。注意,这是梅家的回应,不是梅兰芳个人的承诺。福母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梅家必须用大红花轿迎娶我的女儿”。大红花轿、宴请宾客和洞房花烛这些传统的正式仪式一样不少,这是她在家族地位中被公开承认的体现。

当福芝芳知道孟小冬的存在时,开始并没有公开发难。传闻她说过“梅兰芳这样的男人要是没个红颜知己,连我都替他委屈。” 梅兰芳很聪明,对福芝芳也很了解,知道她的底线。他和孟小冬另置小宅,其实是福芝芳在假装不知的态度下,对梅心照不宣的默许。她用“红颜知己”这样的词直接否定了孟小冬进入梅家的可能性,也给了梅兰芳最大的体面和分手后不用再负责的理由。如果不是孟小冬后来在大公报上的启事,我们很难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当孟小冬以“名定兼祧”的儿媳身份前来为梅兰芳的伯母披麻戴孝时,就碰触到了福芝芳的底线。为了把孟小冬拦在灵堂之外,她把自己和孩子的命一起押上去拼。
从她的角度和付出来看,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吊孝在传统家族中是对“谁是梅家儿媳”这一身份的公开确认。孟小冬一旦进入灵堂,就等于在梅家亲友和外界面前坐实了“平起平坐”的名分。她的激烈反应,是她所理解的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
福芝芳之所以敢这么做,倚仗的是她对人性的了解。而梅兰芳回避麻烦和冲突的个性,最终让孟小冬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代价。孟小冬手里也有一份“兼祧”的名分承诺,她的吊孝也是在正当主张梅兰芳以及梅党的那些有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的证婚人、提婚人给她的承诺。
很明显,吊孝事件使得整个情形公开化。但梅兰芳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有了对福孟做取舍决定的想法。在刺杀事件后,爱情和生命,孰轻孰重?梅兰芳心中自有了答案。福芝芳一句“大爷的命要紧“把话挑明了。
相比孟小冬对梅兰芳的爱情至上,福芝芳是与梅兰芳共有相当一致的务实的婚姻价值理念。这套价值理念是传统家族伦理与事业的共同体,不是现代爱情婚姻中“情感唯一、平等伴侣”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观。
他们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是家族延续与秩序。梅兰芳兼祧两房,家族和他自己都有子嗣上的要求;福芝芳生育孩子,并主持子女养育的整体安排,这既巩固了她的家庭地位,也回应了梅家最核心的家族需求。两人在“梅家要有后代、家里要有秩序”这一点上,观念和利益是一致的。
另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是名分与边界。福芝芳进门时争的是“不做姨太太”“不分大小”,梅家以“兼祧两房、等同看待”回应。她此后守的也是这条线。福芝芳生下第一个儿子三天,就叫奶妈把孩子抱到王明华那里。1929年王明华去世之后,也是由管家抱着福芝芳三岁的儿子打幡,将王明华的灵柩从天津接回北京。所有的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让梅家、王家和梅兰芳本人都对她充满了感激和尊重,客观上确立了她的地位。梅兰芳未必在情感上给她排他性的偏爱,但在家族秩序上一定承认她作为梅家女主人的位置。
第三个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梅兰芳的艺术事业与身后名。福芝芳婚后管理家庭事务;梅兰芳去世后,她直接提出要让梅兰芳葬在早先买好的万华山。相信这也符合梅兰芳自己没说出口的意愿。她与子女将相关文物文献捐献,成为梅兰芳纪念馆的基础。福芝芳不仅把自己定位为“梅家的女主人”,也把自己定位为“梅兰芳艺术与名声的守护者”。从这个层面上,两人的“共同事业”是真实存在的,而关系更是牢不可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