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查尔斯·汉迪自传》在我的书架上躺了很多年，始终没有翻开或者说，一直没有到对它感兴趣的时候。最初听闻这个名字，是来自《The Empty Raincoat: 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
书名源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座雕塑公园里的铜雕：一件笔直挺立的雨衣，里面却空无一人。汉迪说，那天上午他刚参观完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看着人们穿行在一排排隔间与办公室之间，忽然意识到那些在组织里扮演着角色、却失去了自我主体性的人，与这件空雨衣何其相似。
人还在岗位上，灵魂却已经不在那里了。
汉迪常被称为管理哲学之父，这个头衔放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与德鲁克不同，德鲁克几乎把自己的一生与管理学绑定在一起，让管理成为一门可以被教授、被考核、被复制的学问，德鲁克的确有贡献例如KPI,但汉迪始终站在管理与人的交汇处，用一种罕见的人本主义眼光，去追问那些被数字挡住了答案的问题：
人为什么要工作？
组织为什么存在？
人生的意义，能不能在帐册之外被找到？
这些追问，在一个以结果为导向、以数字为唯一衡量的商业世界里，注定是稀缺的。
不是因为它们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们无法被计入考核，无法兑换成回报，无法在年度报表上占据一行。于是它们并非被否定，而是被搁置，安静地、礼貌地、无人反对地被搁置。
我之所以想分享这篇节选，正是因为汉迪把被搁置的过程诚实地写了出来。
他在商学院为 MBA 学员开设伦理选修课，报名者寥寥；学生对他说，等我找到工作再说。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粉饰自己的让步，他提前结束了课程，然后在深夜反思并问自己。
这是整段文字最动人的地方：一个被誉为管理哲学之父的人，并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处俯瞰世俗。他和我们一样，在生存与意义之间被拉扯，最后选择了生存，却没有因此放过自己。
他把这种两难摊开给我们看，既不替自己辩解，也不谴责那些选择务实的人。
大多数人，正如汉迪所说，只顾着为下一步寻找安身之处，却忘了问问道路究竟通往何方。而汉迪的诚实，让我们难得地停下来一次，看一看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这篇文章，献给所有在有用与有意义之间徘徊的人，
也包括此刻在键盘前打下这些字的我自己。
《查尔斯·汉迪自传第七章：安提戈涅的挑战》
此段往事，且容我在此单独道来。
我曾希望在管理教育中引入一些哲学思辨，可惜这场尝试并未坚持太久。学员和他们的公司想要的，是能够带来直接回报的东西，功利主义终究战胜了哲学，事实往往如此。后来，我在商学院为 MBA 学员开设了伦理道德选修课，报名者寥寥无几。有人对我说：教授，我很想上您的课，但请再等等，等我找到工作再说，恐怕国际金融课对我更重要一些。
我不能责怪他。
我很清楚，生存的必需是如何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旅途之中，我们只顾着为下一步寻找安身之处，却忘了留心道路究竟通往何方；我们不曾停下脚步，四下打量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最终，为了让教室里坐满人，我向市场的压力和学员们的期望低了头，提前结束了比尔·列文的小组讨论课。以事后的眼光来看，我很想知道：当市场变成一种迫使人循规蹈矩的压力之后，它是否早已背离了自己的本意？
人们应当追随市场，还是尝试去引导它？顾客永远是正确的吗？还是旁观者更清楚什么对顾客最好？人应当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坚定地去做自己认为更好的事？
要做出决定，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知道，商场中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创新型组织，勇于与潮流抗衡、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过是在拿自己的钱冒险；一个人若在教育界这样做，赌上的便是学生们的前途。
倘若我忽视了学生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人们会以为我太自以为是，我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完成最后的课程；可是当我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放弃了我以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时，我难道不是一个懦夫、一个叛徒吗？
我自己也不敢肯定。有时候，信任自己而非别人的观点，确实是一种自以为是。
当我挑选安提戈涅来拉开第一堂经理人课程的序幕时，不曾料到它竟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往后的生活与思考；但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魅力。索福克勒斯的这出短剧，在诞生两千五百年之后，依然盛演不衰，观者如潮。伟大的艺术总能深入灵魂，公司的帐目可没有这般本事。
课程结束之后，我问自己：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浪费时间吗？
这个问题汉迪没有给出答案，我也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