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江苏徐州，农村传统婚礼。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彩礼分期付款”“3—7天领证”——近期，一些婚介打出的宣传话术，把婚姻包装成一笔可以速成的买卖。（详见南方周末报道《“进山娶媳妇”，短视频背后的跨省速婚生意》）
“这些话术，都戳中了当下一些农村地区大龄男性婚配难的痛点。”西南交通大学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王向阳说。
王向阳自2014年开始研究农村婚恋问题。曾有接受调研的北方农村年轻人对他感慨：“爷爷奶奶结婚时要了半斗米；爸爸妈妈结婚时要了半头猪；现在，轮到我们结婚时，却要了爸妈半条命。”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提出治理“高价彩礼”；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各地有很多探索解决问题的行动，但成效有限。”王向阳分析，在适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适婚女性资源相对稀缺。对被排挤出本地正常婚姻市场的部分婚恋困难家庭而言，天价彩礼、外来媳妇、再婚市场、婚姻中介等，都成为这类家庭的婚恋危机救济机制，从而也延伸出来一系列问题。
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王向阳的对话。
“婚备竞赛”南方周末：你最早为什么想到要关注农村婚配问题？
王向阳：2014年，我在河南老家的妹妹和堂妹，分别是1995年和1994年出生的，都是通过相亲介绍的方式，短短三天就确定了一辈子的人生幸福。
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模糊的问题意识：为什么向往自由恋爱的90后适婚青年男女，转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相亲介绍这种传统的婚恋模式。从此，我就开始关注农村婚恋议题。
与此同时，我发现，相比城市，农村婚恋问题日益突出，“天价彩礼”问题开始凸显，“光棍”群体日益引发各界关注。那时候我所在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也经常到各地农村开展驻村调研，因此关注农村社会议题较多。
南方周末：你研究下来，觉得哪些地方的婚配压力更大？背后有什么规律？
王向阳：从调研观察来看，凡是适婚人口结构失衡较为严重、父辈人生任务感较为强烈的部分农村地区，基于本地婚姻市场竞争的婚姻成本抬升往往更加明显，婚恋压力传导也更为显著，典型如豫东南、鲁西南、皖北、山西、甘肃等北方农村和江西农村。
这种现象的底层逻辑在于：在地方社会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父辈人生任务感越强烈，介入程度越深，基于父辈介入的相亲介绍模式越占主导地位，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本地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包括彩礼、房、车等在内的综合性婚姻成本抬升也就越明显，婚恋压力往往越显著。
南方周末：“婚姻成本”主要是指彩礼吗？你调研下来，农民家庭结婚，钱主要花在哪儿？
王向阳：彩礼只是婚姻成本中的显性部分，但值得留意的是，婚姻成本的大头甚至并不在彩礼，而是基于县域城镇化所产生的购房、买车成本，动辄大几十万元，此外还有三金五金、婚庆公司、酒席等必要的仪式性成本。
南方周末：你2025年刊发论文《“婚备竞赛”：再论当前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难题——基于山西汾西农村的田野调查》，“婚备竞赛”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王向阳：我们调研时，当地的彩礼已经达到20万元，一个农民家庭为完成一桩婚姻，所需承担的即时现金支出高达70万元以上，这也能反映出父辈承担的压力很重。
最后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父辈介入呈刚性且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同乡同俗”大背景下，以汾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不少农村地区，目前普遍存在以下循环：在本地婚姻成本发生松动并初次上涨后，其他家庭纷纷效仿，推动上涨后的示范性价格很快转变为本地最新的婚姻成本标准。
新的婚姻成本标准出现后，势必将对部分贫弱家庭形成婚姻挤压，也在地方社会中同步制造了强烈的婚姻焦虑，反过来又助推新一轮婚姻成本上涨，并最终日渐成为远超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承受能力的沉重婚姻负担。
南方周末：你此前论文中也提到，婚姻成本之所以持续抬升，和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县域城镇化、乡村社会转型等因素密不可分。
王向阳：对，一是从适婚人口结构来看，当前的适婚青年群体，刚好是“85后”至200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男女，各地生男偏好不同，政策执行松紧不一；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城市化在持续推进，但快速城镇化主要发生在2008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农民家庭普遍开始到县城购房，购房需求通过婚姻实现。
加上近年来在人口大流动、县域城镇化、现代性进村等大背景下，攀比风气也成为婚姻成本持续抬升的重要助推性因素。
王向阳。受访者供图
“人生任务”南方周末：我们讨论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恋困境，其中“青年”的群体画像是什么样的？
王向阳：一是年龄多在28—40岁之间，普遍三十多岁，适婚未婚；二是除了少数身心存在障碍，不少同样是正常男性，但多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会讨女孩子欢心，不论是相亲介绍，还是自由恋爱，均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三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一般，也有不少父母离异、因故去世或身心障碍，来自父母的代际支持相对有限。
总结下来，就是“个体择偶能力”和“代际支持能力”相对较差，两者若居其一，往往遭遇婚恋危机；两者如果全占，几乎注定要打光棍。
南方周末：你多次提及“父母的人生任务”，是全国各地都一样重吗？
王向阳：我们调研发现，从传统社会文化中走来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北方父母，会把“子女结婚”当作他们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任务”是父母无需讨论的人生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
但是当我们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南方或西南一带的父母，他们的人生字典中甚至没有“人生任务”这个词。在他们看来，“子女结婚”首先是子女自己的人生大事，如果实在找不到，打了光棍，那就是命运使然，他们并不会产生强烈的人生意义危机，麻将还是要打，茶还是要喝，自己的生活还是要过。
所以我认为，南北方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本质上是各地社会结构、地方社会文化维度上的差异。也因此，北方农村的婚恋困难家庭，多到西南一带农村找外地媳妇。
南方周末：之前的采访中，我们发现这类女性主要来自云贵川山区。你的观点是，除了经济原因，也因为当地父母的人生任务感不强？
王向阳：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是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
另一方面，从调研观察来看，我们发现，不同于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父辈人生任务感较强的北方农村一带，云贵川渝等西南一带农村地方社会文化多自由宽松，社会规范约束性面向较弱，父辈不过度介入子女婚姻，推崇自由恋爱，女性跨区域流动障碍自然比较小。
既然是自由恋爱，有可能发生在本地，也有可能发生在跨区域流动的外出打工或上学就读中；男女双方主要考虑的是情投意合，彩礼价格、婚俗流程等弹性较大。
比如在我们调研的广西农村，彩礼问题并不突出，超出10万元的都比较少，甚至多“零彩礼”，索要高额彩礼容易被地方社会贴上“卖女儿”的负面标签。所以我认为，在一些地区，光棍是现象，不是问题。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向阳：我们从调研观察来看，光棍群体主要分布在南方宗族性村庄，在这些区域，适婚人口结构失衡严重，父辈介入反而有限，自由恋爱盛行，晚婚、不婚等普遍，光棍群体最为集中。但是在不重视婚姻的地方，光棍生活同样自由、安全，甚至滋润，在当地并不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南方周末：你此前多次说到，婚姻中介是市场需求的产物，甚至是婚恋危机的救济机制。
王向阳：在人口大流动时代，婚姻市场信息分布并不均质，客观上需要婚姻中介牵线搭桥、促成秦晋之好，尤其是对婚恋困难家庭而言，假如没有了婚姻中介，他们将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因此，婚恋压力越突出，婚姻中介市场需求越旺盛，这一群体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
南方周末：由婚介促成、男方更迫切的婚姻中，如何判断女方是“自愿”的？
王向阳：我们需要厘清一个误区，自由恋爱结婚的不等于完全自主、必然幸福。相亲介绍结婚的并不必然违背女性意愿、生活痛苦。婚姻缔结路径和婚姻家庭幸福与否没有必然关系。自由恋爱结婚的也有可能婚后自由离婚；相亲介绍结婚的用心经营婚后生活同样可以幸福美满。
至于如何识别女性当时当下的意愿，直接问一问，或者观察她订婚或结婚现场的言行举止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南方周末：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男方感觉受到欺骗，向婚介维权的案例。
王向阳：是这样的，主要难在婚姻失败的责任界定比较模糊，难以厘清究竟是女方责任、男方责任、不可抗力因素，还是婚介责任。更关键的是，彩礼等相关费用极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或转移他处，相关财产难以追回。这也是彩礼分期付款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避免一次性付款可能产生的后续风险。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责编 谭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