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58岁的外卖骑手王福民在送餐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头部重伤，后来接受了颅内穿刺引流手术。此后，他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骑车送餐。王福民原本以为自己是肯德基的人——做骑手的12年里，他只给肯德基送餐，有固定的门店、班次与领导。但当他试图申请工伤赔偿时，却发现自己找不到一家可以为他负责的用人单位。他去问门店店长，店长说配送服务“外包出去了”。他去问直接管理骑手的顺丰同城站长，对方暗示他只是“众包骑手”，与平台不构成劳动关系。
从品牌门店到配送平台，再到站点运营商和发薪公司，王福民的用工链条被切分成了许多碎片。每一家企业似乎都只是其中一环，却又共同参与了对骑手的管理。平日里，这套体系精细而严密地运转；但当劳动者受伤、需要追究责任时，很多人却难以说清自己究竟为谁工作，又该向谁寻求保障。
车祸
10月13日下午1点半，王福民缓缓走出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庭审从早上9点开始，持续了4个半小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告席上，一口水都不敢喝。到快要结束时，他的大脑止不住地发胀、头晕的感觉也来了。他在年初那场交通事故后已经习惯了这些症状，但今天的反应比往常更强烈--因为愤怒。
在法院门口见到王福民时，他已经把这些情绪压在心底。王福民1967年出生，今年58岁，安徽庐江人。他穿一件略显紧绷的黑衬衫，第三颗纽扣周围被挤出几道褶皱，包裹着极其瘦削的身体。胡子剃得干干净净，鬢角有一丝花白的头发露出来。他把黑色的棒球帽摘下来，在稀疏的头发下面、大脑顶部靠左下侧的位置，有一个凹陷的坑——这是颅内穿刺引流术的结果。年初，他在一次送餐返程的过程中摔倒在地，手术后，他的身体无法再继续进行工作。这是他出现在这场劳动争议案庭审现场的原因。
他是肯德基的驻店骑手。出事那天是1月10日，王福民照例在11点钟上线，跑“午高峰”，一上线就接到了三个单子。12点，送完三单中的最后一单，他从距离餐厅约三公里的小区往回赶，像往常一样骑行，时速在50公里左右。“骑手为了避免超时投诉，一般都能快则快。午高峰一单接一单，送完前一单，就得赶紧返回餐厅取下一单。”王福民说。返程路上，他又被派了一单。
王福民事故地点附近的十字路口（霍思伊 摄）
天气晴好，路上车也不算多。他沿着燕昌路从南向北骑行，这段路他每天要经过十几次。这是燕郊的一段交通主干道，双向车道，宽约20多米，道路边缘两侧的水泥路面有不少开裂，在坑洼处骑行的颠簸感明显。经过燕昌路和海油大街的十字路口后，王福民沿路边又向前骑了一会儿，后面的记忆就没有了。
后来，在交通大队提供的监控中，他看到了自己出事时的画面---他的车不知怎么略微偏转，一下子撞上路边缘的白色围栏，车尾高高抬起，他左侧的脸部和头部直接撞到围栏上，头盔碎裂，人当场昏迷。回想起来，王福民觉得“可能是当时速度太快，车把手稍微偏一点就撞上了。”交警认定这是一起单方事故，本人全责。
路人报了警，王福民很快被120送入当地医院。意识恢复时，他感到自己整个左脸都很疼，嘴唇尤其疼得厉害，头晕，视物模糊。医疗诊断和影像检查显示，王福民的脸部和头部多处骨折、出血，三颗牙被撞没了，其中两颗是上排左边的大小门牙，现在，这些牙还没补上。最让王福民恐惧的是大脑的“内伤”——硬膜下血肿。医生对他解释，由于头部遭受明显外力撞击，他的大脑表面血管破裂并形成积液，随着积液不断积聚，血肿可能挤压脑神经，造成颅内压升高，影响大脑正常功能，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王福民电动车撞上的路边白色围栏（霍思伊 摄）
王福民听不懂这些医学术语，但一听可能要做开颅手术，“就害怕死了”，也怕花钱。他在燕郊住了9天院，拍了3次CT，医生说血肿面积一次比一次小。当时马上要过年了，他就提前回到安徽老家，“有一点侥幸心理，希望积液可以自行吸收干净。”
但他很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以前，他一直觉得自己体格健朗，不比“小年轻”差，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拉伸，每天会练习一字马，“横叉、竖叉都很轻松，练完走路比别人快。”但事故后，只要干点轻微的体力活，他的头就嗡嗡地痛、晕得厉害，视力模糊没有好转--给记者展示微信聊天记录时，他从包里翻出了一款黑色边框的老花镜，上面的圆形标签还没撕，他说这是出事后在物美超市花50元买的。他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头一天干的活，过两三天就记不清了。
4月8日晚上10点，在老家的王福民突然失去意识，被送入县医院，连夜做了手术，从大脑中抽出积液80毫升。虽然手术较成功，他的头晕头胀有所缓解，但术后，他发现自己还是“不能使力”，“一干重活，伤口处就一跳一跳的疼。”医生说这是后遗症。第一次住院时，他还想着身体恢复后继续当骑手，现在，这个念想彻底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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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
王福民常驻的肯德基门店位于燕郊天洋广场一层。天洋城是被称为“环京巨无霸”的大型社区。这里是燕郊北部，紧邻潮白河，对岸就是通州。社区门口是818路公交始发站，早晨每5-8分钟一班，直达北京国贸郎家园。作为燕郊早期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潮中的代表性楼盘，天洋城内二三十层的高层建筑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足以容纳上万户家庭——主要的居民是往返于北京与燕郊之间的跨境通勤人群，他们贡献了大量的外卖订单。
王福民常驻肯德基门店所在的天洋广场（霍思伊 摄）
王福民生活和工作的核心轨迹就在这里，从他租住的天洋城北区到门店，步行只要3分钟。肯德基三河天洋城店，店内空间很大，一进门，就能看到点餐台旁标识清晰的“骑手取餐处”，外卖袋整齐地堆在下方的隔柜中，偶尔也有骑手的头盔出现在这里。以前，每到下午两三点，接单不那么密集的时候，王福民就会坐在取餐处旁空闲的椅子上刷刷手机，等待下一单“进来”的滴滴声响起。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
在出事前，王福民对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王福民的老家是一个典型的安徽传统农业村镇，当地人以水稻与葡萄种植为生，现在村里还有很多土路，下雨天全是泥巴。他是家里的老三，有两个姐姐。初二时，他辍学回家种地。1992年，在老乡介绍下，他和老婆来北京打拼，先是在东四的天桥底下卖盒饭，后来卖削好的菠萝、羊肉串，“那时候正值下海潮，多受点苦，一年能赚个两三万。”
2008年前后，北京开始整治、清理路边的流动摊贩，王福民转向服装生意，在大红门与金五星服装批发市场租过店面，后来在淘宝上卖货。随着线上竞争越来越激烈，到第三年，他的淘宝生意做不下去了。有老乡说燕郊离北京近，生活成本还低，“有划给北京的希望”。王福民的小儿子也这么认为，在这里安了家，每天跨城去北京上班。2014年，他建议父亲去“跑外卖”。“儿子对我说，现在流行这个，没啥门槛，只要花几千元买个电动车，之后赚的每一块钱都是自己的。”王福民回忆。他也觉得这个活挺好，正好看到肯德基宅急送在招聘驻店骑手，就去应聘了，这一干就是12年---从他47岁到58岁。
这一年，中国的外卖平台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美团和饿了么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根据艾瑞发布的外卖行业报告，2014年，我国在线外卖市场总交易额达95.1亿元，同比增长125%。王福民没有选择去美团当众包骑手，他对本刊解释，众包骑手单价比肯德基低，还要抢单、有时要跑5公里以上的距离。相比之下，他更看重驻店骑手的稳定、简单与低风险，“只需要给肯德基一个品牌送餐。”2020年后，他的工作地点更加固定--只给天洋城门店送餐。
天洋城门店的固定驻店骑手一开始有三个，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多个。在王福民的回忆里，刚入行头几年还有1800元底薪，跑一单能赚10元，月均收入有时能达到八九千元。2019年后，底薪取消，随着骑手的增多，单价逐年下降到5.01元。配送范围也从3公里扩大到5公里。不过，市场需求也在扩大。日均单量从十几单增长至三四十单，对应的是更高的劳动强度和越来越快的骑行速度。“手上同时压五六单的情况很常见，肯德基餐厅的统一配送要求是限时30分钟，从接单那一刻算起，有时一锅炸鸡就要等15分钟，每单留给骑手在路上的时间只有5-10分钟。”
肯德基驻店骑手每月只能休一天，分早中晚三班，王福民一直上晚班，每天上午11点准时上岗，经常工作到半夜12点，“10点59分还会来好几单。”午饭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才有空吃，为了图方便，他经常点最便宜的肯德基单人套餐——一个辣鸡腿堡、一份薯条、一杯可乐，“骑手可以打半价，一共只要十几块，但时间久了就吃伤了。”由于长期吃饭不规律，他的肠胃很变得脆弱，近40多度的夏天也只能喝热水。
在所有骑手中，王福民是公认最努力的一个。疫情时，他有一天跑了90单，刷新了自己的最高纪录。“其他骑手都担心感染，只有我一个人上岗，玩命跑，为了赚钱。”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老实、诚恳、别人的好能记很久。他反复提起，门店管理组的人很好，有时看他下班太晚，会把卖不掉的肯德基全鸡免费送给他。王福民也格外“感恩”于自己在这个年龄，能有这样一份年收入在5-6万元的职业。“和我那些同龄的打工者相比，这个收入算挺高的了。”他回忆说。
这是一个脆弱的农村家庭最重要的生存底气。王福民有两个孩子，都已成家，各有两个小孩。王福民家里的九亩地早就包给别人，种水稻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多元。他父亲很早去世，88岁的母亲在老家，一米五的个头，瘦得只有49斤，心脏不好，血压经常很低，经常去乡镇卫生院输液，每年的医药费至少要四五千元。这些年，王福民的妻子一直在燕郊照顾孙辈，没有出去工作，王福民每月给她转生活开支，“多的时候四五千，少的时候一两千。”2021年，小儿子贷款在天洋城北区买了一套85平米的二室一厅，房价是每平米2万元，王福民资助了几万元，没想到入手后，房价一路跌至每平米1万元，“不仅亏了一半，贷款也一度还不上。儿子焦虑到抑郁。”王福民也要帮忙还贷。那段时间，他很受打击，为了激励自己“爬起来”，他把微信昵称改为“涅槃重升”。
《逆行人生》剧照
开颅手术后，因为平台为王福民投保了平安意外伤害险，他在燕郊的住院费报销了6480元，约占总治疗费的80%，县城做手术共花了6000多元，农村医保报了60%左右。但对几乎丧失劳动力的王福民来说，自己的损失不是这些数字能够衡量的。“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会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子女的生活压力都那么大，我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后我和老婆的养老怎么办。”
这也成为他坚持维权的动力。在他看来，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受的伤，理应是工伤，应该能申请工伤赔偿。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工伤赔偿一般包括全部医疗费用、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等。按照他的伤残情况，至少应赔偿10万元以上。
王福民咨询了人社局，发现申请工商需要明确用人单位。在王福民朴素的认知里，他已经给肯德基送餐送了12年，“我就是肯德基的人。”他去找门店店长，但店长说配送服务“外包给顺丰了”，让他找顺丰站长。他去问站长，站长让去找保险理赔，平台的电话又一直打不通。他始终明确不了自己到底是在给谁干活，“我就像个孤儿一样被扔掉了。”王福民想到了AI。他第一次使用豆包，问“我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究竟该找谁？”豆包在几秒内给出了一个虚构的公司名，他连忙将其截图给站长求证，对方没有回复。
王福民长期送餐的肯德基三河天洋城店（霍思伊 摄）
用人单位
2026年7月，罗仪涵第一次在律所见到王福民。求助无门的他在工友的推荐下来到这里。罗仪涵所在的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门口，还挂了另一个牌子--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致诚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05年，前身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是中国第一家依托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发起人佟丽华也是农民出身，父亲曾有外出务工遭欠薪的经历。佟丽华听说王福民的遭遇后，立刻对这个案子产生了兴趣——这不是他们接到的第一起骑手诉肯德基案。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受访者供图）
2006年，致诚中心曾代理过农民工徐延格诉肯德基一案。2005年10月，徐延格因工作失误被肯德基辞退。他要求肯德基按11年工龄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肯德基以他是时代桥公司的派遣员工为由，拒绝承认与他的劳动关系。佟丽华告诉本刊，徐延格在肯德基工作11年，中间不断更换劳务派遣公司，到被辞退时，只能按最后一家派遣公司“不足两年”的工龄计算，获得3000多元经济补偿。起诉的结果是肯德基主动寻求和解。“那时至少还能找到一家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公司是和劳动者签了正规劳动合同的，这是劳动关系认定的基础，在责任追溯上，也更容易追到肯德基身上。”
王福民从未和任何一个单位签过劳动合同。在2024年之前，王福民一直是肯德基宅急送的骑手。2024年9月，王福民听门店管理组说，骑手可能要并到"大网"中去。几天后，他才知道，“大网”是指顺丰同城--燕郊地区的肯德基配送业务被整体外包给顺丰同城。出于降低配送成本的考量，最近几年，这个选择在大型连锁餐饮品牌中很常见。肯德基、麦当劳、瑞幸、星巴克等纷纷放弃了如“宅急送”“麦乐送”“啡快”等自建配送平台，转而通过顺丰同城等配送，将骑手绑定到末端门店。
这一变更，具体到王福民的感受上，是“微小的”：骑手接单的APP从“宅急送”变成了“顺丰同城骑士”；工资从按月发变为次日在APP提现；直接管理他的“老大”变成了顺丰同城旗下的一位潘姓站长。除此之外，门店没换、岗位没换，班次没换，工作的内容、流程与规矩也与以前一样。
但罗仪涵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得这么简单。在宅急送时期，除了肯德基门店外，负责招聘、管理与发薪的主体主要是一家--北京跳跳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跳跳虎”），这是一家专为连锁快餐店提供配送服务的第三方公司。王福民说，该企业的一名杨姓负责人当时管理着燕郊所有的肯德基骑手。但在切换为顺丰平台后，当致诚中心依旧试图按照惯常打劳动争议官司的思路：先找签约方、发薪方，看能不能锁定一个用人单位，却发现“材料越查越乱。”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罗仪涵（受访者供图）
王福民的工资流水与“顺丰同城骑士”APP的收支记录显示，每隔一段时间，给他发薪的主体会换一家企业，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差不多出现了七八家公司，仅从公司名称看，注册地来自“五湖四海”，如湖北鲸开、江西鲸慧、周口新方向等。她进一步检索这些公司，发现很多都是“壳公司”，公开渠道查不到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发薪公司和骑手签订的协议是《共享经济平台服务协议》。
工伤赔偿认定的前提一般是存在劳动关系。罗仪涵逐字研读过王福民注册顺丰同城APP时“默认”的电子协议---上面写着：所有骑手都属“众包”，骑手为品牌用户提供“特定时间段内的固定配送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骑手没有意识到，只是换了个APP，自己离劳动关系就又远了一层。”罗仪涵说。王福民告诉她，并入“大网”那天，站长主动来门店，现场帮骑手下载了APP，对于系统弹出的“各种协议”，骑手都是“默认”勾选“同意”，“谁也没认真看过这些协议，不同意就跑不了。”
接到王福民的案子后，罗仪涵以平台用工、骑手劳动争议等案由为主题检索后，调研了2021年7月至2026年6月间全国31个省份的642份相关有效裁判文书，并访谈了多位骑手。她发现，几乎所有骑手，都面临着与王福民类似的困境——“用人单位”被切得越来越碎，碎到“每一片都小到无法承担责任”。“五年前，还可以问骑手是谁的人，五年后，答案变成了谁都不是。”常凯是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长期研究平台的用工模式。他认为，平台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虽然劳动管理的基本职能被层层外包出去，但“最核心的权力”仍保留在平台手中—单价、派单规则、配送时限，现金流与市场，也就是说，平台负责制定劳动过程的基本规则，并回收劳动者创造的核心价值。
王福民每日往返送餐的燕郊（霍思伊 摄）
被纳入平台管理后，王福民感到自己置身于一张更严密的控制网络中。在2024年9月之前的“宅急送时期”，骑手负责人在后台看不到骑手是否在线，调度骑手只能通过电话。接入“大网”后，顺丰同城小站长可以在后台系统中直接调单，并实时看到每个骑手的在线状态。“平台掌控着骑手的一举一动。”他提到自己最害怕夏季的暴雨天，燕郊的很多路段地势低洼，遭遇强降雨后，水深得没过膝盖，车也“不敢骑”。但越是这样的天气，点外卖的人越多。很多次，他全身淋得湿透了，忍不住点“离线”，“下一秒就接到站长的电话，说爆单了赶紧上线。我说身体扛不住，想回家换个衣服。他说，你不跑、他也不跑，谁来跑？”罗仪涵说，这几年，行业的大方向在强化对骑手的保障，但五险一金是针对“全职骑手”的，社保补贴是符合条件的专职骑手的，但进入顺丰平台以后，王福民们即使长期驻店、每天固定班次、请假要报批，但却被归属于灵活就业的“众包”骑手，每一档福利都够不着。从司法裁判来看，“大品牌+平台”用工模式下的骑手劳动争议很多。
共同责任
2026年7月，从步入劳动仲裁程序开始，致诚中心就决定同时列举四个被告，包括肯德基品牌总公司、天洋城门店、平台运营方，以及一家事故前正在发薪的公司。罗仪涵告诉本刊，在王福民这个案例里，劳动管理的不同要素被分解了：配送的规矩主要由肯德基品牌和顺丰规定，也对接着市场。日常管理由门店与顺丰下的站点共同负责，包括驻店、排班、调单、考勤与请假审批。平台系统定单价、定时限、定考核扣罚。第三方壳公司负责发薪。
罗仪涵没想到的是，平台作为被告，主动增加了第五被告。她后来才搞清楚，在部分地区，顺丰同城将地区的站点配送业务进一步分包给第三方配送服务商，“这些服务商的身份可能很多样，有的以前是劳务派遣公司，有的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王福民的APP个人账户中，“当前站点”就显示为廊坊北京优跃---也就是第三方公司的名称。
罗仪涵认为，被告五的出现，恰恰补齐了用工链条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她查阅数据发现，根据杭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4月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顺丰同城2025年劳务外包成本达211.66亿元，约占营业成本的98.66%。她说，表面上看，为骑手排班的、派单的、发薪的、投保的、扣罚的，分属不同公司，但多个主体的行为拼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过程。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
这种“共同管理”的用工模式可以在“天洋城宅急送群”中找到痕迹。罗仪涵在寻找证据时发现了这个微信群，王福民告诉她，这是他接受日常管理的大群，共有30多人，包括门店店长、餐厅管理组成员、顺丰站长与所有驻店骑手。查阅聊天记录后，罗仪涵发现，有骑手接不了单，门店店长会在群里要求站长尽快“换一个人”。好评晒图、超时投诉问责、催骑手上线也都在群里。
事实上，在近年来的劳动争议案中，多被诉方并不少见。罗仪涵提到，《五年追踪报告》统计的642份判决中，平均每案涉诉主体达到4.32个，但最终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多主体案仅占17.6%。“因为‘告’的人太多了。”她解释，同时起诉多主体的程序性入口目前还不是很通畅。
在常凯看来，根本障碍仍在于观念和认知。很多法官在审判时长期习惯了默认劳动关系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很少认真思考“多主体共同用工怎么办”这个新问题。庞大的层层分包网络、更长的劳动关系链条，也会让法院的证据审查流程变得愈发复杂。但事实上，他进一步指出，2008年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中，就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共同雇主”的先例。常凯那时担任《劳动合同法》草案研究课题组组长，他提到，2007年前后，劳务派遣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用工方式。根据全国总工会当时的统计，全国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中的劳务派遣工约有2500万，法律是为了保障这部分劳动力市场上庞大的“脆弱人群”。2021年左右，针对平台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常凯提出了“共同雇主”和“共同责任”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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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华说，未来司法机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多元主体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第二，认定之后责任如何承担。多位受访的劳动法学者指出，劳动关系的认定强调“事实”而非“形式”。骑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不是决定性依据，更关键的是，要看在实际工作中，骑手与平台或用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但具体到王福民的案例，佟丽华和罗仪涵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举证困难。在门店的所有驻店骑手中，王福民干得时间最久。但出事后，他发现自己在App中的订单详情凭空消失了，只剩下几个数字：注册天数531天，总单量12776单，总里程18199公里。“最大的挑战在于证据灭失，最有利的证据在平台，但我们无法直接获得。”罗仪涵说，除了调取银行流水、研究各种协议与规则、固定微信聊天记录、寻找同店的骑手证人，她很难再找到更多证据，来还原王福民过去十二年的工作与生活。“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么没有痕迹。”
调研中，罗仪涵还发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一些既有的判决里，平台的责任始终没有落实。2021年致诚的报告发现，1907份判决中，法院确认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不足1%。五年后，这个数据还是小于1%。96.1%的认劳对象指向配送商（站点运营公司）、城市代理商等用工链条末端。常凯建议，有必要尽快修订现行《劳动合同法》，以适应新时代中更复杂的劳动关系。“例如，可以专门增加增加一类合同形式，即平台劳动合同，对平台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约束。”
《家事法庭》剧照
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10个月，王福民越来越感到“活着没有意义”。不能工作赚钱后，他在家庭中逐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子女原本就关系疏离，两个小孩从一两岁起就是留守儿童，和他“没什么话”。老婆在他住院时反复念叨“命好苦”，她开始替代王福民出去工作--在合肥的后厨切菜，一个月能赚两三千。两地分居后，这对22岁就结婚的夫妻，能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
开庭前两天，王福民的老母亲生病了，他忘不了离家前母亲看他的眼神，仿佛牢牢地长在自己的背上。这是王福民唯一一次剧烈的情绪波动。在与本刊记者持续六七小时的交谈中，他一直尝试用一种体面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谈到维权过程中的艰辛，没有对任何人口出恶言。但谈到母亲，他突然站起来、背过身掩面哭泣——最近几周，他不得不继续待在北京，29日还有一场针对平安意外险的开庭。他想回去陪陪病重的母亲，但如果中间回一趟老家，往返的火车费就要五六百元，这是他现在的“不可承受之重”。
（文中王福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