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
“有人在家吗？”
10月初，美国洛杉矶韩国城，34岁的塔尔·利维和36岁的凯尔·斯科布尔手捧一叠传单，在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挨家挨户地发放宣传单。
当天，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的号召下，约300名志愿者在洛杉矶各个社区敲门。
这些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近一半人是头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没有电视广告，没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额支票，手里只有一份门牌号清单和用来录入选民信息的手机应用程序。
“我其实不太会去投票，”30多岁的餐厅服务员丹尼尔开门后提醒道，想说服他可不容易。他说：“如果候选人没有大公司的资金支持，我才会投票。”
利维回答：“我们的候选人不像其他人，不会接受任何企业捐款。”
听到这句，丹尼尔才接过传单，还留下了自己的邮箱地址。
法国《世界报》称，这正是美国“新左翼”采取的“草根打法”：挨家挨户走访、动员志愿者、建立选民数据库，靠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一步步把DSA候选人送进市、州、联邦各级议会。
10月初，DSA志愿者在洛杉矶社区发放传单 外媒
DSA异军突起的声势，早已不止于街头。
过去两年，DSA这个自称“运动”而非政党的组织，会员从十年前的几千人增至12万，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今年夏天，DSA支持的候选人在科罗拉多、纽约、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州的民主党初选中接连掀翻建制派。美媒称之为DSA的“胜利之夏”。
美媒观察到，DSA的上升势头已经在主流民主党人中引发了惊愕，有时甚至是恐慌。不少民主党人将其视作“特洛伊木马”，唯恐被DSA“夺舍”。同时，共和党忙着把DSA和民主党棍捆绑在一起，贴上“共产主义”标签，敲响所谓“红色警钟”。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长期敏感的词，已经被美国“新左翼”力量推到台前。盖洛普9月数据显示，43%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18至34岁群体中这个数字是57%。
11月中期选举在即，民主党被普遍预期重夺众议院，在参议院缩小与共和党的差距。但也有人认为，DSA对民主党来说，既是助力，也是风险。《华尔街日报》提出一个观点：中期选举结果如何，还要看选民更厌恶总统特朗普，还是被刻意妖魔化的“社会主义”。
DSA迎来黄金时刻？
DSA不是政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活跃成员约12万，在50个州都有分支。
它的组织形态在美国左翼历史上相当罕见。英国《卫报》观察指出，这是一个“完全民主运作的组织”，允许成员设定目标、选举领导人并修改章程，各派系以“核心小组”形式公开争夺权力，领导人有明确任期限制。这种机制也让DSA避开了美国左翼历史上内讧分裂的老路。
在纲领上，DSA比民主党主流激进得多：全民医保、免学费教育、全民住房保障、带薪家庭假、免费儿童保育，向最富有阶层加税、批评财富集中，废除争议缠身的移民执法局（ICE），削减警察预算，并反对美国军事援助及“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2016年和2020年，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两次冲击总统初选，把“社会主义”一词带进了主流政治话语，也点燃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桑德斯并非DSA成员，但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
去年11月，DSA成员佐兰·马姆达尼击败建制派，当上了纽约市长。这成为DSA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会员几乎翻倍，分会也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堪萨斯这些并非传统左翼温床的州生根。
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DSA总部和地方分会支持了数百名候选人。
据布鲁金斯学会8月的研究，大约282名候选人获得DSA各分会支持或推荐，其中包括64名国会候选人、15名州级公职候选人、104名州议员候选人和99名地方公职候选人。初选季结束后，DSA自称已在全美赢得67场选举。
注：上述候选人仅与DSA有关联，并非全部为DSA成员或获得DSA背书 观察者网不完全统计
布鲁金斯学会分析指出，DSA支持的候选人多数集中在地方和州议会，联邦层级胜率并不高。
但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达莉娅·阿基迪认为，DSA的策略很清楚：不必说服全国多数人放弃资本主义，只需在精心挑选的深蓝选区拿下民主党初选，就能把成员送进国会。
她认为，DSA将在中期选举期间迎来迄今为止最大的政治突破，并进入“黄金时刻”。
“美国年轻人自认为过得不如父母”
在以私营企业、个人抱负和经济机会为基础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为何能找到如此多的拥趸。
阿基迪8月刊文称，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年轻美国人以及左翼思想在大学校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多年来，进步活动家和学生组织一直挑战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由一个根底子上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并倡导“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这一信息引起了正苦苦挣扎于高昂房价、学生贷款和不确定经济前景的年轻一代的共鸣。
通胀叠加住房、学费、医保账单，让“美国梦”对年轻人而言越来越像传说。对于他们来说，免费大学教育、全民医保和更大的经济平等等承诺很容易在政治上获得支持。
皮尤研究中心7月的调查显示，认为购房困难的年轻人从2021年的70%增至87%，认为支付大学学费困难的比例从71%增至82%，认为就业困难的比例从40%增至64%。
“X世代和千禧一代算得上是第一代认为自己不会比父母过得更好的人。”DSA联合主席罗默表示。
在CNN的报道中，一名DSA成员这样定义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医疗保健，意味着住房，意味着儿童保育。政府有责任切实保障公民享有这些权利，因为这是我们生活所必需的。”
DSA全国联合主席阿希克·西迪基在接受采访时说，DSA希望代表那些被政治体系排除在外的劳动者——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同时打几份工才能维持生计，却眼看着亿万富豪越来越富有。
去年9月，桑德斯支持马姆达尼竞选纽约市市长 视觉中国
桑德斯、马姆达尼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分析指出，桑德斯的两次参选总统“重组了左翼组织”，使选举制度成为争夺权力、构建群众政治的宏大战略的一部分。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则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者”可以在全美最大的城市赢得行政权力。
当然，DSA的崛起也离不开其组织方式的变化。它不再只关注政治理念的传播，而是将选举视为建立群众基础、争取政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民主党人害怕被“夺舍”
对民主党人来说，DSA既是机会，也是麻烦。
DSA候选人几乎都打着“降低生活成本”的旗号，这和整个民主党的主旋律一致。但他们走得更远：全民医保、对富人大幅加税、废除ICE、强烈反对美以特殊关系。在深蓝选区，这些主张能赢初选；但在摇摆选区，建制派担心会把中间选民吓跑。
皮尤数据显示，18至29岁选民中，39%喜欢“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由派中，有52%持正面态度。但对民主党传统票仓的少数族裔，这个标签反而是毒药：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白人占40%，亚裔30%，黑人21%，拉美裔仅20%；古巴裔、委内瑞拉裔选民更是持负面态度。
路透社分析师也指出，即使民主党因特朗普低支持率和物价问题占优，真正竞争席位只有40至50个，预计拿回众议院后多数也有限。共和党把民主党整体往“社会主义者”方向贴标签，在胶着选区可能把优势缩小一两个百分点。
除选情因素外，建制派民主党人还担心DSA的影响力过大，导致党派进一步左倾。
而且，DSA并不满足于在民主党内部争取几个席位，而是希望改变民主党的政策方向，乃至重新定义美国政治讨论中的经济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议院席位差距极小的情境下，即便是一个规模不大的DSA党团，也可能在议长选举、委员会席位分配和关键立法投票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杠杆。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普鲁克指出，如果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借助民主党的“蓝色浪潮”成功当选，他们可以与更多自认为进步派的民主党人一起组成“一支凝聚力强的立法力量”。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党内领导层就必须直接与这群人打交道，才能推动任何法案获得通过。”
“这或许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可能达成的最大成就，”阿基迪表示，“即在从未赢得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情况下，改变了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格局。”
她同时指出：“这或许是民主党的黄金时刻，但也可能标志着民主党政治身份危机的开始——最大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对面的共和党人，而是来自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猛敲“红色警钟”
DSA的崛起，也为共和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攻击目标。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把“民主社会主义者”与民主党整体联系起来，试图将中期选举包装成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还是美国传统价值”的选择。
DSA联合主席梅根·罗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对组织纲领中的一些主张作出了明确回应。当主持人询问是否支持废除参议院、改变现有总统和最高法院制度、废除ICE、削减五角大楼预算，以及在长期目标中废除监狱时，罗默对其中多项主张表示赞同，并将部分目标描述为长期计划。
这番表态让共和党获得了攻击素材，也使外界更容易将DSA的纲领与民主党全面绑定。尽管DSA的组织纲领并不等于所有民主党人的政策立场，甚至不等于所有“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完整主张。
根据多项民调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市场不小，但在不同阵营中差距很大。
福克斯新闻9月的一项民调显示，55%的登记选民对DSA持负面看法。CNN发现，近三分之一民主党人自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另一项调查发现，近六成民主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
此外，54%的登记选民根本不会考虑投“民主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
这些数据说明，美国选民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态度存在明显分化。有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医疗成本，却未必愿意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也有人反感特朗普，却同样不希望民主党向左转得太远。
因此，多家美媒分析认为，共和党能否利用DSA争取选票，取决于它能否把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具体政策后果联系起来。反过来，如果共和党只顾着给民主党贴上“共产主义”标签，却无法拿出降低房租、食品和能源成本的实际方案，选民也可能认为这只是一场转移视线的政治表演。
“更大的难关等着DSA”
如果把DSA在2026年初选中的表现视为美国政治全面左转的信号，可能为时过早。
首先，DSA的胜利高度集中在深蓝城市初选。布鲁金斯学会的结论是，DSA今夏的成功“被夸大了”，因为其胜选选区在普选中本就不会落入共和党之手。分析进一步指出，在最有可能翻盘的众议院选区，民主党初选选民提名的主要是更温和的候选人。
其次，年轻选民的热情能否转化为持续投票，仍是一个问题。中期选举的投票率通常低于总统选举，而住房、医疗等议题带来的不满，也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支持。
今年8月，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提供了一个冷水样本：DSA支持的弗朗西斯卡·洪在民调中领先，最终却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对手。Politico认为，这代表了DSA和左翼力量的“瓶颈”。
而且，DSA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红星党团”、主张以武力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党团”。它与自家明星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的关系也一波三折——2024年，DSA全国政治委员会曾威胁撤回对她的支持，理由是她“反对以色列的力度不够”。
AOC（右）与获得DSA背书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 社交媒体
美国“社会主义”杂志《雅各宾》指出了DSA更深层的困境：赢得与民主党建制派的初选是首要挑战，但“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驾驭‘社会主义’治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才是更难逾越的障碍”。
文章进一步指出，过去十年，左翼基本解决了“能否在民主党内部开展工作”的问题，但尚未解决“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避免重蹈覆辙，像以往许多美国左翼人士那样在与民主党合作时陷入困境”。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维瞻表示，美国的选举制度采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赢者通吃）规则。候选人除非在选区内得票最高，否则无法当选。这一机制不同于比例代表制，极大压缩了小党生存空间。简单多数制选举天然倾向于产生两党制。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团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两党主导格局。
美媒分析认为，2028年总统初选时，左翼需要一个能把阶级议题、反建制情绪和可治理性结合起来的候选人，而不是只靠“反特朗普”或身份政治。桑德斯证明了可能性，但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真正治理，而不是永远当批评者，仍是更大的考验。
DSA或推动民主党人改变对华立场？
整体上，DSA主流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是明确的。
DSA在2021全美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中提出四大议题：结束美国的战争机器，削减五角大楼预算；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结束封锁、禁运和制裁，停止对伊朗、古巴等国的经济战；以及，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同时，DSA在多项文件中指出：拒绝美国对华“新冷战”。该协会反对美国以“大国竞争”为框架的对华对抗，反对贸易战，反对将资源投入海外军事对抗，主张通过气候和公共卫生等议题与中国寻求合作。
DSA纲领承诺，将致力于推动美国政府“结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姿态，包括当前贸易战和任何未来的侵略性经济、外交或军事行动”。
此外，DSA成员的公开表态，也能说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进一步“向内”的倾向。
《世界报》采访的志愿者斯拉马蒂说，她希望纳税人的钱更多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民众生活，而不是战争与加沙局势。西迪基则强调，DSA希望改变由富豪和战争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局面。
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一趋势延续，美国对外军事援助、长期的大国竞争和海外部署，或许会面临更严格的国内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