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20世纪。当时，精神病学界对同性恋的成因还笼罩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动力学迷雾中，普遍认为同性恋是异常家庭关系造成的，且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治愈”。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精神病学家埃利奥特·斯莱特（Eliot Slater）在处理伦敦莫兹利医院的临床档案时，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统计规律。
斯莱特系统分析了莫兹利医院男同性恋患者的家庭背景。当他把这些患者在同胞群体中的出生顺位拉出来一算，一个引人注目的统计学信号浮现了：这些男性往往在兄弟姐妹中出生得更晚，出生顺位更靠后。
十几年后，斯莱特的观察结果在该医院另一组患者身上得到了验证。（20世纪70年代，精神医学与心理学协会否定了“同性恋者需要治疗”的观点。）这些结果不禁让整个医学界追问：一个男孩子的性取向，竟然可能与他在家里的出生顺位存在某种统计关联？
兄长效应
斯莱特等人的研究也启发了加拿大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起，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和安东尼·F.博加特（Anthony F. Bogaert）开始研究这种出生顺序效应。
他们采用了斯莱特设计的一个指数，即一个人拥有的年长同胞数量除以其同胞总数，来表示一个人的出生顺位。因此，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子的斯莱特指数为0，末子的指数为1。布兰查德和同事在多项研究中发现，同性恋男性的斯莱特指数通常比异性恋男性略高，也就是说，他们在同胞中的出生顺位往往更靠后。这可能有四种原因：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哥哥、更多的姐姐、更少的弟弟，或者更少的妹妹。
为了弄清楚这四种因素中究竟是什么在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运用了一种名为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的统计技术。结果表明，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男性的同性恋倾向与亲哥哥的数量存在统计学关联，而与姐姐、弟弟或妹妹的数量没有显著关联。1996年，布兰查德和博加特发表了相关研究，将这种影响称作“兄弟出生顺序效应”（fraternal birth order effect），人们也通常将其简称为“兄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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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他们量化了这种效应的强度，发现与没有兄长相比，每多一个兄长，男性成为同性恋的几率就会增加33%。此后，多项研究在不同人群中重复观察到了这一关联。研究者还曾估算，这种效应可能与约15%～29%的男同性恋者有关。不过，这一比例属于统计模型的估算，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已经证实，这些人的性取向是由“兄长效应”造成的。
然而，多一个哥哥，为什么会增加男孩未来成为同性恋的概率？这种出生顺序效应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先天，还是后天（Nature or nurture）？
如果是弗洛伊德，他可能会主张，家里哥哥的存在改变了家庭氛围，最终影响了幼子的性取向。这正是一些强调后天社会环境的理论所提出的解释。不过，这一观点一直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
例如，2006年，博加特通过研究发现，只有共享同一生物学母亲的兄长数量，才会出现“哥哥越多，弟弟越倾向同性恋”的奇特效应；而且无论是否在同一个家庭被抚养长大，也无论彼此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都不会改变这一规律。反观那些同父异母的兄长，抑或非亲生兄长（如继兄、养兄弟），即便从小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也均无此效应。
这一结果更支持产前因素的解释，但还不能据此断定具体机制。那么，是否有某种生物学过程，在男孩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母体免疫
医学界早已熟知一种经典案例——胎儿和新生儿溶血病。当一个Rh阴性血的母亲怀上Rh阳性的胎儿时，如果胎儿的红细胞进入母体循环，母亲的免疫系统可能将胎儿红细胞表面的Rh抗原识别为外来成分，并产生相应抗体。如果后续妊娠中胎儿仍为Rh阳性，这些抗体就可能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液，攻击其红细胞，引发溶血病。
那么，母亲怀男孩时，是否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免疫反应？
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布兰查德和博加特脑海中萌生：母体免疫假说（Maternal Immune Hypothesis, MIH）。他们推测，每当一位母亲孕育男性胎儿时，胎儿身上某些男性特异性成分会进入母亲的血液。母亲的免疫系统会将其识别为“非己”外来物并产生抗体。随着孕育男胎次数的增加，这种母体免疫反应会不断累积、增强。这时，这些抗体就很有可能穿过血胎屏障进入后出生的男性胎儿体内时，并与胎儿大脑中特定区域的细胞表面蛋白结合，从而改变其性别分化路径。
不过，这起初只是基于统计学数据的间接推论，尚未得到直接的免疫学证据支持。直到2017年，研究人员才找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兄弟出生顺序效应”的母体免疫假说机制：当母亲多次孕育男性胎儿时（A），体内针对男性特异性蛋白（如 NLGN4Y）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怀孕次数呈阶梯式累积（B），而这种不断升级的免疫记忆最终会提升后续出生男孩的同性恋概率（C）。图片来源：Anthony F. Bogaert/PNAS
为了寻找引发母体免疫反应的男性特异性蛋白，研究团队通过严密的演绎推理和反复筛选，最终锁定了几个藏在Y染色体上的“嫌疑人”。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一种叫做NLGN4Y的突触细胞黏附分子。它不仅带有鲜明的“男性标签”，还参与神经突触的形成和功能调节，被认为在男胎大脑发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后，布兰查德和博加特带领团队分析了数百名女性的血液样本。他们发现，那些生有同性恋儿子的女性体内针对NLGN4Y的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尤其是那些有同性恋儿子、且该儿子有哥哥的母亲。这项2017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的研究首次通过直接的生物化学实验，为母体免疫假说提供了初步的免疫学证据。它提示，母亲针对Y染色体相关蛋白的免疫反应，可能是理解兄长效应的一条重要线索。
姐姐也有影响
此前，布兰查德曾一度认为，姐姐的数量并不会对男性的同性恋倾向产生显著影响。按照经典的“母体免疫假说”，由于女性胎儿体内不携带Y染色体相关的特异性抗原，无法触发母体的免疫反应，因此姐姐的数量在理论上不应对弟弟的性取向产生累积的免疫影响。
然而，近几年的研究却发现，除了哥哥，姐姐的数量也与男性的同性恋倾向存在关联，只是这种关联通常较弱。2021年，布兰查德带领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亲生姐姐与男性同性恋倾向的关联强度约为哥哥效应的一半。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母亲此前流产的男性胚胎引发了母体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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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米歇尔·雷蒙德（Michel Raymond）及其同事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上发表研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假说。研究团队建立了数学模型，并将模型预测与来自印度尼西亚、法国、法属波利尼西亚、希腊、加拿大、捷克、萨摩亚和伊朗的8组既有数据进行比较。模型结果显示，每多一位哥哥，男性成为同性恋的几率大约上升30%；而每多一位姐姐，该几率大约上升20%。
研究团队估算，如果要完全解释“姐姐数量与男性同性恋概率上升”这一关联现象，需要有37%～58%的受精卵发生流产。然而，以美国为例，已确认的怀孕中大约10%～20%会以流产告终。因此研究者指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雷蒙德在接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采访时表示：“母体免疫假说也有可能并不成立，现阶段还无法下定论。”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讨论的都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关联，并不能用来预测某个个体的性取向。而性取向或许无法通过单一机制来解释。
小说家贾斯汀·托雷斯（Justin Torres）曾在科学播客“Short Wave”中坦言，他对这类科学研究保持着某种警惕：“出生顺序效应方面的研究固然有趣，但我担心科学有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性取向是如此复杂而独特，“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非要用科学去强行解释它。”节目主持人塞莱娜·西蒙斯-达芬（Selena Simmons-Duffin）笑着回应道：“科学家很难抗拒这种神秘而迷人的复杂性。”
参考链接：
https://doi.org/10.1176/ajp.153.1.27
https://doi.org/10.1017/S0021932098005112
https://www.pnas.org/doi/full/10.1073/pnas.0511152103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0604102103#core-B3-1
https://www.pnas.org/doi/full/10.1073/pnas.1705895114
https://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jp.153.1.2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26-03512-3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64898/2026.03.09.710348v3.full#sec-13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588874-how-older-siblings-may-shape-sexual-orientation-via-mothers-immune-system/
https://www.npr.org/transcripts/nx-s1-5742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