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古籍，常见人名前冠一地名，余素来以为，此不过是出于区分同姓同名而随手标注之籍贯，本觉顺理成章，无可疑义。今读晓徵先生《潜研堂集》中《与一统志馆同事书》一文，方知其中学问之深奥，而其背后折射之历史变迁，更是波澜起伏、引人深思。晓徵先生此文，系写给清代编修国家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馆中同人的考证书札。其中针对历代名人姓氏前所冠地名的考证剖析，尤为切中要害。盖古人姓名前所冠者，往往并非真实生长之“籍贯”，而是宗族门第传承之“郡望”，此乃魏晋以降士大夫崇尚门第之遗风，属于谱牒之学，未必与本人实际居止之地相符。然而，历代官修地方志者多昧于疆域变迁，误将郡望作籍贯，甚至不惜割裂史实、张冠李戴，滥收名人以充当本地“乡贤”。
观乎古今，这种“强引名人以自饰”之陋习至今未绝。古人修志，尚不过是出于一州一郡之文化虚荣，今人若出于地缘文旅之商业目的，刻意寻觅前代名人之片言只语，硬将其划归本地，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景点，则完全超越学术考据之范畴。此等行径是将经不起推敲之“伪史”，强行包装为言之凿凿之“信史”，其本质是以利益侵蚀历史真实。是故，重读晓徵先生之原文并逐一剖析注释，厘清“侨置临沂”这类地名背后的郡望与地理之界限，剖析古今人心之虚妄，尤为重要。以下引原文逐一展开讨论。
夫輿地之誌，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遊釣所在，俾後世聞其風者，興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尚，王必太原，瑯邪，李則隴西，趙郡，謝稱陳郡，裴號河東，雖去其鄕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誌州郡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鄕賢之數，甚可笑也。
“生長是邦，遊釣所在”，本指其人确曾生活起居，履痕所至之地，将此类确曾在此生活过的名贤载入方志，使后人追怀其遗风、兴“高山景行”之思，本无可厚非。“高山景行”典出《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表达的正是后人对崇高德行之仰慕和效法。然此以本地为断之修志原则，自魏晋以降渐被门第观念扭曲，彼时士大夫阶层极度崇尚门第士族，姓王必称太原，琅琊，姓李必称陇西，赵郡，姓谢必称陈郡，姓裴必称河东。即便离乡去国已数十代，历经数百年，仍必追溯其祖先最初发迹之“郡望”。所谓“郡望”，“郡”为行政建制，“望”指名门望族，合而言之，即某一地域社会公认的显赫家族标识。这一现象源于东汉门阀制度之形成，后演变为区分士庶贵贱之标尺。
晓徵先生行笔至此，明确指出，标榜郡望纯属考据家族源流之“氏族之学”，与实际地理空间毫无干系。然后世诸多编修地方志者，因昧于地理疆域之历史沿革，竟糊涂将血统郡望当作实际籍贯，滥收这些从未落脚过的名人充当本地之“乡贤”。这种割裂地理事实、强行攀附名人的举动，在先生看来，实乃荒诞可笑。
然而阅读治学，若仅停留在字面的考据，未免浅尝辄止。余尤留意到晓徵先生行文中“魏晋以降”四字，何以“魏晋以降”会形成“士大夫以门第相尚”之局？“魏晋”作为历史转折点，其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深刻演变？由此，余遂翻检群籍，探寻其历史演变之轨迹。究其根源，“魏晋以降”门第风尚之兴起，实乃选官制度之变革与重大历史动荡交织之结果。晓徵先生在此文中虽未展开详述，然在先生又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篇中，对此已有精辟论述：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獨尚氏族，奉勅第其甲乙，勒為成書，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士既貴顯，多寄居它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
晓徵先生以简练笔法，勾勒出“郡望”观念自魏晋确立、至赵宋转变之完整历史轨迹。魏晋以前之两汉，籍贯观念清晰且朴素，郡域选官犹重乡里清议与个人德行。及至曹魏，魏文帝采纳陈群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以“门第阀阅”取代“乡里德行”，成为新的选官标准。然中正制评定之权益很快被各大士族所垄断，致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门第取士”渐沦为世家大族固化分配特权之工具。正如先生所言，直至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平民方重新获得仕途上升通道。
然门阀观念有其深厚之心理惯性，唐代崇尚世族之风气依然顽固。唐朝皇权为打破山东士族的社会声望与门第优势，运用行政力量加以干预，先后诏令编撰《氏族志》《姓氏录》，“第其甲乙”，试图以官方意志重塑社会等级。而后经历“五季之乱”，即五代十国之际常年战乱，官修谱牒在战火中多尽散失而不可考。进入赵宋时代，科举取士规模渐达，平民文官政治渐趋确立，朝廷放弃对世系谱牒之管控，然欧，苏等士林名流依然崇尚谱牒，以致民间“私谱”蔚然成风。于是乎谱牒功能发生改变，其从魏晋隋唐向朝廷证明门第，获取政治特权之凭证，转变为宋代凝聚族人、道德教化与宗族互助之纽带。“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郡望观念，由此在制度与心理层面均趋式微。
其次，郡望风尚之流行，亦有其历史之成因，此即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大规模南渡所形成的“侨姓”士族群体。这些显赫家族被迫离开了世代经营的北方故土，却急需在江南重建其政治与社会地位。此时，远在北方的“郡望”，便成了他们身上几乎唯一不可被剥夺，用以证明自身门第身份的精神凭依。而对于东晋南朝朝廷而言，为安抚并拉拢这批南渡士族，不得不推行“侨州郡县制”，在南方以北方之旧地名侨置行政建制，保留其北方籍贯并予以赋税优免。如在今南京附近之江乘县一带侨置南琅邪郡与南临沂县，用于安置来自琅邪临沂的南渡移民等。
顏氏本瑯邪臨沂人，顏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矦含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郡誌：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鹹康元年，桓溫領郡，鎭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協，晃，之推諸人，史書瑯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留居關中，為雍州萬年人，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鄕之思，訖未聞還居瑯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眞鄕，杲卿，泉明等，實沿襲之譌。
上引文中，晓徵先生以两处史料考证颜氏郡望和实际籍贯之差异。换言之，史籍所载颜氏后裔之“琅琊临沂”，指东晋南朝于江南侨置之“临沂”，而与颜氏祖籍故土，即晓徵先生笔下的清代沂州（亦即今日之山东省临沂市），已无实际干涉。颜鲁公真卿是唐安史之乱时期之名臣，据《颜氏家庙碑》之碑文题记，颜真卿撰此碑文时已七十二岁，而距永嘉元年，晋元帝移镇建业（今南京）相隔约四百七十年。正如颜真卿所记，南迁的颜氏先祖其下七代皆葬于上元的幕府山西（在今南京附近）。
《宋书》是南朝齐梁史学家沈约所撰，记述刘宋一朝约六十年之史事。《宋书》体例严整，后世列为正史。《宋书·州郡志》记载，西晋末永嘉之乱，琅琊国人随晋元帝渡江者有一千余户，东晋大兴三年，置怀德县。其地约在今南京一带，属当时为安置南下流民而设的侨置。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时，镇守于江乘县蒲洲的金城上，请求割丹阳郡江乘县境立郡，又分出江乘县的土地设立了临沂县。晓徵先生在此引《宋书》为第二证，再次推断“史書瑯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矣。”
余由此想起同为唐代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为韩愈，其实际籍贯乃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然韩愈常自称“郡望昌黎”（郡治在今辽宁义县一带），后世尊称其为“韩昌黎”，早已成为文学史固识。另一则为“诗仙”李白，李白诗文中常自称“陇西李白”，其郡望虽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然参考李阳冰《草堂集序》与范传正所撰墓志铭，李白祖上隋末流寓西域，其本人出生于安西都护府之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后随父迁居蜀地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一生足迹似未踏入陇西一步。由此可见，魏晋隋唐士人以“郡望”标榜家族声望，乃当时主流之文化心理，而混淆“郡望”与“籍贯”、将二者混为一谈，则是后世地方志编纂者之疏误。
晓徵先生考证之结论，最终落在颜氏后裔之迁徙轨迹上：颜之推遭遇南北朝战乱，由北齐入北周，其子孙后代便留居关中，著籍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颜之推虽曾为其子取名“思鲁”，以寄托对故土琅琊之深切思念，然终其一生全家未尝还居山东琅琊。此种名曰“思鲁”却终老关中之无奈，正是一种深刻之历史羁旅与精神寄居。清代山东沂州府所修撰方志，竟将颜氏先祖等一概收入本地《人物志》中列为“乡贤”，实乃因袭陈误、张冠李戴之荒谬。
至于地名“临沂”之沿革，余于此略作补笔以明之。昔秦并六国，因其地濒临沂水，始置“临沂县”，隶属琅琊郡，是故“琅琊临沂”之称，自古有之。待至东晋永嘉之乱，北方故土沦没，东晋朝廷为安置南渡之琅琊侨民，遂于建康（今南京）之侧，侨置“南琅邪郡·南临沂县”。前文所述颜氏先祖，其实际生息之所，实乃此江南之“南临沂”。而北方临沂原址之建制，历朝几经更迭，至清代乾嘉之际，即晓徵先生撰文之时，已改设为“沂州府”，此即先生文中所谓之“今沂州”。迨及民国肇建，废府存县，当地复用古名“临沂县”，沿革至今，即今之“山东省临沂市”。
嘗自稱趙郡蘇軾，而潁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欒城，今若以二蘇入眞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愚意若此類者，並當博考改正，庶幾一洗向來誌乘之陋。
读至晓徵先生此札结语，可谓语重心长。余以为，上文关于颜氏郡望与实际籍贯之缜密考证，乃至此处又举苏氏兄弟为喻，旨在针对当时《大清一统志》馆同仁之编撰谬误，此亦先生撰此书札之本意。文中言及之“颍滨遗老”即苏辙，其晚年仕途遇挫，贬谪遇赦后退居颍昌，筑室于颍水之滨，遂自号“颍滨遗老”。苏轼、苏辙乃四川眉山人，天下皆知。然其远祖本出北方名门“赵郡苏氏”，唐文人苏味道便是赵州栾城人，后贬眉州，子孙遂家于眉州定居。赵郡下辖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区），是故东坡常于书信碑铭中署名“赵郡苏轼”，乃标榜其家族郡望，苏辙晚年将其文集定名为《栾城集》，亦是追念先祖之遗意。
换言之，“赵郡”为郡望、“栾城”为祖籍，“颍滨”为字号，三者性质不同，不宜混为一谈。先生之意旨极其洞明，清代栾城属直隶正定府，初名真定府，雍正间为避讳而改名，今河北石家庄一带。若修志者不考源流，拘泥字面，僅据苏轼自署“赵郡”，苏辙集名“栾城”，遂将籍贯四川眉州之苏氏兄弟强列于直隶真定府人物志中，岂非悖谬之甚？
“可乎？不可乎？”此一设问，直指历代修志者割裂史实、强引名人以自饰之通病。至此先生乃郑重言之：“愚意若此类者，并当博考改正，庶几一洗向来志乘之陋。”此番掷地有声之言，不仅是对当时馆臣之棒喝，更照见了一代大儒不阿世俗、求真务实之学术良知。修史修志，贵在存真，若以虚名掩盖信史，则无论古人修志之虚荣，抑或今人开发文旅之附会，皆为先生所讥“志乘之陋”也。
以上引晓徵先生书札为发端，辨郡望与籍贯之别，考侨置与沿革之变，终以颜氏、苏氏为例，揭露历代志乘攀附名人之积弊。然若仅以考据终篇，犹未尽其深意。余由此篇感发所思者，绝非止于一人一姓一地之真伪，实关今人读史之方法、观史之眼光，亦为理解整体历史流变之钥匙。
读史治学，首当识地名非千载不变之标签，而是历史层累之产物。同一“临沂”，有秦汉之临沂，有东晋侨置之南临沂，有清代之沂州府，有民国之临沂县，亦有今日之临沂市。同一“琅琊”，有北方之琅琊郡，有江左侨置之南琅琊。同一“赵郡”，既可为郡望之符号，又可牵出栾城、真定、眉山之一串迁徙。若见名不见史，仅凭今日地图按图索骥，未有不陷误区者。古人自署郡望，乃一时之文化心理，史传所记籍贯，乃一代之制度实录，方志强收乡贤，又往往杂以地方之虚誉，三者一旦混淆，则史实乱矣。
是故治史当兼具“辨伪”与“体解”之双重态度。辨伪者，意在求真。方志滥收乡贤，文旅强造故里，以片言只语为据，以商业利益为依归，将经不起推敲之伪史包装为信史，此固当严加纠驳。然体解者，意在知人。古人标举郡望，非尽出于虚妄，其中有权门之自矜门第，有士族之固位自保，亦有乱世流离中企图攀住一线身份凭依之无奈。颜之推为子取名“思鲁”而终老关中，南渡士人侨置临沂而遥望琅琊，此中悲谅，岂一句“张冠李戴”所能道尽？故今日读史，既不可为地方利益所惑，亦不可因考据之冷峻，抹杀古人精神寄居之温情。
郡望与籍贯之辨，对当今世界尤有启发。今世移民迁徙之广，远逾古人。籍贯、户籍、出生地、成长地、居住地，早已多重交错。海外华人以“陇西李氏”、“颍川陈氏”、“琅琊王氏”为堂号，未必真能溯源至某郡某县，然此符号用以凝聚宗亲、安顿离散之人心，自有其文化功能。若将郡望本质化、血统化，重现魏晋门阀之陋，固大悖历史潮流。然若将籍贯绝对化，以今地裁古事，以商业夺学理，则又落入方志攀附之窠臼。故郡望籍贯之辨最终教人者，乃是承认认同之多层、历史之流动与地名之记忆。读史不惟在乎求鉴戒，更在于以了解之同情，还原古人在其特定时空下安身立命之场景。
至若结合中原民族地域之历史流变，则此中意蕴尤深。华夏大地地处欧亚大陆之东端，西有高原，北接草原，东南临海。数千年间，北族南下与中原王朝争衡，海疆变局与王朝更迭，交织成一部迁徙、冲突、融合与重生之壮丽史诗。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士族仓皇渡江，侨州郡县立于江南，南琅邪、南临沂、南兰陵、南徐州，皆以北方旧名侨置江左。彼时之郡望，已非实际居地，而是精神原乡。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汴京陷落，士人随驾临安，口称“行在”，心念故都，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虽为讥讽偏安之辞，亦折射出地理已迁而故都记忆难泯，文化认同难断之痛。籍贯在南方，郡望在北方，葬地在江南，记忆在河洛，郡望与籍贯之分离，遂成为乱世中一种普遍之命运。
余以为，此种坎坷命运恰恰表明，中华文明非静止之疆域，固化之范畴，而是流动变化，并在变化中延续之共同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理中国屡经分裂，文化中国却借由谱牒、郡望、地名与礼俗，不断延续。冲突碰撞固为一时，融合汇通方为主流。北族南下，带来血统、制度与文化之交融。衣冠南渡，推动江南兴盛、经济南移与文化之积淀。靖康之后，海洋贸易渐盛，东南海疆日重。冲突固然惨烈，然文明之韧性，恰恰在于能容纳异质、化创伤为新生。魏晋郡望之尚，曾使寒门见弃，后世若再以郡望划界、以籍贯争名，不过是重踏旧弊。真正值得吾人所继承者，乃一种迁徙而不忘来路，融合而不失自我，离散而犹能相系相凝之文化精神。此即郡望籍贯之辩所以关乎读史方法，观史眼光与历史流变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