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警方统计，近年来日本每年因电信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3000多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0多亿元）。因此问题的前提本身就有偏差，并不是骗子不找日本人，而是骗中国人常用的那套手段，在日本行不通。
要我说，这事得从根上捋。
骗子选择目标的标准并不是看这个人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这个人是否有被欺骗的可能性。日本社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现金交易的比例较大，它的线上支付普及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到2023年为止，在日本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大约为40%，而在我国则早已超过了86%，我在东京出差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在便利店里有一半以上的顾客还在使用硬币进行付款。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说白了日本人钱不是在手机上流转的，所以诈骗分子不能通过一条链接或者一个二维码来盗取钱财。
这里面还有更深的道理。中国的移动支付在过去10几年里发展迅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把转账的费用降到最低。我的姑妈62岁来自河南周口，她连字都不太会打，但用起微信支付来却比我还精通，这样的方便当然是好的，但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一条快速敛财的通道——只要把人骗入局，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钱转走。
在日本办理银行转账手续非常麻烦，跨行转账还要收费，大的金额需要到网点去办理，很多ATM机到了晚上还会关闭服务。即使被骗成功了，等人们赶到银行排队的时候已经清醒过来。
这并非因为日本人智商更高，而是繁琐的支付系统变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期”。
更深一层地讲，骗术就是信息差的问题。中国的总人口有14亿多，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别很大。我在深圳曾经遇到一位名叫老周的反诈骗民警，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曾提到一起发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县城里的杀猪盘案件，受害者是一名退休教师李老师，被骗了47万，骗子以投资平台客服的身份与李老师交谈了3个月之久。
老周认为，李老师之所以上当，是因为没有接触过真实的股权投资信息，在这个小城市里还没有开设任何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所以她的主要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手机上的各种广告和通知。
日本和中国的差别很大，日本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中国那么大的差距，东京和北海道农村的人看同样的电视节目、用同一家银行、接受相同水平的金融教育。信息差小，骗子就很难找到可乘之机，我认为这便是最重要的地方。
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语言障碍，在中国的电信诈骗团伙中，大部分都在缅北、柬埔寨、菲律宾等地活动，而在这些园区里工作的人员大多会说中文，并且能够理解中国人所处的社会心理。如果要让他们去骗日本人的话，除了日语难不难学之外，还要考虑到日本人的社交习惯很难适应吧。
日本人接到陌生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拒接，绝对不会因为好奇去接听。我的一位朋友，在日本大阪从事国际贸易的老陈告诉我这样一句话：日本人连打推销电话都不会接听，你能指望他会和骗子聊上3个小时吗？
比起现状，我其实更担忧未来。
中国反诈骗系统的这两年发展很快，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公安部对于跨境打击力度也日渐加大。不过骗子们也在不断进化着自己。人工智能语音合成和深度伪造视频的技术一旦成熟之后，语言上的障碍就不再是问题了，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东南亚的人，都逃不掉了。
其实电诈盯上中国人，并不是由于我们笨拙，而是由于我们的市场太大、移动支付太方便、地区发展不均衡、信息差距很容易被利用的缘故。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对骗子来说一片肥沃的土地，日本这片土地并不是没有人来耕种，而是土壤性质不同，同一种子种下去产量相差很大。
缅北电诈园区被端掉之后，一些人就开始转战到非洲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非洲移动支付正在爆发、MPesa渗透率接近90%的情况下，当地的反欺诈体系又非常缺位。所以骗子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支付方便但是防线薄弱的地方来作案。
有时我会想，中国的反诈教育何时才能像日本一样深入到社区中去普及开来，何时才能给银行大额转账设置一个强制确认的“延迟到账”功能，让县城里的李老师们也能轻松辨别出一个投资项目是否合法——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骗子就会另寻他路了。
但是那天距离现在有多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