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3月21日，重庆人民公园相亲角，父母代子女相亲。（视觉中国/图）
中国婚恋市场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2020年，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流传着一张特殊的“中国地图”，但它标示的不是GDP，也不是人口密度，而是用红色和蓝色分别标出中国各个地级市的“单身率性别差”。红色的区域表示男性单身率高于女性，蓝色的区域表示女性单身率高于男性。
在这张地图上，云南、贵州、甘肃等欠发达内陆地区，是一片深红；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城市群，则是一片深蓝。红蓝分界线，几乎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界线。这意味着，在欠发达地区，找不到老婆的男性更多；在发达地区，找不到老公的女性更多。
同一个国家，婚恋市场上仿佛在同时上演着两出截然不同的图景。更让人困惑的是，主角竟然是教育背景截然相反的两群人。在发达城市里，单身的是高学历女性；在欠发达地区，单身的则是低学历男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性别比例失衡的自然结果，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
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四位经济学大侦探——方敏、黄子彬、王禹石和杨宇——在《国际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一套严密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尝试着为我们揭开这个谜题背后的真相。
1空间错配就像侦探到达案发现场后首先要仔细勘察一样，几位经济学大侦探首先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入手，梳理出了三个关键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女性正在“逆袭”教育战场。从1960年到1995年出生的各个世代，女性与男性的教育差距一直在缩小。这个趋势在1985年前后出生的群体中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开始超过男性。到了1995年出生的群体，这种逆转已经非常明显，尤其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在今天的婚恋市场上，高学历女性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高学历男性。这个变化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婚姻市场的“匹配规则”根本来不及调整。
第二个事实是，服务业成了女性的“主场”。数据显示，女性正在从农业和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在2000年，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女性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比例还比男性低17个百分点；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比男性高21个百分点。而且这种趋势在所有教育层次中都存在，只是在高学历女性中最为明显。这意味着，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正在向那些服务业发达的城市集中。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恰恰就是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第三个事实是单身的地理分化，这一点我们已经从那张地图中清楚地看到了。
这三个事实就像三条线索，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的婚恋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空间重构。
面对这些事实，很多人会想到用那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性别比例失衡——来解释。这种解释认为，男性比女性多出几千万，所以自然会有很多男性找不到老婆。这个解释当然有道理，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剩男”和“剩女”会同时出现，更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在地理上如此泾渭分明地分开。
这几位经济学大侦探提出了一个假设：中国婚恋市场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迁移、多部门生产、多技能劳动力和本地婚姻市场的空间均衡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逻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那就是我们可以把婚姻市场看成是一场大型的“配对游戏”。每个进入市场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筹码”——教育水平、收入能力、社会地位等，寻找最合适的伴侣。但是，这个市场不是统一的大市场，而是按照城市分割成无数个小市场。你在北京工作，就很难和远在贵州农村的某个人谈婚论嫁。
而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迁移浪潮。大量年轻女性从农村和内陆地区迁移到发达城市，进入服务业工作。在发达城市，女性倾向于“上嫁”，要寻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伴侣；男性倾向于“下娶”，想寻找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己的伴侣。
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错配。在发达城市，大量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聚集在一起，但她们希望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男性，而这样的男性在数量上又远远不够；在欠发达地区，大量低学历、低收入的男性留了下来，他们希望找到愿意“下嫁”的女性，但这样的女性早已迁往城市。
2“反事实模拟”在经济学中，要证明因果关系，最理想的方法是做随机实验。但婚姻市场显然不可能做随机实验——你不可能随机分配一些人去发达城市、另一些人留在农村，然后观察他们的婚姻结果。
这几位经济学家是怎么破案的呢？他们使用了一种叫作“反事实模拟”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模型造一个“如果当时没某种变化，结果会怎样”的平行世界，再和现实对比，看看差别有多大。
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性别特定的空间人口变化，也就是说，如果男性和女性在教育水平、行业分布和地理迁移上完全相同，那么中国的婚姻市场会是什么样子？这相当于说，女性和男性在空间分布上完全对等，那么婚姻市场的“单身率”会有什么不同？
他们模拟出来的结果是，在全国层面，消除性别特定的空间人口变化，可以使女性的单身率下降约30%，男性的单身率下降约12%。而在发达城市，女性的单身率将下降近39%，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率更是会下降超过50%。分析进一步显示，教育差距的缩小可以解释大约三分之一的单身率变化，而空间-行业分类——也就是高学历女性向发达城市服务业的集中——解释了另外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全国层面的行业结构变化对婚姻匹配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个结果意味着，中国婚恋市场的“单身率”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虽然中国的男性总量上确实多于女性，但更严重的是“合适的”男性还分布在错误的地方；不是中国的女性要求太高，而是“相匹配的”男性供给在空间上严重错配。
破案之后，几位经济学家并没有止步。他们开始预测未来的走向。基于2000年到2015年的趋势，他们把模型推演到了2030年。
他们给出的预测结果是，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到2030年，全国女性的单身率将从3.46%上升到5.49%，男性从8.17%上升到10.10%。而在欠发达地区，低技能男性的单身率将从8.71%飙升到12.02%；在发达城市，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率将从9.55%上升到15.18%。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中国，每七个高学历女性中，就有一个可能在30岁以后依然单身；每八个低技能男性中，就有一个可能找不到伴侣。而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的孤独和遗憾。
3低效的婚姻补贴面对这样的前景，有人可能会问，政府为什么不通过婚姻补贴来鼓励结婚呢？
几位经济学家在论文中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事实分析。他们模拟了不同规模的婚姻补贴政策——从补贴家庭收入的5%到100%——来看这些政策对婚姻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即使提供相当于家庭收入10%的婚姻补贴，全国女性的单身率也只能从3.46%降到3.17%，男性从8.17%降到7.89%。
为什么婚姻补贴如此低效？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单身者并不是因为“不想结婚”而单身，而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单身。在发达城市，一个高学历女性即使拿到再多的补贴，也无法凭空变出一个比她更优秀的男性；在欠发达地区，一个低技能男性即使拿到再多的补贴，也无法让那些已经迁往城市的女性回来。婚姻补贴就像给一个饥饿的人发钱，但市场上根本没有他想要的食物。
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与性别密切相关的空间人口变化正在快速改变婚恋市场的“供给结构”，而婚姻的社会规范却依然停留在过去。
过去几十年，中国女性在教育、就业和迁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她们不再是被动的“婚姻市场参与者”，而是主动的“人生规划者”。她们通过教育提升自己，通过迁移寻找机会，通过就业实现独立。这些变化本身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但与此同时，婚姻市场的“匹配规则”却变化缓慢。女性依然倾向于“上嫁”，男性依然倾向于“下娶”。这种规范不仅体现在个人偏好中，也渗透在社会舆论、家庭期待和文化传统中。当“女性向上流动”遇到“女性向上婚配”，就必然产生结构性错配。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而是整个社会在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阵痛。
几位经济学家在论文中也坦陈，这种矛盾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婚姻补贴无效，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钱”；改变社会规范可能有效，但需要漫长的时间；而通过政策干预人口迁移——比如补贴高技能男性迁入发达城市——虽然理论上有效，却可能带来严重的性别公平问题和福利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