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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和日耳曼人
“在战场上，首领的勇敢不如他人将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首领，也是他们的耻辱”“如果他们的本土长年安静无事，那么很多高贵的青年就会主动去寻找那些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公元1世纪末，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史学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记录下了上述这些对日耳曼人，更准确说是日耳曼成年男子的评语。塔西佗本人应该也没有想到，300多年后西罗马帝国将亡于这些日耳曼人之手。更没有想到又过了300多年，帝国的皇冠会戴在一位日耳曼人君主的头上。日耳曼尼亚是高卢征服者凯撒所做的命名，意为日耳曼人生活的地区。以方位来说，日耳曼尼亚与罗马核心所在的意大利半岛隔阿尔卑斯山相望，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在罗马时代，日耳曼人东面生活着的是斯拉夫人，西面则是被归入凯尔特人的高卢人，三个民族在语言上与罗马人、希腊人一样同属印欧语系。只不过这除了证明这些民族彼此同源以外，完全不代表他们天然就应该成为盟友。
分布区的不同造就了这些印欧语系民族间的差异。以当下的欧洲国家来对应，高卢人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境内，英国-爱尔兰所在的不列颠群岛（主岛为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则为同样归属凯尔特人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康沃尔人等民族所覆盖；日耳曼人的分布区对应现在的德国与奥地利；波兰及其以东地区则是斯拉夫人扩张空间。
在罗马人看来，这三大蛮族都是罗马的威胁。不过位置最为偏远的斯拉夫人，他们的分布区并不与罗马帝国的领土相接。一直到东西罗马分裂，日耳曼人大量迁入西罗马故地后，斯拉夫人才有机会南下，并与东罗马帝国发生交集。相比之下，凯尔特人或者说高卢人与罗马人的交集就要久远得多了，尤其是前者。最起码在公元前2世纪中，高卢人就已经从法国南下西班牙东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对共和时代的罗马构成了直接威胁，高卢一名也因此成为了法国地区的代名词。这也使得高卢人成为了最早遭遇罗马打击的蛮族，甚至因此“帮助”罗马迈进了帝国时代。在凯撒代表罗马征服的高卢人之后，帝国时代的罗马还在公元一世纪中成功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岛大部。此后经过数世纪的融合，最起码身处欧洲大陆的高卢人都已经罗马化或者说拉丁化，变成了“穿罗马式长袍的高卢人”。
如果说高卢人是罗马在共和时代的第一蛮族，那么日耳曼人就是罗马在帝国时代的第一蛮族。从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描述中，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点。莱茵河是高卢地区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分割线，从凯撒时代起罗马人就不断跨过莱茵河，试图征服整个日耳曼尼亚。悲剧的是，尽管帝国在日耳曼尼亚的东南部取得了一点进展，甚至建制了两个以日耳曼尼亚为名的行省，但罗马人在这片森林覆盖地区的征服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即便后来那些以雇佣军身份被引入罗马的日耳曼人，在各方面已经融入罗马，他们也往往会因为在北方拥有大量同族，保留自己的日耳曼身份认同。日耳曼人的渔猎属性，是他们让罗马人头疼不已的根源。如果不考虑少数以贸易立身于世的族群，大多数古代民族的原始经济属性，都可以简单归类为：农耕、游牧以及渔猎。值得一提的是，长久以来欧洲地区的农耕经济，都会天然包含大量畜牧成分。与凯撒同时代的罗马政治家瓦罗，在他的的《论农业》一书中总结道 “二者关系密切而且由于让秣草在自己的农庄里被吃掉照例比卖掉对农庄主更合算，同时肥对农作物来说又很有用——牲畜的粪肥对农作物是最适宜的，因此，有农庄的人都要搞两种经营：农业和牧业。在农庄境内甚至要饲养动物，因为从这上面也能得到厚利。” 这样做的好处是欧洲地区在发展骑兵，尤其是需要用畜牧方式精细喂养的重骑兵战马问题上，比中国地区要好解决得多。同时畜牧经济让食谱中增加的乳制品成分，使得欧洲人在身体强壮程度上要高于东亚地区。缺点则是被畜牲挤占的耕地资源，势必会影响粮食产量，造成一直以来欧洲地区的人口总量远低于中国地区。以2023年的数据而言，整个欧洲的人口数量约为7.4亿，而面积相当的中国地区，人口则超过了14亿。这意味着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日耳曼人，都不能因为他们大量畜养牲畜的行为，而被归类为游牧者，因为这种做法本质还是服务于农耕需求。
考虑到与文明地区相接的渔猎者，一般都已经学会了在土地上用原始的方法耕种及畜养牲畜，如何将他们甄别出来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可以帮助我们甄别出那些渔猎属性的“蛮族”，那就是看这一民族中的成年男性，是否以从事农业生产为耻、以“渔猎”其他人类并获取战利品为荣。是的，渔猎的对象并不仅仅是能够直接作为食物的动物。其他人类所拥有的财富甚至人类本身，才是更值得劫掠的高价值目标。从这个角度说，最起码塔西佗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以流汗生产为耻，以在战场上流血并获取战利品为荣的日耳曼男人，他们所属的部族应该被定性为渔猎民族。以后我们也可以以此为标准，知道维京人、哥萨克人等民族为什么显得那么武力充沛。气候更为寒冷以及土地较为贫瘠，是日耳曼尼亚地区迟迟未能进入完全农业阶段的重要原因。只是这同时也反向让日耳曼人更加有动力入侵罗马人控制的温暖地区。一旦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那么日耳曼人将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有机会接收它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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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兰克王国到查理曼帝国
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到，西罗马被日耳曼人颠覆之后，整个西罗马故地都被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所覆盖。总得来说这些罗马人眼中的野蛮人，对完全继承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并不感兴趣，更愿意以日耳曼人原始的习惯法，来治理那些被征服的土地。以至于大部分人认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将整个西欧拉进了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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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瓜分西罗马的遗产以外，这些日耳曼王国内部的竞争同样激烈。如果以接近统一全体日耳曼人为标准，法兰克人可以算是这场内部竞争中的胜出者。公元486年，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击败罗马最后一任高卢总督，在法国北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作为一个以围绕地中海生成的帝国，那些与地中海相接的板块一直是罗马最核心的资产。以此为标准看，法兰克人并不是西罗马核心遗产的受益者。直接促成西罗马灭亡的东、西哥特人，以及与阿兰人结盟的汪达尔人，共同瓜分了整个西地中海地区的海岸线。
法兰克王国扩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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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立足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与被法兰克人赶到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对分了欧洲部分的海岸线；汪达尔人则和阿兰人一起跨海夺取了迦太基，在西北非建立了汪达尔-阿兰王国。
不过远离地中海的位置反倒让法兰克人有机会旁观三个主要竞争者的消亡。对于以罗马正统自居的东罗马皇帝而言，从日耳曼人手中夺回西罗马故地一直是最大的梦想。公元527年，查士丁尼大帝在君士坦丁堡继位之后，先是用黄金与萨珊波斯交换和平，然后依托优势的海军，向西攻灭了汪达尔-阿兰王国和东哥特王国。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人大部分时间是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在高卢地区旁观。为此克洛维甚至选择了和罗马人保持一样的信仰。受罗马人皈依基督教的影响，南下的日耳曼人也都由原本的多神信仰转化为基督教信仰。不过在具体选择教派时，大多数日耳曼王国却都选择了被罗马正统教派视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派。这种选择一方面可以让日耳曼首领们，依托一神信仰来凝结生性涣散的部众；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他们在劫掠罗马人时没有心理障碍。就像罗马正统教派的信仰者在打压异端时，同样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一样。相比那些视罗马人为掠夺对象的日耳曼首领们，克洛维的选择要显得更加的有远见，这一选择让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统治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并让人口远超自身的高卢罗马人，更愿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臣民。
公元554年，在东哥特王国覆灭之后，法兰克人一度希望能够乘势南下接收意大利。不过却在卡西利努姆战役败于正在势头上的查士丁尼一世。这场战役让法兰克人至少损失了30000人，而东罗马军队的损失甚至不到100人。元气大伤的法兰克人就此退出了对意大利的争夺，回到法国等待时机。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给法兰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依靠教法组织起来的阿拉伯军队，不仅从东罗马手中夺取整个北非地区，让后者从一个志在地中海的帝国，缩减为一个局限在爱琴海的希腊化国家，还在公元8世纪初跨海进入伊比利亚半岛，攻灭了西哥特王国。当阿拉伯人准备再接再厉，翻越比利牛斯山入侵法国地区时，查理曼的祖父，时任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宫相的查理·马特，成为了法国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在西线的保卫者。公元732年发生于法国西南普瓦捷的一场战役中，法兰克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逼迫阿拉伯人放弃了继续北上的想法。这场战役在为查理·马特赢得“铁锤查理”绰号的同时，也为他的后代建立新的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能够成功阻击正在势头上的阿拉伯人，军事上是因为查理·马特按照罗马军团的模式，重新改造了法兰克军队。在抵御阿拉伯骑兵的冲击中，那些罗马式重步兵配合日耳曼人本就善长的重骑兵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皈依罗马正统教会，还是学习罗马军团的组织模式，都会不由得让人感叹道，那些注意向被征服者学习的蛮族，总能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然而这并不代表法兰克的这场战略胜利背后，就没有自己的创新。查理·马特创建的“采邑制”，才是这场胜利背后真正的胜负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土地制度属于根本制度，采邑制首先改变法兰克人的土地分配模式。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国王并不是王国土地的所有者，土地应该归属于全体氏族成员，并且在国王的主持下定期重新分配。入侵高卢后，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制被法兰克人所接收，大部分归属帝国的公有土地及无主土地，会在国王的主持下分配给作出贡献的勋贵们。同时那些愿意接受法兰克人统治的高卢罗马人，以及教会的私有土地也会得到保留。至于普通法兰克人，则通过被称之为“马尔克”的村社共同拥有土地。只不过当国王自己都成为拥有私产的大地主后，马尔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显然也难以为继。那些原本共同所有的土地，很快就不再在社员内部定期重新分配，而实质变成了小块可以继承的私产，村社成员们亦变成了各自独立的自耕农。人类在从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一大特点就是产生阶层和土地私有化，同样的一幕也在其他日耳曼王国上演，比如查理曼建立帝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伦巴第王国。公元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拜占庭再次深陷与萨珊波斯的战争。同属日耳曼民族的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第王国”，并经历了同样的私有化进程。一定要说伦巴第人的做法与法兰克人有什么不同，那大概就是伦巴第人要显得更加“野蛮”些。大量原属罗马权贵及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被伦巴第军事贵族所掠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胜利者有没有资格得到这些土地，而在于君主将如何确保那些获得土地者，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战。如果只是单纯作为战利品分配成私有财产，那么作为王国统一象征的国王，将很难有权力约束那些拥有独立武装且经济独立的贵族。事实上无论是法兰克王国还是伦巴第王国，在建国后不久都出现了王权被架空的现象。那些将土地分配给儿子和下属们的领主们，也会面临权力不断缩减的困境。采邑制的设计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权力不断分散的痛点，试图用全新的土地关系，建立一个稳定且不被分化的权力金字塔。“采邑”一词的的拉丁文（beneficium）原意为“恩赐物”。查理·马特将从反叛者手中没收的土地分封给臣属，作为他们生活保障的同时，会要求接受土地者宣誓效忠恩赐者，并且在发生战争时自备马匹和武器服役。拒绝服役者将失去恩赐的土地。这意味着土地不再简单的被分配给臣属，而是变成了附加了义务的采邑，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土地者，所拥有的不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此外采邑关系并不能继承，无论恩赐者和受赐者死亡，新继承人都需要通过新的效忠仪式再次确定关系，这就将土地的支配权牢牢锁定在了土地恩赐者手中。正是通过行采邑制，查理·马特成为了整个日耳曼世界实力最强的领主，并将法兰克王国的实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所属的加洛林家族手中。然而掌控实权与建立新的王朝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历史上有无数实权掌握者在权衡再三之后，都未能跨出这一步。查理·马特的儿子，因为身材矮小而被称之为“矮子丕平”在继任宫相之后，终于找到了办法建立了属于自己家族的王朝。具体来说，丕平希望按照“君权神授”的路径，由罗马教宗代表神将法兰克王国的王冠戴在头上。公元751年，丕平向罗马教廷提出废黜墨洛温王朝王权的要求。为了取得这个重要盟友的支持，当时的罗马教宗圣匝加派人前往巴黎将丕平加冕为新的法兰克国王。从这一刻起，法兰克正式进入了加洛林王朝时代。对于罗马教廷来说，在法兰克扶植一个愿意正视自己权力的国王意义同样重大。理论上，罗马教廷保护者应该是东罗马的皇帝。在过往的历史中，罗马教廷的教士们和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东罗马势力的衰退，以及伦巴第人推进到南意大利地区，让那些被日耳曼人包围的祭司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保护者。东罗马帝国内部的神权与王权之争，是罗马教廷决定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中心移向了君士坦丁堡，但罗马城和罗马教廷在罗马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对于那些希望能够恢复帝国荣光的东罗马皇帝而言，维护罗马宗教中心的定位，也有助于在西欧维护残余的罗马认同。只是受东方文明影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会希望将王权置于神权之上，以便能够让宗教完全服务于政治。而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说，显然会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当然，如果东罗马帝国的军队能够为罗马城提供足够的保护，那么不管罗马主教们的本心愿不愿意，皇帝们的心愿都能够达成。当这种保护不能实现时，教廷与皇帝、留在意大利“沦陷区”的罗马人与东方罗马人之间的地缘矛盾，必然会愈演愈烈。以公元726-727年的一场冲突为例，当时的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以罗马教廷拒不执行新的宗教和财税政策为由，下令驻扎于意大利拉文纳城的总督逮捕时任教宗格列高利二世。后者则在罗马人和驻军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如果伦巴第人愿意，他们本来会比法兰克人更有机会，将自己的王权与罗马教廷所代表的神权进行捆绑。不过伦巴第人的王国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松散，国王对贵族们的约束力非常有限。比如伦巴第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斯波莱托公国和贝内文托公国，就一直保持着实质独立状态。内部争斗导致一部分伦巴第贵族认为与罗马教廷合作并改变信仰，会更有利于自身；而另一部分贵族则坚持阿乌里斯派信仰。通过内战推选支持自己信仰的国王上位，成为了伦巴第王国的常态。这使得被包夹在其间的教廷和罗马城，一直处在不安全状态。教宗委派代表为丕平加冕的时候，整个意大利正面临着又一轮混乱。新上位的伦巴第国王不仅吞并了东罗马设立在意大利中东部的拉文纳总督区，更直接围攻教廷所在的罗马城。当皇帝不再任命新的总督，让教廷和罗马城感觉到被抛弃后，丕平成了教廷最后的希望。在教宗亲自前往法国向丕平求援，在以神的名义宣布法兰克王国的王冠会永久由丕平的后代继承之后，丕平先后于公元754、756年两次出兵击败伦巴第人，并将拉文纳至罗马的土地献给了教廷，史称“丕平献土”。就此一个独立于所有政治体的“教皇国”就此成立。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具地缘政治思维，且对天主教世界影响深远的设计。拉文纳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海岸，罗马城毗邻西海岸，这就意味着教皇国实际将整个意大利半岛一分为二。而教廷在宗教上的神圣地位，又使得任何觊觎教皇国土地的国家，包括东罗马帝国，都不得不担心遭遇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视。对于发端于德国并在法国扩张成功法兰克人来说，伦巴第人是其最大的对手。尽管伦巴第人一直处在内部分裂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丕平献土之前，除了意大利最南端的海岸线还在东罗马的控制之下以外，伦巴第贵族们几乎已经控制了整个意大利。拥立教皇国的做法，将让意大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失去统一的机会。如果说丕平与教廷深度捆绑的做法，让法兰克王国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绝对霸主。那么丕平的继承人查理，则让加洛林家族成为了罗马帝国皇冠的合法拥有者。公元771年，查理在自己的哥哥卡洛曼死后，成为了法兰克唯一且合法的国王。此后查理曼用了两年时间攻灭仍在与教廷摩擦不断的伦巴第王国；同时在日耳曼尼亚北部，与本土地最大的日耳曼部落萨克森人，展开了一场长达32年（公元772-804年）的战争，并最终让萨克森人臣服于自己。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查理已经几乎得到了西罗马在西欧大陆的全部遗产。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西班牙地区还在M斯林的控制下。不过法兰克王国在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成功扩张，足以弥补这一遗憾。对于一直以来处不安定状态的罗马教廷来说，是非常希望整个西欧地区出现一个承认自己神圣地位，同时又能结束混乱的君主的。于是在公元800年，教廷主动决定将查理加冕为“查理·奥古斯都，由上帝加冕的伟大与和平的皇帝，统治着罗马人的土地。同时得上帝恩典，成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 ”。这段长长的头衔透露出查理曼的三层属性——罗马性、神性以及日耳曼性。此后“查理曼（Charlemagne）”成为了这位君主的代名词，意为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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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的加冕对于整个欧洲西部的影响极为深远。首先意味着罗马教廷与东罗马帝国完成了实质性脱钩，渐行渐远的双方最后正式分裂为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体系。一个以罗马教廷为名义最高权力机构、日耳曼君主掌握政权的天主教世界，在查理曼成为罗马帝国的那一刻正式开启。罗马天主教与对西欧地区的主导权，并不仅仅通过加冕仪式显现，还会以非常“物质”的方式体现出现。从公元6世纪开始，教会就开始尝试以圣经为依据（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要求信众向教会捐赠1/10的收入。公元779年，查理曼正式颁布法令，要求法兰克王国境内的全体基督徒，都有义务按此比例直接向教会缴纳收入。当这一捐赠被由政治背书为强制性规定之后，它也就成为了税收性质的“什一税”了。什一税的征收，让教廷与查理曼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法兰克王国可以在教廷的全力支持下征服新的土地和人民，教会则“帮助”君主们教化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并在他们皈依基督教后，收获新的什一税税源。很显然，罗马教廷支持查理曼加冕罗马皇帝的做法，并不会让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满意，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可能永久性的失去对西欧地区的合法统治权。有鉴于此，在查理曼加冕之初，双方还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只是在阿拉伯人和他们的新宗教崛起，并从东罗马手中夺取在西亚和北非的海岸线后，地中海世界的矛盾主线已经由东罗马和日耳曼人的东西博弈，变成了以宗教矛盾为主线的南北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东罗马很快还是默认了查理曼皇冠的合法性，以避免承受两线作战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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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与德意志的诞生
查理曼建立的帝国并没有延续太久，就陷入了分裂状态。问题的根结在于日耳曼人的继承制度。法兰克人的习惯法中并没有长子继承全部财产的概念，儿子们公平享有继承权。当初克洛维在去世时，王国就被分配给了四个儿子。于是几乎每一代君主，都会面临重新让权力更加集中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是查理曼活到了72岁（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寿数），使得五个儿子中的四个都先他而去，他的帝国很有可能在第二世就已经分裂，毕竟当他在62岁那年预立遗嘱时，就已经把国土预先分配给了三个儿子。只是当公元840年，当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去世时，这个结构性矛盾就再也没办法隐藏了，因为此刻虔诚者路易有三个儿子在世。公元843年，无法在内斗中压倒兄弟的继承者们在凡尔登签订和平协议，查理曼的遗产被正式分裂为了东、中、西三个法兰克王国。对于西欧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三个法兰克王国分别对应了后来西欧最主要的国家——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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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平起见，三个法兰克王国均贯穿帝国南北，并同时拥有大西洋及地中海的海岸线。然而这种看起来非常公平合理的安排，却注定难以持久。因为它无视了地理和人文背景。法国政治家，在17世纪上半叶担任法国首相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天然疆界”理论，认为法国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大邻国的边界，应该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这三条天然地理疆界为准。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想，天然疆界不仅能够充当明确的边界标识物，更能够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以欧洲西部的地理格局而言，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半岛）是两个天然的独立板块；法国所在的西欧平原与德国所在的中欧平原，以莱茵河为界也是最合适的，早在被罗马征服之间，高卢人就以此为界划分他们与日耳曼人的领地。正因为如此，凡尔登条约所约定的三国边界，在公元870年的《墨尔森条约》中得到了调整，中法兰克王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大部被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所瓜分，法国、意大利、德国三个现代国家的地理范围就此奠定。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中法兰克王国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一方面由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分隔，这个王国的南北部分在权力集中问题上，本就比另两个王国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教皇国横亘意大利半岛中央的现状，使得已经缩减为“意大利王国”的中法兰克王国，想要向南统一意大利半岛也成为了不可能。这使得意大利地区从此退出了欧洲权力中心的争夺，法国和德国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成为了之后西欧历史的主线。当然，从地缘政治层面上看，意大利淡出权力中心也属必然。你会发现相较于原来的西罗马帝国，在查理曼所缔造的日耳曼式罗马帝国，意大利和罗马城的位置就有些过于边缘了。权力之争并不仅仅限于加洛林家族内部。更大的问题在于，铁锤查理所设计的采邑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并不能真正在日耳曼世界实现中央集权。无论是查理曼本人，还是三个法兰克王国都无法形成稳定的权力金字塔。教会和那些拥有采邑的领主，是支撑法兰克王权的两大支柱。这当中教会的支持，是法兰克王国得以击败其它日耳曼王国的关键。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教会的财产会受到特别的保护。在教会所有土地范围内，国王的官员们并不享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主教们的这些特权可以将各种权力传承给自己的继承者。这种以特许状或者豁免证书形式赋予教会的权力被称之为“特恩权”。既然教会能够拥有特恩权，那么充当王权政治支柱的领主们也自然会希望效仿。无论铁锤查理如何精妙设计，有两点都是肯定的：一是全国大部分的土地并不掌握在国王手中；二是那些拥有采邑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拥有完全独立的经济权和军事权。当法兰克王国还处在扩张期时，一切隐藏的矛盾都可以用掠夺新的土地来解决，而当王国停止扩张的步伐。贵族们所要思考的重心，势必会变成获取特恩权，让自己的领地变成享有实际独立权且可以继承的财产。基于这一现实，公元877年西法兰克王国国王以及罗马皇帝称号的拥有者秃头查理，不得不在临终前颁布敕令（基尔希敕令），承认采邑及王家官职的世袭权。这标志着铁锤查理设计的采邑制，彻底变成了裂土分封的封建制。相比那些享有绝对权力的东方君主，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封臣有义务履行对封君的军事义务，但除此之外，封君并不能直接干涉封臣领地的内部事务，包括对封臣的封臣直接下达命令。基于这一要求所形成的政治原则被总结为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除此之外，封臣受封时的誓约也并不只是封臣单方面向封君做的忠诚保证。在这层关系中，封君同样有着自己需要恪守的义务。比如不能杀死和当众殴打封臣；不能与封臣的妻子通奸等等。一旦违反封臣将拥有反抗权，甚至可以撤回之前的效忠誓言。虽然内部结构是如此的不稳定，并且几个法兰克王国内部因为继承问题，仍然在被一次次的分割，但只要像当年教廷所承诺的那样，国王只能在加洛林家族成员中产生，查理曼的遗产未必不能再次被统一。尤其查理曼本人还为自己的后代，争取到一顶置于所有王冠之上的罗马皇冠。公元884年，源出东法兰克王国的君主“胖子查理”，将加洛林诸王国的王冠及罗马皇冠集于一身，表面实现了帝国的再次统一。不过这种拼接式的统一并没有帮助查理曼帝国真正复兴，加洛林家族对西欧的统治也并没有像教廷承诺的那样一直延续下去。
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绝嗣。遵循传统，王国应该从其它加洛林王国的王族中选取一位继承者。不过这一次，日耳曼尼亚的大贵族们决定回归传统公推一位新国王，康拉德一世成为了东法兰克王国第一位非加洛林家族出身的君主。公元987年，同样的一幕在西法兰克王国上演。贵族们阻止了其他加洛林王族竞争者前来继承王位，来自巴黎的法兰西公爵雨果·卡佩被推选为新国王，建立了非加洛林性质的“卡佩王朝”。去加洛林化意味着法国和德国地区，正式成为完全不同的国家，法兰西和德意志成为了这两个国家及民族的代名词。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区别早在法兰克征服时期就已经存在。这点在语言上就能够看出，由于未被罗马真正征服过，东法兰克王国所处的日耳曼尼亚地区，通用语一直是古日耳曼语；反观在被罗马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法国地区，古拉丁语（罗曼语）才是通用语言。
由于人数较少且文化上处于弱势，法兰克人的征服并没有改变法国地区的语言结构，反倒是那些被分封在法国地区的法兰克贵族，会学习拉丁语以迎合他们的臣民。如果从语言学角度来分类，那就是法语与意大利语一样属于拉丁语族；德语则属于日耳曼语族。
斯特拉斯堡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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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2年，东、西法兰克王国的君主曾经用古法语口语及古德语口语签订过一份名为“斯特拉斯堡誓言”的盟约。这份文件也成为了法、德两国在语言文化上从未真正融合的直接证据。卡佩王朝将法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做法，更是在文化层面与德意志地区做出了明确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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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
虽然维持法、德两地区政治统一表象的加洛林王朝，退出了权力争斗的舞台。但查理曼还是给后人留下一笔重要的遗产，那就是罗马人皇帝的政治身份。谁拥有这顶经过教会正式认证，且被东罗马帝国默认的皇冠，谁就拥有了重新统一西欧地区的权力。最终从加洛林家族手中夺取这顶皇冠的，是来自德意志的奥托一世。公元936年，由于率军击败来自匈牙利草原的游牧者马扎尔人，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世被德意志贵族推选为新的国王。此后在对抗游牧入侵的战争中，奥托一世逐渐让德意志境内的各大割据势力臣服于自己，完成了德意志地区的统一。公元961年，在面临被意大利王国侵蚀财产和土地的情况下，教宗约翰十二世向奥托一世发出的一封求援信。一切都宛如教廷当年在被伦巴第人围攻时，向丕平求援一般。区别在于原本抓住机会与教廷绑定的加洛林家族，这次成为了新皇上位的垫脚石。公元962年，进军罗马的奥托一世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变身成为了“奥托大帝”。这个以日耳曼尼亚或者说德意志为核心，由东、中法兰克王国故地所组成的新国家，也因此自诩为“罗马帝国”，并在1157年更名为大家所熟知的“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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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像法兰克人那样将王权与神权绑定，但奥托大帝还是希望能够做出结构性改变，让自己的帝国变成真正的帝国。具体操作手段是要求将主教、修道院院长，乃至教宗继承者的选定权，移交给皇帝。这一特权被称之为“奥托特权”。此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君权与神权之间斗争的核心问题，便成为奥托特权是否应该被废除。公元1075年，时的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敕令，内容包含“只有教皇拥有任免主教的权力”、“教皇有权力废黜皇帝”等强调神权至上的宣言。两年后罗马皇冠的拥有者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卡诺莎，向教宗忏悔自己的罪过，请求后者宽恕自己，成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之后德意志的君主们依然不时的希望重获奥托特权，包括亨利四世本人也在三年后进军罗马，重新扶立了忠于自己的新教皇，但最终这个德意志属性的罗马帝国还是输掉了这场长期博弈，问题出在德意志内部，这片被最纯粹日耳曼文化浸润的土地，内部分裂过于严重。君主在扩张王权时所遇到的障碍，要高于被罗马帝国文化驯化过的法兰西地区。无论是试图巩固王权的君主，还是希望维持实质独立地位的诸侯，都会倾向于向教会寻求授权。亨利四世在卡诺莎所遭遇的侮辱就是典型的案例，因为拒绝让出主教任免权的皇帝，被教皇直接开除了教籍，而他的反对者则借此质疑其皇位的合法性。公元1356年，德志意地区的分裂性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两年前在罗马接受加冕的皇帝查理四世，在召开帝国会议后颁布宪法属性的“黄金诏书”，确定帝位将由七个拥有选帝权和被选帝权的诸侯（选帝侯），以及德意志境内的三个大主教共同选举产生。诸选帝侯在自己的领地内部，拥有完全的财税权。这种由大贵族和教会共治的结构，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成为一个真正帝国的机会。以至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评价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认为它即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
假定西法兰克王国抢先一步完成向“法兰西王国”的变化，并完成内部整合，罗马皇冠同样有可能落在法兰西国王的头上。奥托一世以德意志国王身份所做出的先发制人之举，使得法兰西在后来的历史中，只能转而强调自己是法兰克王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除非有一天，法兰西的某位君主也能够做到“进军罗马”，并在要求教宗将自己加冕为皇帝的同时，废除神圣罗马皇帝的帝号。
如果你对欧洲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拿破仑就是遵循这一路径登上帝位的。对于以法兰克王国为国家源头的法兰西来说，没有得到罗马帝国的直接遗产，并不影响它争夺欧洲的政治主导权。毕竟不管罗马帝国还是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在地理层面都是一个“地中海帝国”，而查理曼对欧洲西部的整合工作，则使得查理曼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象征。这一政治遗产让查理曼在后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崇者口中，赢得了“欧洲之父”的美誉。法、德、意三国亦成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三驾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