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强调“法治”要服务于大众，法律应当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知法守法。这个指导思想之外，强大的汉语，也是避免拉丁语入侵的重要原因。
中国近现代法律主要移植自以德国法、法国法为代表的欧陆法系。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起草民法、刑法时，全盘西化并大量翻译德法法律。日本学者巧妙地利用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和文言文的词汇，将西方高度抽象的法律包括原本是拉丁语的概念翻译成了汉字术语。
清末民初中国变法时，直接从日本引入了这批已经成熟的汉字法律概念，如“法人”、“权利”、“义务”、“过失”、“债权”、“抗辩”等。这些汉字词汇已经能够完美、精准地对应西方法学核心内涵，中国法律界自然就不需要再去直接使用拉丁语。
英美法系至今保留大量拉丁语如 Bona fide （善意），Pro bono （公益），是因为英语作为日常多义语言，在法律中容易产生歧义，而拉丁语作为“死语言”语义已经固定。但汉字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学术封装能力。
汉字通过极简的组合，就能打包复杂的法理要件。例如“不可抗力”四个字，直接打包了“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三重判定标准。
类似的还有“缔约过失”、“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这些词汇在中文语境下既精炼又极其严谨。
中国法学界在学术研究，尤其是罗马法、比较法研究中，教授和学者们依然会探讨拉丁语格言（如 Pacta sunt servanda 契约必须遵守）但属于“引用”而非日常“法言法语”；在司法实践（打官司、写判决书、制定法律）中，汉字已经足够强大、精准，完全不需要拉丁语的介入。
中国现在的部分法学家虽然思想极端西化，但面对强大的汉语，还是无法用拉丁语来装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