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1974年提出“锚定效应”的概念：
人们面对不确定情况时，初始信息会像船锚一样制约着后续的思考和判断。
即使初始的“锚”与决策内容完全无关或很不准确，大脑也会不自觉地以它为基准进行修正，且往往修正不到位。
早在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我们的祖先就有“刻舟求剑”这个成语，跟“锚定效应”异曲同工。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马尔萨斯的认为，人类无法摆脱在“生存资料增长”与“人口自然增长”之间的根本冲突，导致人均收入在长期内始终停留在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逻辑是：
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1, 2, 4, 8, 16…。
粮食增长因土地有限和边际收益递减，只呈算术级数：1, 2, 3, 4, 5…。
而且，只要生产力提高，财富增加，人们就会多生孩子。人口的暴增很快就会耗尽新增加的食物，导致人均财富再次跌回原点。
然而，后来的世界是这样发展的：
化肥、现代农机、基因育种（如杂交水稻）的出现，让食物产量呈指数级暴增，彻底推翻了“食物只能算术增长”的假设。
随着经济发展、避孕技术的普及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大幅下降。现代人类担心的的更多是少子化和老龄化，而不是人口爆炸。
现在知识界的共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少子化）对未来数十年的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负面惯性影响。
回顾一下中国知识界1980年代关于人口的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知识界和舆论界流传最广的观点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认为如果当年采纳了马寅初节制生育的建议，中国不至于在1980年代面临如此严峻的人口与资源危机。
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即“吃饭、教育和就业”三大难题。
以宋健等科学家为代表的控制论学者，提出的“中国适度人口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直接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的顶层决策。
以人口学家梁中堂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激进的“一胎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过重、劳动力结构在几十年后发生畸变。
梁中堂等人提出，不应强求“一胎”，而应提倡“晚婚晚育、延长生育间隔，允许生二胎”。在他们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山西翼城县进行“二胎试点”。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且在第一胎后须间隔一定年限方可生育第二胎。
我的个人看法是，现在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是必要的，但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忧。怎么知道现在知识界关于人口的讨论不是“刻舟求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