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静思,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家长。
不久前,我刷到一张老特团队亲自发布的合照,有点意思。
这是2026年白宫暑期实习生,清一色年轻的、意气风发的脸,以及——非常「白」。我把图放大数了两遍,除了零星一两张深色面孔,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
■不过,白宫没有公布这批实习生的完整名单和族裔统计,照片能提供的是视觉印象,不能作为人口普查信息。
看到照片,我一点都不意外,老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可把它和另一组照片放在一起,意味就不一样了,目前四家美国芯片巨头的掌舵人,都有华人背景,对比起来,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人才的优秀是恒定的,既然在尖端的技术和最庞大的商业价值里,华人已经站到最前排;为什么会在联/邦权力的人才入口,华裔却少得几乎看不见呢?为什么会被不少障碍挡在门外面呢?
■芯片四大巨头的掌舵人(上图),和META的AI团队(中图)、马斯克的AI产品Grok 4团队(下图)不过,这也挡不住越来越多二代、三代华人也开始打破壁垒,走进门内。如波士顿市长Michelle Wu吴弭于2021年首次当选波士顿市长,是波士顿历史上首位亚裔女性市长,今年年初,她宣布了第二个四年任期。以往华人拼学历,找工作,造芯片,拿身份,但参与制定规则,常常不是首选。这样的情况,也许正在发生变化,也该发生变化。
01
老特的「白」宫
先做个科普,白宫实习生到底是个什么工作,都面向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10到12周的项目,跟着幕僚做事,未来去向大多数是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助理、竞选团队、联邦机构的初级岗位。一般来说,美国政坛不是靠公开考试进的,它更像一条师徒链,白宫实习,是这条链上位置最靠前、也最便宜的一张入场券。
老特的实习生们,确实一直都很「白」。
在2018年老特与春季实习生的合影中,有人统计过91名实习生基本都是白人,仅有五名非白种人(这个结构当时也被公开批评)。
还有网民贴出奥巴马2014年与实习生的合影,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需要,当时的白宫实习生中至少还能看到十几名有色族裔,种族明显更多元化。

我特意翻了翻白宫官网上对实习生的申请要求,无论从硬性门槛还是软性实力,都意味着只面向一小撮人。
首先是身份和学历。
单看白宫官网上罗列出来的对申请者的要求,在学历方面要求不算苛刻,美国公民、满18岁、本科、研究生(包括社区大学转学生)在读生能做全职即可。
目前官方没有统计或者公布过实习生来自哪些高校,但精英大学+华盛顿特区本地大学+普通优秀大学是它的基本构成、且排名分先后。
资源密集、公共事物管理强、政策和法律专业强校,这一圈筛下来,白宫实习生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出自顶尖名校,而这些学校的录取方式本身就不是单靠成绩能打进去的。
你要有领导力、有社会参与、有故事可讲才有机会被录取,而这些东西几乎都跟家庭资源挂钩。

■截取自官网,机翻
而关于能力的要求,看上去都挺空泛:
要有公共服务意识、要能在多元团队里协作,要具备沟通能力、主动承担责任,在快节奏环境里处理复杂任务,指向的其实是一套非常明确的社会背景。
比如公共服务意识,这背后往往意味着你从高中甚至初中开始,就在社区组织、公益机构、地方政府、学生会里有长期参与;以及你有机会接触公共议题、参与社会活动、甚至跟当地议员、社区领袖打过交道。
这些经历不是靠努力就能凭空长出来的,它需要家庭从小就把孩子放在公共场域里,需要父母有时间、有资源、有渠道让孩子参与这些活动。
再比如沟通能力和跨团队协作。
这不是课堂上做个小组作业就能练出来的,是指你能在陌生环境里自然地表达观点、能在正式场合里自如地跟成年人沟通,在会议里发言,在公共讨论中保持存在感。
这种能力是社交训练,是从小在各种活动、营队、辩论、学生组织里磨出来的,本身就需要家庭投入时间、金钱和人脉。

■这本书就讲了精英父母如何从小投入商业、政治资源,给孩子早早铺路,完成精英的再复制
其次,经济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现实。
白宫官网上明确说了,这份实习是无薪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费用都需要自己负担。华盛顿特区的房费和生活费并不便宜,一个夏天下来,光是吃住通勤,就是大几万人民币的净支出。
上面这几道门叠在一起,并不会自动产生某一种族比例,但会实实在在地把申请池收窄成一个特定形状:家庭有社会资本、学校有公共事务传统,父母有时间和渠道让孩子参与各种活动、社区有成熟的组织网络,从小在资源密集型环境里成长,并有认同感。显然,它在筛选最早进入公共领域、最早接触权力结构的那批人。
■今年夏天谷雨星球去华盛顿DC的乔治城大学访校,学校非常白,遥望国会山,很多都是政经精英的孩子,。当天所在的Tour Team非常庞大,一两百人,但只来了2个学生带队,侧面证明了学生都不差钱,不愿意来打暑假工。
02
「权力的游戏」
在美国生活,我经常听到一个问题:华人里有钱人这么多,为什么不从政,保护在美华人的利益?
最近一次听到,是因为一笔豪宅交易。
加州希尔斯伯勒一处占地 12 英亩的顶级庄园,7000 万美元成交,刷新当地历史纪录。登记买家是一家匿名公司,但多方线索指向 31 岁的吴宇怀——马斯克旗下 xAI 的创始团队成员,多伦多大学博士,曾在谷歌担任研究科学家,是 Grok 大模型的核心开发者之一。
随着 xAI 被 SpaceX 收购,他的个人财富暴涨。
■坐在马斯克旁边的就是吴宇怀
他的新闻下,也有人问过上面的问题,有句评论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致富可能一代就行,但掌权需要好几代家族的投入」。
很多人把它读成「认命」,但我觉得它说的其实是时间:
第一代人买下房子,第三代人才走进那个房间。而我们这代人,正好卡在中间。
作为一个移民妈妈,我太明白这个「中间段」是怎么回事了。
对依靠 H-1B、排绿卡、在异国他乡扎根的一代人来说,生存永远排在第一位。计算机、医学、金融、工程,能换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签证担保、高薪和安全感。
而政治学、社会学,再加上一份无薪的政治实习,对一个还没完成几代积累的家庭来说,容错率太低了。万一留不下来,连身份都成问题。
■我们刚写过正在收紧的H1B新政
所以与其说这是移民家庭们的「短板」,不如说这是排序。
我们不是不知道公共表达重要,只是必须先把「能不能留下来」那一栏填满。而奥数、编程、乐器这些能被量化、能写进申请表的东西,天然排在辩论、戏剧、学生组织的前面。
代价是什么呢?
美国权力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说服」。竞选、提案、募资、游说,靠的都是在公共场合把人说动。而这套能力,恰恰是排序表上最后才轮到的那一栏。
■辩论在美国课堂上占了很大分量,近几年我也看到越来越多华人孩子登上了领奖台
其中的差别,我最近亲眼见过一次。
我认识的一对华人夫妻,女儿今年秋季读 12 年级,在本地最好的私立中学,成绩、特长都无可挑剔。这个暑假她申到了一所藤校面向高中生的医科科研项目,八周,三人一组,结业时要做公开的成果展示。
项目里最核心的部分是她做的。但组里另外两个白人同学,从一开始就争着上台,还要讲关键的那几页。
这俩孩子确实不厚道。但他们之所以理直气壮,是因为「上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从小被教的:你做了什么,就要让人知道你做了什么。
而我们的孩子被教的是另一句:做好了自然有人看见。
这句话在国内的考试系统里是成立的,因为分数会替你说话。但出了那个系统,它就不成立了。
■他们这种行为有一个专属名词free rider,没干什么活儿,却要搭便车领荣誉,甚至抢功,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的遭遇
03
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这个词,是韩裔组织发展专家Jane Hyun在2005年提出的,从形容女性职场困境的「玻璃天花板」延伸而来。
它专门用来形容亚裔、尤其是东亚及南亚裔,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的高管层、高管董事会、政府公共体系或核心决策层中面临的一种隐形职业壁垒。
二十年过去了,竹子天花板并没有消失。Ascend基金会曾用谷歌、惠普、英特尔、领英、雅虎五家硅谷公司提交给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数据做过一次测算,结论很刺眼:白人男性成为高管的概率,是亚裔男性的2.5倍,是亚裔女性的3.6倍。在这个环节里,「种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性别」的3.7倍。一个亚裔女性在硅谷往上走,「亚裔」这个身份给她的阻力,比「女性」还大。而比这道社会、经济方面的墙更难拆的,是另一道关乎政治的墙。塔夫茨大学CIRCLE研究中心追踪了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美国青年,发现了一组数据:只有31%的亚裔年轻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参与政治,而非亚裔同龄人,这个数字是41%。可与此同时,61%的亚裔年轻人表示,自己对重要的政治议题「有相当好的理解」。他们看懂了美国政治和文化,但不觉得轮得到自己,这有现实因素,也有文化因素。在大多数华人家庭的想象里,那一条路是更加危/险的,哪怕像蔡美儿这样的虎妈,女儿鸡进哈佛后却选择毕业从军力图走向政界,都被大众认为是「失败」的。
■塔夫茨的报告中,很多亚裔年轻人觉得选举和自己无关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白宫合照让很多华人家长沉默。
在《打破数字天花板》中,简·罗提到了一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但必须学会「文化流利度」(Cultural Fluency)。
所谓文化流利度,无关乎技巧,是一种更广阔的成长能力:既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又能在新的文化里伸展。

这种能力,听上去像一个要花几代人才能修成的东西,但我最近确实看到了一些不用等那么久的证据。
2026年,全美有8个大城市由亚裔市长执掌:纽约、波士顿、圣安东尼奥、辛辛那提、圣保罗、威奇托、贝克斯菲尔德、弗里蒙特。
如前文提到波士顿市长吴弭是华裔。
她父母1980年代初移民美国,她在哈佛读书时母亲病发,法学院毕业后她把全家搬到波士顿,一边照顾确诊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做两个妹妹的法定监护人,一边从市政府一个基层职位干起。

今年1月14日,May Nivar走进弗吉尼亚州议会,成为该州第一位华裔女议员。
她出生在费城,父母是从中国来的移民。为了付学费,她在超市打工。后来她读的是纽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企业做了很多年,在里士满住了二十年,一步步打破自己的天花板。

■May Nivar
而在塔夫茨那份让人有点丧的报告里,其实还有一个数字,让华人家长们有点感动:
18% 的亚裔年轻人参与过互助小组或非正式的志愿服务,是非亚裔同龄人(9%)的整整两倍。
这说明,他们一直在参与,如给长辈做翻译,帮不会英文的邻居填表格,在华人群里组织募捐,替刚转学来的同学问清楚校车几点到。只是这些事不会被统计进「政治参与」那一栏,也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合照里。
回到最开始那个结论,哪怕面临种种挑战和限制,新的可能正在发生。新一代华人家长的思想更加开放,也更有底气支持孩子的选择:
他们不一定要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教授,孩子也可以从基层服务做起,为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而尽心尽力。当自己站上「高位」时,仍然记得自己从哪儿来,不能只为了选票忘记「族群」。
这些变化是缓慢的,但一定会发生在某个很小的时刻:
某天孩子放学回来,说起他今天他在学校反对了一件事,要去竞选改变这件事。新一代华人家长听完,大概率会跟之前不一样,不会下意识地问出那句:
「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