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华夏民族起源于生活在黄河流域及周边的诸多部族，如炎帝、黄帝、三苗、东夷等等，每个部族由数不清的小部落组成。这些部族又打又拉又闹又跑，外加治水的需要，逐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并产生了联盟的共主。共主负责主持祭祀、组织对外战争和重大治水工程、协调联盟内部矛盾和部落间的利益分配等等。部落则要对共主进贡、受共主调派出兵出工出力、遵纪守法，维持联盟内部的秩序和稳定等等。
最初，共主的产生通过所谓的“传贤”，即由各部落组成，具有议会性质的机构推举。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力相近的部落为争夺共主地位往往刀兵相见，大打出手，破坏联盟的稳定。大致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年代相对应，夏朝少康找到了稳定共主传递的新机制，家天下国家形态。共主的产生不再“传贤”，而是“传子”，即老共主死后，地位直接由儿子，通常是嫡长子继承，保证权力平稳过渡。
不过，夏朝的共主夏后氏对周边部落或方国的控制力还比较弱，一般通过血缘、联姻或会盟来施加影响。这些部落方国，有的和夏主同姓，有的不同姓，都是些土生土长的地头蛇，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当然，对实在不听招呼的，夏也会揍丫的一顿，比如征讨有扈氏的甘之战，“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愿卖命的，在先祖的牌位前赏赐，不愿卖命的，在神庙前砍头。时隔三千年还能感觉到的杀气腾腾。
夏朝之后是商朝。商来自东夷，有两大本事：一善于经商，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二信鬼，通过祭祀控制社会思想。
据说商朝的祖先相土发明了马车。郭静云在《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中提到《荀子•解蔽篇》注引《世本》有“相土作乘马”的记载。考古学证据也表明最早的马车出自殷墟。《周书•洒诰》记载商朝的另一位先祖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牵着牛车到处做生意（贾）。虽然中国自夏代起就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贝，但这种货币的广泛使用却在商朝。柳思维的《浅论商朝时期的商业思想》指出：“盘庚称贝玉为“好货”、“货宝”。商王对贵族和臣子的赏赐，最常用的是贝，赐贝以十朋为多，一朋为五贝。这说明贝价值很高”。一九五八年在殷墟大司空发掘中还发现了铜贝，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起码是之一。商朝人做生意还特别在意谋取利润，“总在盘算‘得贝’、‘朋来’（盈利）和“丧贝”、“朋亡”（亏钱）的问题，唯恐丧贝失财，经商亏损”。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至于鬼神，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的文章《殷商：隐于迷雾中的王朝》，“商人信鬼神，他们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以鬼神为中心”，商王“既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群巫之长”。通过“杀人祭祀，¼¼，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控制人们思想。据说第二十二代商王武丁曾一次性将五百个“人牲” 送入祭祀坑杀掉。“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里有关‘人牲’的祭祀人数14197人，其中仅武丁在位的59年里，祭祀用人数就高达9021人。” 在殷墟博物馆就有两件用来蒸煮东西的铜甗(yǎn)装着人类头骨。
记得贾平凹讲过一个故事，不是作品。文革中有个村庄活埋阶级敌人，祖孙俩。当一铲又一铲的土落到脸上，孩子吓到直哭。祖母闭着眼紧紧搂抱孩子说：“不哭，不哭，一会儿就好了。”后来只要看到贾平凹三个字，我再不读他的东西。我也很少阅读文革中的北京红八月、内蒙内人党、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等资料。
有钱还能控制信仰，商王对周边部落，当时已经叫诸侯的控制明显强于夏朝，基本是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直接要求诸侯干者干那，包括加征贡赋，征调协调作战的士兵。谁个不服老子就抓谁，就像特朗普抓捕马杜罗。
但商朝的诸侯大多也不是商王封赐，主要还是各地方的草头邦主，和王邦是从属关系，彼此的紧密程度一般般。商王名义上是共主，实际“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主要靠强大的王邦实力操控。诸侯不算商朝明确管辖的地方政权，因而不时发动叛乱，直到商朝垮台。
对商朝灭亡的原因，《殷商：隐于迷雾中的王朝》一文也认为不能归结于末代殷王帝辛（纣王）的残暴。按照周朝给纣王列出的几条罪状，该文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是不重视祭祀。“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帝辛（纣王）时期祭祀的器具颇为粗糙”，大规模人祭也基本停止。这可能得罪了主持献祭鬼神的神权阶层，连负责祭祀的太师和少师都投靠了周人，“并将殷商的虚实和盘托出”。二是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即使是奴隶、罪犯，只要帝辛（纣王）认为其有才华，就会任用，比如飞廉、恶来”。得罪了朝中贵族和他们的亲属，比如微子、箕子、比干等等。三是“惟妇言是用”，但这一条并不成立。因为“作为早期国家，商代去古未远，社会生活中还保存着浓厚的氏族公社母权制的残余，虽然男子在社会上已占据主导地位，但尚未完全排斥掉妇女”。所以纣王更像“一个改革的失败者”。
改革的失败者？想多了。东汉末年皇帝为了与大臣争夺权力，不惜重用身边的宦官，导致惨烈的党锢之祸。没人说汉桓帝、汉灵帝是失败的改革者吧？也许纣王就是对遍布朝堂的贵族和神棍不满，想夺权而已。西藏临解放时，达赖喇嘛还没掌控权力，境内大小事务完全受噶厦处理，尤其是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一九五九年叛乱的主要策划人。如果没有解放军进藏，很难说达赖和噶厦不会重演热振活佛的故事。
美国费城。独立钟旁边贴着老喇嘛和蔼可亲的大照片，据说他是智者，不是智叟。
有意思的是前面所说的赵国祖先正好是飞廉。他们在西周初年当不了诸侯，只配给诸侯提鞋，没想到几百年后分了诸侯的家。
西周进一步强化国家的权力，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由天子“授民授疆土”，对王室宗亲、功臣和先朝遗民进行封赏，成为诸侯。天子和诸侯不是从属，而是君臣，受一套名为礼乐的道德规矩约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今天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国家初现端倪。不过当时没有现代科技，至少没有手机即时通话，王室的管理经常鞭长莫及，诸侯的自治权比现在大许多。
按李硕轰动一时的大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周武王被殷商流行的可怕“人祭”吓坏了（哥哥被纣王“献祭”）。灭商后为了掩盖前朝的残酷真相，通过周公旦设计了一套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叙事，推动中国从政教合一的神棍国家进化到世俗政权。不过前面所提李静的文章似乎并不认同，她说纣王倒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不敬神，不搞“人祭”。
由夏到周的统一大趋势突然因西周灭亡而被打乱。
按照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 · 系年》提供的最新资料，西周灭亡是由王室内部的嫡庶之争所引发，再经犬戎入侵和多年内战导致的结果。周幽王先娶了申国老婆，生下太子姬宜臼。之后又娶褒人之女褒姒，生了老二姬伯盘。褒姒很受宠爱，说动周幽王废除姬宜臼的太子地位。姬宜臼应该还是个小屁孩，估计由母亲申后带领逃回申国。申国地处甘陕交界，是西周的西部屏障。族人担任过王室大臣并与王室联姻，实力很强。估计周幽王担心废太子借助申国势力反攻倒算，于是起兵讨伐，“回（围）平王（即姬宜臼）于西申”并要求申国交出废太子。申国抗拒不从，其盟友曾国向西戎求救，灭了周幽王和老二伯盘。这一年是公元前七七一年，距今快三千载，可怜的古希腊人连字母都没画圆范。而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民主则要等到将近两百年后才登场，已是赵氏孤儿上演的前夕。
啊哈，“烽火戏诸侯”呢？当年中学历史第一课啊。不幸中的万幸，“四大妖姬”之一的褒姒还在，可谓千年徐娘风韵犹存，留下一个背影让人发骚。中国特色的历史少了点女人味，舞文弄墨都找不到颜色。
之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还没原太子姬宜臼什么事呢。二十一年后晋文侯不满周携惠王，杀了他。“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王室整整九年没天子，大家都不鸟王室，不去朝拜。大概晋国也感觉这样下去实在不像话，才把原太子姬宜臼扶上王位，此即周平王。
《古本竹书纪年》稍有不同。周幽王死后，周王室“双悬日月照乾坤”，出了两个王，一个是姬宜臼的平王，另一个是姬余臣的携王。“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二王并立”。
因为关中地区累经战乱，破坏严重，周平王很快东迁到成周，位于今天河南的洛阳附近，成为东周第一代天子。但洛阳周围的土地早被大家分光了，周天子没地盘没人也没了实力，阳痿速度超乎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诸侯列强相继争霸，风起云涌。中国因大一统进程中断，整体呈分歧进化，而各大国的兼并、扩张和内部融合则还在继续，走向地区性一统。到了战国大致形成了三晋、齐鲁、楚、秦四大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东向西，农业地位提高，商业地位下降。齐国的商品经济最为发达，思想也比较开放。设立稷下学宫，包容儒、道、法、阴阳百家；三晋的商业次于齐鲁，但农耕、手工业、冶铁与畜牧都比较发达，思想上更推崇法家，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定地位；秦国重农抑商、奖励耕战，除了锄头就是拳头，依靠掠夺性经济，思维单一，独尊法家，强调严刑峻法，没文化真可怕。而南方的楚国活着就是个异数，浪漫加拜鬼，崇尚巫术、喜欢跳大神，信仰原始宗教，以富于想象力的《楚辞》闻名于世。思想上偏向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相比之下，三晋更注重追求务实、变革，开放而不空谈礼法，崇侠尚义。算南北差异吧。
战国素有“诸侯异政、百官殊衣、文字异形”之说，但要详细说明这些区域差别，估计写十几万字的专著都不够。这里只就战国时期的文字和简要的体制差别说叨几句。
先说文字。老夫来美国后英语一直不咋的，对其带来的文化冲击感同身受。
上图来自妖火的网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异竟然这么大？》，不知他从哪疙瘩找来的。横排依次是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文字的写法，竖排依次是马安市者阳（繁体：陽）五个字的古写法。从图中可见，韩赵魏三晋的古字写法相近，但和秦字比较，只有安字看上去差不多，其他基本外文。齐国更为极端，和其他六国的文字比较就没看出什么相似之处。
据说战国时期也有普通话，叫雅言，主要用于贵族、官员、学者和术士之间交流，但国家之间的会盟或谈判依旧需要翻译。不同地方把翻译称作“寄”、“象”、“狄鞮”、“译”等等。至于小老百姓更是各讲各的方言，彼此很难沟通。记得以前听过福建朋友讲福清话，简直像听天书。
更重要的体制，限于篇幅只以秦、赵、楚为例简单说几句。一般认为，战国时期郡县制度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因为郡县的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有任期限制，不像诸侯、贵族领主那般可以世袭，也没有军权和地方自治权，更便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握。
楚国在春秋时期扩张最大，灭国最多，每灭一国就设立一个县，由王室分派人员管辖，开郡县制先河。按说王室的实力应该随着对外扩张逐渐增强，但没有。因为楚国贵族势力极大，比如屈、景、昭等世家大族在自己封地内一手遮天，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还拥有私人的军队，经常干预朝政，王室和贵族不时发生惨烈的流血冲突。春秋末年大贵族伍子胥叛逃，导致外人入侵，楚国历史差点儿到此为止，严重削弱了国家对外竞争的实力。
秦国则是另一个极端。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了贵族父死子继，永远享有封地赋税收入的世卿世禄制，打破了贵族的特权；建立以个人本事和能力，而不是血统出身为标准的官员体系；实行军功爵制，谁杀人越多分得土地越多，获得的爵位也越高；以郡县制取代过去的分封制，强化中央集权；严刑峻法，法律统一、赏罚严厉，农战结合，一门心思对外扩张。
赵国居于二者之间吧，通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建立强大的骑兵集团；实行郡县制，打破贵族垄断，选拔平民出将入相、强化中央集权；分割将相职权，改变过去中军将兼管军政最高事务的局面。不过赵国在战国时期虽然涌现出大批平民出身的名将名相，但朝堂上宗法贵族势力始终举足轻重。
都是老生常谈，但老夫才不管谁改革不彻底，谁欠揍，谁该打谁。老夫只求原因，一个纯军事的原因，即秦统一战争为什么得那么个打法？王翦为什么不是韩信？这才叫新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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